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敬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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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正统十四年（1449）秋七月，瓦剌太师淮王也先率虎狼之师南下，攻克大同。
大明王朝的正统皇帝朱祁镇，时年二十三岁，正是一个激情澎湃且要一展宏图的热血青年。他经不起大伴太监王振的怂恿，御驾亲征，又把统帅大权悉数交予那个假男人瞎指挥，就是永乐皇帝留下的四朝大将军张辅也得唯命是从。
不料，毫不知兵也不善纳谏的王振，大权在握，一意孤行。最后，在无险可倚、无水可饮的荒凉高地土木堡，遭遇强敌劲弩，大明君臣，数十万人马，都被追兵瓮中捉鳖。
朱祁镇成为了也先的俘虏。
《女医·明妃传》中的霍建华版朱祁镇
皇帝被强敌俘虏，国家不可一日无君。
留守京师的吏部尚书王直、兵部侍郎于谦（兵部尚书邝埜从龙北征，在土木堡死于乱军之中，于谦成了兵部管主）等，为了稳定朝局，奏请皇太后下懿旨，请监国郕王即皇帝位，以绝也先挟帝南侵玩投鼠忌器的攻心计。
在一场攸关明朝存亡的危局中，“当是时，上下皆倚重谦，谦亦毅然以社稷安危为己任”（《明史•于谦传》）。
于谦说：“臣等诚忧国家，非为私计。”
正是由于于谦等大胆地改立景泰帝，英宗成为了不值钱的太上皇，使也先本想挟持英宗为一面南进开路的旗帜的价值丧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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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谦统兵反制，在不再投鼠忌器的情势下，打赢了京师保卫战。
于谦改立代宗，保住了明王朝，也保住了明英宗。同时放手一搏，联手石亨等对也先反戈一击。也先主动放还英宗，向明示好。
也先主动送回英宗，随后自立，自称大元田盛大可汗。他遣使向明朝朝贺元旦，于谦谏阻不与其往来。于谦在，他也不敢再度南犯。
《大明王朝1449》王庆祥版于谦
做了瓦剌可汗的也先，“恃强，日益骄，荒于酒色”（《明史·外国九·瓦剌传》），两年后被老部下阿剌知院杀之，母亲和妻子也被鞑靼来敌掠走。
这一场较量中，若非于谦临危受命、兵行险着，明王朝势必对皇帝被俘投鼠忌器，而很有可能成为了也先的囊中之物。
明英宗之孙明孝宗朱祐樘曾说：“逢时艰危，安内辑外，社稷之功，世永不忘。”“当皇祖北狩之时，正国步难危之日，乃能殚竭心膂，保障家邦，选将练兵，摧锋破敌，中外赖以宁谧，人心为之晏然，回銮有期。”（倪岳《少保兵部尚书肃愍于公神道碑铭》）
这是后话。朱祐樘复赠特进光禄大夫、柱国、太傅，“用昭旌崇之典，天语丁宁，垂之万世”，既是对其祖父英宗枉杀于谦认错，也是对于谦力挽狂澜的极力赞赏。
当然，明孝宗不好直言皇祖的恩将仇报，只是强调于谦“论功应赏，不幸为权奸所构，乃殒其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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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能使朱祐樘能以皇帝的名义为于谦平反，还得以其皇祖朱祁镇发动夺门之变，改变了于谦暗许所定的代宗世系。否则，他也不过一藩王。
土木堡之变发生，明朝本有皇太子，即朱祐樘的父亲朱见深（当时叫朱见濬）。他是英宗北征前所立的皇太子，年仅两岁，但理应即位。
但是，王直和于谦，并不立储君为皇帝，而是奏请皇太后改立郕王朱祁钰即皇帝位。
主少国疑。
不论忠臣如何忠诚，如果他想力挽狂澜，就必须得到一个成熟皇帝的支持。倘若皇帝少不更事，忠臣要想实行自己的主张，也不难有擅权盖主、恣意妄为之举。
就如清代康熙初年，四辅臣之首的索尼死后，鳌拜力图独专权柄，继续掌控辅政大权，那也招致了少年天子和举国上下的猜忌。即便他无意获取皇位、篡夺皇权、取代皇帝之举，也不免会被非议。
《康熙王朝》鳌拜威逼康熙
土木堡之变后，明英宗朱祁镇成了瓦剌兵的俘虏，而刚被立为皇太子的朱见深（当时还叫朱见濬），刚刚两岁，少不更事。
瓦剌兵推着英宗做南征的旗帜，蚕食着大明的疆土。如果于谦拥立两岁娃为皇帝，那么一切决定，还得于谦做最后的拍板人。不论于谦怎么忠心耿耿地护卫幼主，捍卫国家，那么都难保大臣们心生芥蒂或左右掣肘。
重返历史现场，于谦能在京师保卫战中，击溃瓦剌也先的阴谋，原因有三：一、以于谦为首，与王直、王文、陈循、石亨等绝大多数文臣武将和衷共济；二、他及时迎立已成年的朱祁钰，保证了危难之际国有长君，使英宗失去了投鼠忌器的皇帝效益；三、英宗之母孙太后继续以太后之尊，支持了于谦等在非常时期的非常之举。
如果于谦拥立朱见深，那么孙太后就成了太皇太后，不好再做负总责的最高领导人。不论怎样遥尊英宗为太上皇，也还是要敬若神明，因为他是皇帝的生父，不配合也先的阴谋，那就是不孝不忠。而被迫迎英宗，就是配合也先阴谋卖国。这一切的罪责，除了让放手一搏拯救大明劫的于谦身陷两难境地，而且还要背负欺主幼稚、别有用心的罪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