《明史陈文传》记载：”云南产银，民间用银器贸易，视内地三倍。”

早在古代，人们就已经开始用银进行贸易。不过，我国虽也产银，但仅为少量。自古以来，中国一直都是一个贫银国家。少到什么程度？我们大体可以从《明实录》银课收入中略知一二。

《明实录》银课收入

在历史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的白银主要从日本进口。而到了明朝时期，随着国内商品竞争力的增强，我国的海外贸易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国内获得白银的途径也变得更广。隆庆帝即位时期，美洲、欧洲等世界各地的经商者相继来到中国做生意，他们带来了大量的黄金白银，用以换取中国的茶叶、丝绸等抢手商品。

数据统计表明，在15世纪中期到16世纪中期，由海外流进国内的白银数额高达3亿3千万两，而在这其中，我国与日本贸易所获得的白银数额最多，达2亿两，仅次于日本之后的，为西班牙和葡萄牙，分别为8千多万两和4千多万两。

我国与西班牙和葡萄牙贸易量如此高，主要得益于当年世界白银的大规模开采。

我们都知道，哥伦布远航是为了寻找黄金，向外进行殖民扩张。之后，随着银矿被发现和开采，人们开始将目光投向白银。根据学者研究，16-18世纪，美洲地区共产出将近14万吨的白银，而西班牙殖民者从美洲地区掠取的白银就高达10万吨。

随着哥伦布远航，殖民者的对外扩张，拉丁美洲这块富含白银矿藏的土地被发现后，殖民者对其进行了疯狂的开采、挖掘。随着全球化贸易的发展，大量的白银不断流入我国。

海外贸易带来的巨额白银，大大改变了当时国内的社会状况，其中最为突出的表现在于白银成为了当时流通货币的第一选择。万历年间，“一条鞭法”的推行更是将白银的货币职能发挥到了极致，那个时候，白银在贸易活动中得到普及，并成为了商人买卖交易的一种新兴的支付方式。

古代铜币

到了19世纪之后，拉丁美洲民族反压迫意识越来越强烈，人民纷纷觉醒，起来反抗，自此白银采矿业一度被暂停，白银产量也随之剧减，这就意味着流入我国的白银数量也因此而减少。

到了晚清时期，随着殖民主义入侵，我国的白银不再是流入减少而已，更是向流出转变，且严重外流。我们都知道，鸦片战争后，清政府被迫签下了一系列不平等的条约，又是开放通商口岸，又是割地赔款，仅《南京条约》一共就赔款了两千一百万。

《南京条约》签约现场

另外，根据统计，在鸦片战争期间，英国从我国沿海地区掠夺了现金和白银高达7302894元银元，就单单这两项加起来，就是一个巨大的漏卮。另外，再加上其他的赔款等，最终导致 “银贵钱贱”的社会问题越为严重。

用马克思的话来说，那时的中国，“天朝的白银几近涸竭”。

《纪银钱价值》中记载：”今银价每两二千，较昔平时钱价益倍之，较贵时几及三倍。”

晚清时期，“银贵钱贱”给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带来了沉重的打击。由于银价一路飙升，人们手上的钱币变得越来越不值钱。具体影响，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老百姓手中的购买力降低，社会经济萧条

通常情况下，进行大宗的贸易多用银来代替钱，但是这种情况一般发生在政府身上，因为政府有银库，实力强，小老百姓无法比。清朝时期，主要的流通货币为制钱和银两。制钱单位为文，一串为一千文，相当于银一两。在那个时代，老百姓主要是用铜钱来交易。若是没有钱，那就拿自家的东西换成钱，再拿钱去购物，比如文献资料记载农民以“谷帛易钱，以钱购物”。

清朝百姓

自从银价上涨，老百姓的手中的购买力也随之下降。那些做小本生意的小商贩，本身的资金就不足够，加上生产规模比较小，因此很难抵抗市场经济风险。在银价上涨的情况下，生产经营商无法通过价格差来获得低薄的利润，就会直接停止了商业贸易活动。大批的人不做生意，社会经济随之变得萧条。

二、“赋役皆用银”，赋税负担加重

“银价之昂未有甚于今日者，京中纹银每两易制钱乃二千文，外省则每两易制钱二千二三百文不等”，“其势日就增加，尚无底止”。

在1821年到1836年间，等同数额的银两可以买到一石（大概100斤）的粮食，而到了1850年，则可以买到一石五斗六升的粮食，在这短暂的数十年时间里，农民的赋税负担比原来的提升了40-55%。

嘉道年间银钱比价、银购买力、钱购买力变化趋势折线图

银价上涨“牵一发而动全身”，对农业的影响也极为严重。

“银币耗，农夫织妇，毕岁勤动，低估以售之，所得之钱，不可输赋。”

农夫织妇，整年辛勤劳作，忙忙碌碌，不知付出多少血汗才获得丁点的粮食，拿去低价卖出，所换来的钱财，不足于交赋税。从中可以看出，当时的农民生活多么艰苦。种田本身就是一件极为辛苦的事情，既要生产投入，还随时要面临着天灾带来的颗粒无收，粮食减产的风险，另外还有沉重的赋税压着，老百姓苦不堪言。

另外，清朝时期，老百姓交纳赋税，只能交银不能直接给钱文。由于通货膨胀严重，制钱价值一再跌了又跌，最终，老百姓被沉重的赋税压得几乎喘不过气来。与此同时，随着“银贵钱贱”的问题越演越烈，官僚和地主为了摆脱负担，将债务转移到贫困的农民百姓身上，这更是大大加重了农民百姓的负担。

三、在手工业方面，“蚕棉得丰岁，而皆不偿本”

根据统计，道光年间，苏州一共有一万两千多台纺织机，而到了19世纪80年代时，仅剩五千多台而已。由于税收未减，百姓手上的实际收入又大幅度降低，在日益高涨的银价局势下，薄弱的小农经济根本没有办法维系正常的生产，为此手工业受到沉重打击也不可避免地发生。

总而言之，清朝的“银祸”，给中国带来了沉重的灾难。当年，中国用丝绸、茶叶等换取来的白银，最后自己一分都没有捞着，反而赔了个精光，全都归入到了他人口袋。从某种意义来看，中国是被抢穷的。“银贵钱贱”对整个清朝社会的影响巨大，这样的影响涉及到了社会、经济、民生等方方面面。由于国库亏空，负债累累，清政府一度陷入”税金不能入库，国家濒于破产”的危险境地，老百姓更是深受苦难。由于赋税沉重，官僚地主、商人压迫剥削严重，百姓民不聊生，被逼上绝路的群众百姓，铤而走险，走上了起义的道路。可以说，货币因素，即”银贵钱贱”的因素加速了清朝的灭亡。

参考资料
庆朝.《东华续录》
《清高宗实录》，中华书局
严中平.等.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 
《苏州织造李煦奏折》.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第四十五辑
中国近代金融史编写组.中国近代金融史 
刘秋根著：《明清高利贷资本》.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文 | 一木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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