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以“五族共和”为根本法的中华民国应运而生，有着悠久历史的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在新的国家政体下获得新生。然而，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列强却没有放弃对我国西南边疆的觊觎。他们趁民国初立的特殊时期，利用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暂时出现的不正常状况，图谋将西藏地方从中国分裂出去，积极策划了“西姆拉会议”。内外交困的民国政府在英国人面前不得不有所妥协。民国大总统袁世凯出于镇压革命党发动的“二次革命”的需要，屈从于压力，派代表参加了英国手策划的“西姆拉会议”。会上，作为英属印度外务大臣的英方代表麦克马洪企图利用此次会议一劳永逸地实现所谓“缓冲国”和“占领边界”计划，为此还专门提出了划分“内外藏”的方案，妄图以此为基础来处理“西藏问题”。中国中央政府的代表为了不得罪英国人，虽数度委屈迁就，但最终会议因麦克马洪野心太大，超过了民国政府所能接受的限度而破裂。
1916年6月，民国大总统袁世凯病故。中国历史开始经历更加黑暗的军阀混战阶段，不同派系的军阀在各帝国主义国家的支持下为争夺地盘而混战不已，中央政府的总统、执政也频频换人。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英国的战略重心发生转移。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开始不停地催促中国与其重开关于“西藏问题”的谈判。一年内，他就先后九次试图逼迫北洋政府重启谈判。面对这般催逼与压力，不难想象陷于军阀混战的孱弱的北洋政府对“西藏问题”会采取什么办法。但历史就是历史，正是“五四运动”的爆发改变了北京政府，也影响了中国人民，最终改变了中英关于“西藏问题”交涉的格局，成就了中国在涉藏事务上的初步胜利。
二
1919年5月2日，林长民在《晨报》发表文章：“昨得梁任公先生巴黎来电，略谓：青岛问题，因日使力争结果，英、法颇为所动，闻将直接交于日本云云……今果至此，则胶州亡矣！山东亡矣！国不国矣!”[1]应该说，此文影响较大，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五四运动”的催化剂。
“五四运动”是一场以救国爱国为目的的全国性的群众运动，在运动中民众所迸发出的爱国热情和力量是巨大的，对北洋政府的打击和教训无疑更是不可估量的。时人高呼的“内惩国贼，外争主权”“反对秘密外交”的口号给北京政府上了重要的一课，奉行秘密外交出卖国权者的下场也足以令北京政府中的一些人胆寒却步。其时，遍及全国20多个省100多个城市的全国性的请愿游行运动、三罢运动、抵制日货运动、拒签合约运动等的打击更是使北洋政府感受到了民意不可违的道理。当时的学生“今日这一个团体开会发宣言，明日那一个团体请愿，游行大示威”。[2]大家每天都在为国家大事忙碌：天安门前开起了大会，总统府外响起了请愿声，十字路口的演讲则此起彼伏。从相关材料看，当时民众认定北洋政府只要签署“凡尔赛和约”就是卖国；因此，反对签约的电报像雪片一样飞向巴黎。对北洋政府而言“巴黎和会”上的一举一动已经不简单是外交问题，而是直接关系到国内政局的内政问题。
由此，北洋政府在与英国就涉藏事务的交涉时不得不将“五四运动”的大背景纳入到对“西藏问题”的考虑中，不敢轻言妥协。
1919年5月10日，英国公使驻华朱尔典与时任中国外交部次长的陈箓举行会谈。期间，朱尔典不断询问何时重启“西藏问题”的谈判，而陈箓的答复是：“因青岛问题，已引起国人对领土问题注意，西藏事务，恐难办理。”[3]直接道出了五四风潮对政府处理“西藏问题”的影响。至5月20日，当朱尔典再次就“西藏问题”询问中国外交部时，陈箓未改态度：“今年以来，贵使又向本次长迭次催办，而本次长愿望能解决‘西藏问题’之心，当较贵使为愈切，惟以本国现状观之，实难预料，该问题关系重大，中央得负责与否，本次长实难预料，以为政府所处地位困难之实在情形也。”[4]这里陈箓所指的“本国现状”，非常明确。足见“五四运动”所激起的关于领土主权问题的爱国行为，使北洋政府感到畏惧，不敢沿袭过去所为。
5月30日，英国政府不顾基本的外交礼节，对中国政府催促再三。中国“外交部以边藏停战期限将次届满，再予拒绝，难免藏番借端重行内侵，川边军备久虚，深恐遭其蹂躏”，[5]提出四条方案：“(一)打箭炉、里塘、巴塘三土司地仍归川省；（二）察木多、八宿、类乌齐各呼图克图及三十九族土司所属划归外藏；（三）瞻对、德格及昆仑山以南当拉岭三十九族、德格土司以北青海南部之地划归西藏；(四）滇、新省界仍旧。”[6]这些条款照抄早在1915年就由顾维钧向朱尔典提出但为英国拒绝。可以看出，北洋政府面对英人的多次催逼不得不提出议案的心态。在这次交涉中，北洋政府虽有所妥协，但我们仍可看出“五四运动”对解决藏案态度的影响。陈箓表示：此事本国政府渴望解决与贵公使具有同心，惟体察全国民意，对于本问题亦不能不有相当之斟酌。”[7]正是考虑到民意，北洋政府才没有在“西藏问题”上走得更远，而尊重民意无疑是“五四运动”给北洋政府带来的最大教训。无疑，英国政府对此再次拒绝。8月13日，朱尔典带着英国政府和英属印度政府商妥的解决“西藏问题”的方案，再次试图与陈箓进行商谈。当讨论到昆仑山以南、当拉岭以北的地界怎样划分时，朱尔典坚持该地应划归外藏，并表示：“此处离拉萨太近，不愿中国在彼驻兵，致起冲突，必须划归西藏。且该处系不毛之地，不知中国力争，何所取义？”对此，陈箓回答道：“该地系青海辖境，政府无权变更领土，以故不能不有所坚持，但为预防冲突起见，中国可以保证将来在该地—切维持现状。”[8]显然，这一时期，北洋政府在与英国人打交道时，立场较往日变得强硬且鲜明，以“政府无权变更领土”一再拒绝了英人的无理要求。回顾民国建立以来关于领土问题的交涉，包括青岛、西藏在内，哪一次不是“政府亲自变更领土”，而恰恰是“五四运动”，使北洋政府意识到了无权擅让领土，必须遵从民意之理。
此后，外交部不得不把会谈结果提到国务会议讨论时，遇到强烈反对。不少人提出“以察木多、乍丫等处清末划归边务大臣管辖，民国以来业经设有县治，参议院选举区表亦经列入，并载在职员录，如划归西藏，恐激起全国反对。查各处前清旧制，本设有粮员、塘汛，此次如照旧界归藏，应与英使声明，我设有粮员、塘汛当一如旧制，庶中央稍可以谢全国。”[9]8月26日，国务会议仍然难以达成基本的共识，遂决定暂从缓议，做出这一决定的主要原因就是“恐激起全国反对”，害怕在“西藏问题”上妥协招致反对风潮。随后，当朱尔典问及中国方面突然中止谈判的原因时，陈箓直白地表示“国务院担心公众对待‘西藏问题’象对待‘山东问题’一样愤怒”，显然是因为“民众对领土问题的关注在‘山东问题’中已被唤起，那么中央政府在其他有关领土问题上的任何异常举动都会立即引发人民对政府的不满”，而“中国政府却没有强大到可以站在‘山东问题’所引发的社会风潮的风口浪尖上再去对付另一个全国性的风潮”。[10]这就更加清楚地道出了“山东问题”所引发的五四风潮给政府造成的“担心”。这种“担心”使得北洋政府无法就涉藏事务与英国人继续商议。
三
自所谓“西藏问题”在1919年8月26日被国务会议“暂从缓议”后，中国方面转而以要考察民众意见为由，一再表示“缓议”，从而使英国企图迅速解决“西藏问题”的企图破灭。8月28日，英使朱尔典再次请见北洋政府总理龚心湛，希望事情还能有转圜余地，但龚的态度与其他要员无异。龚心湛表示：“自5月30日中国提出建议以来，情况发生了变化，公众和国会的意见使推迟谈判成为必要。”[11]9月3日，朱尔典面见北洋政府总统徐世昌，得到的答复依旧类似，理由还是需考察民众意见。徐世昌对朱尔典表示：“欧战的结束在各地引起了不安的情绪，中国陷入一片愤怒的混乱之中，且目前虽然与西藏有密切关系的四川与中央政府的联系中断，但政府必须咨询四川的意见，鉴于此，政府要考虑以下三个条件才能更好地解决藏案：（一)须电四川、川边派员来京接洽；（二）向国会报告会谈进展情况；（三）在签字前协定提交国会通过。”[12]徐世昌所提出的议约三原则从“五四运动”中得到的教训，即尊重民意、尊重国会作为对英交涉的根本原则，并在这一原则下处理涉藏事务。
这期间，英人对我西藏事务的干涉引起许多爱国之士的强烈不满，他们不断上书中央政府，为挫败英人图谋献计献策。其中曾任西藏办事长官的陆兴祺认为：
英人外交之得手，全侍阴鸷诡秘。故虽往往牺牲他人之主权、土地，以博己国之利权。而又能使为所牺牲者。仍引为缓急可侍之良友。此真足令人惊叹者也！我若更为之代守秘密，岂非更堕其术中。现在我国报纸，虽兼有载及藏事者，大抵皆如隔靴搔痒，似不妨将英人谋藏历史——均暗示我国自开之报馆，限于何日一起登载，英必抗阻不及，并加以批评，是共知英人侵掠野心与汉藏至今纠纷莫解之故，以便引起各国注意，与国人奋起抵抗之心。因弱国外交，苟非得他国反对与全国否认，无不失败之理。[13]
我们认真梳理这个时期的相关情况，感觉他的意见引起了政府高层的特别重视。1919年9月5日，北洋政府通电与西藏地方毗连的各省，公布了1913年“西姆拉会议”以来有关“西藏问题”交涉的部分内容，征询各相关省份对藏案的意见，史称“歌电”。[14]通电表示：“所称界线较前次之会议实已大有进步，若不乘此议结，中藏势必日益隔阂，将来恐无恢复之日。”[15]希望以此来试探舆论的意见。
“歌电”一出，举国舆论大哗。川、滇、甘、青地方大员立即发表通电，表示坚决反对北洋政府与英国议和，声讨英国的分裂行径，并斥责北洋政府妥协退让。
反应尤为强烈的是甘边宁海镇守使马麒，他援引历史地理的证据，证明西藏为中国领土，明确指出：
袁大总统派员与英使会议时，未尝详细考查青海地理，亦未尝电知甘边，征求意见，遂至成此巨谬！若果以此议结，与将青海全部划归西藏之初议，相去几何？此次继续开议，不闻根据地理与英使明辩力争，以追正前失，乃谓英使大有让步！果系辗转传讹，尚未察觉耶？抑谓青海地势，无关轻重耶？
年来藏人虽攻陷川边十余县，而兵力尚未能越当拉岭以北，今川边划界，已为奇耻，乃欲并甘肃素所管辖、藏兵力所未及之地，割以奉之，蹙地千里，辱国已甚！
西藏本中国属土，多年来与川边构怨，兄弟阋墙，自应兄弟解决，万不能任他人从旁干预。吾国苟有一息生气，所有划界会议，应从根本否定。此约一签，终古难复，大好河山，一笔断送，凡属五族，谁不解体？四川熊督谓：‘西藏问题’大于青岛十倍。洵为不刊之论。事关国家存亡，此而不言，将使他族谓中国无人，麒实耻之！麒实愤之！是以披肝露胆，沥血以告。[16]
马麒的“艳电”发出后，在国内引起了轩然大波，有人称其为“最有价值的反声”，[17]一时间“西藏问题”成为了社会关注的热点，形成强大的社会舆论。
其时，相关各省政要也都先后通电北京，指出“西藏问题”为中国内政，不容外人干涉：
“前与藏番休战拟定暂时退兵地点，系一时权宜之计，川边划界不能以此为凭”；“川边行政区域早经改土归流，且地属西康，不得认为藏地；西藏为中国领土，能否许以自治，中国自有主权，无庸他人代为要求，尤不得以川边、青海、新疆各地划入西藏自治区域；民国四年将察木多划归外藏之案，不能援以为据；川边与藏番商议停战，系一时权宜之计，北京对于所定条件并未承认，则其划界办法尤可置之不理”；“西藏自治，部商未决，万不能认为事实，中国派兵入藏，非他国所得干涉”；[18]“西藏属我领土，其民族为组织民国之一部分，自治与否，统属内政，绝不容人干涉，损我主权”。[19]
与此同时，全国各界也纷纷致电北洋政府，强烈反对英国干涉西藏事务，并谴责政府做出妥协。
云贵川陕协会通电：
西藏为吾国屏藩，幅员广数千里，年来外因欧战复政争，英人乘间思逞播弄藏民脱离祖国。西米拉会议英藏提议中国当认西藏有完全自主自治权，西藏一切内治外交不受中国政府之掣肘，又西藏与中国以打箭炉为界云云。是直视西藏如我藩封且划我川边若干地方为彼所有也。夫民国成立，积五族组织共和，英人思启封疆，恒以我驻边军士虐待藏民为词意图煽惑，启其奸谋。[20]
川滇黔陕四省协会向全国各界发出“国民外交”的号召：
际此一发千钧，尚望联络一致，急起直追，严密监视政府对藏之行动，勿许断送。一面直接间接，用种种良法鼓动民气，誓死力争，以国民外交，作政务后援，务期博得最后之胜利而后已。须知兄弟阋墙，外御其辱，内争为一事，外敌又为一事。幸勿遗误机会……前途庶其有豸。[21]
四川省议会议案也指出：
“边藏幅员百倍于青岛，利害关系亦远过于青岛……查川边原系内地领土……平定内乱系我内政范围，无外人置喙余地，藏既属我，何有于边。如承认其划界，不啻默认西藏与中国脱离关系，藏番与中国立于对等，英国为第三者之干预，损权辱国莫此为甚。且光绪三十二年中英新定藏印条约第二款，亦曾声明英国国家允不占并藏境，不干涉西藏一切政治，据此条约西藏内政英人且不能干涉。西康系川边境内，英人更无过问之权。”[22]因此要求“通电南北政府，尽力一致拒绝英使干预川边划界事……此为外交先决问题，宜与全国一致反对，并匡救北庭外交之错误。”[23]
江苏省教育会及其他十一团体也联名致电北京“谓关于‘西藏问题’英国条件悉侵犯主权，幸勿让步为要”。[24]
此时，国内进步报刊也密切关注“西藏问题”的交涉情况，进行跟踪报道，并对“西藏问题”产生的原因进行了分析探讨。《晨报》于9月16日发表专论，反对北洋政府向英国妥协：
“西藏之为中国领土，殆数百年于兹矣，垂诸史乘，载在约法，固我国唯一主权之支配，而不容他人有所干预于其间也”。因此“西藏自治问题，乃容许英人干涉，而与开中英藏委员之会议，已为根本上之错误，乃至划界一节之争议……我政府当自觉敷衍之不可为国也”。[25]
此事件的影响更是迅速扩展到海外，在国外的中国留学生也积极行动起来，其中就有留学日本的学生表示：
夫西藏者，中国之版图也，领土主权，自始属我。故满清时，曾设理藩院统治全藏事务……民国创造之初，宣布五族共和，旗成五色，政尚平等，于各番属地，均一视同仁，无阶级之分。内载吾国约法，外告东西友邦，国内国外，欢跃赞同。当时各友邦之承认民国，对于汉、满、蒙、回、藏五族组织民国之宣言，以及汉、满、蒙、回、藏五族人民所据有之地域，纯为吾国领土之布告，未闻有何等之异议，亦未尝提出何项之限制。即英人亦无否认西藏为我领土之论……此事关系我国存亡，万不可轻为让步，以造将来无穷之巨祸。盖英人侵略西藏之目的一达，则可以侵入四川。倘四川归英掌握，则可顺大江东下，而图谋各省矣。呜呼，瓜分之祸已兆边陲，蚕食之患将及内部……诸公果欲保全西藏，拥护国权，则对英交涉，不宜稍让。对于边藏，速取决然之处置，切不可敷衍迁延，致蹈外蒙以往之覆辙。遂使大好河山，逐渐分裂，浩浩神州，受制异族也。[26]
更有留学生痛斥：“吾国当局只有党派之争，无暇及守土之计，以致欧洲大战之机，而不能利用以解决中英悬案，致使他人先发制我，补牢无策，贻误时机，莫此为甚。”[27]
以上种种，足见民众对“西藏问题”的意见在“歌电”发出后的第一时间内就进入高潮，颇具广泛性和深刻性。
试析之，首先是“五四运动”使民众心目中大一统的多民族国家观念得以强化，主权意识高度觉醒。运动爆发的直接导火索就是中国在巴黎和会上关于“山东问题”交涉的失败。中国民众无论如何都不能容忍疆土分裂的耻辱，于是为了山东的主权与民国政府的媚外政策进行了殊死的斗争。在声势浩大的“五四运动”中人们又以现代的主权理论据理力争，更是使现代的主权观念得以大范围传播，并最终促使民众高度觉醒，决不容忍领土丧失。
其次，“五四运动”不仅使得人们的主权观念高度觉醒，更是使人们的国家责任意识全面觉醒，激发了人们参与政治的热情。“五四运动”前，中国民众的国家意识是极其淡漠的，只有少数精英分子在为国家命运而奔走呼号。虽然近代也出现过“三元里抗英”等斗争壮举，但也只是一部分人在特定时期被迫起来的反抗，而多数民众对国家事务都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
正是这场全国性的政治风潮在全国民众中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一方面运动的成功使得参加者以更加积极的心态投身于日后的斗争运动，承担起了天下存亡的历史重任；另一方面，运动中的爱国主义宣传和全国性爱国运动的推进更是深深地触动了广大民众，不仅使他们看到了国家的危机，更意识到了对国家的责任。于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国家责任意识开始植根于更广泛的民众心里。于是，当国家再次面临危难时，这种在“五四运动”中得到升华并深植于民众心里的国家责任意识自然会强烈喷发。
同时，“五四运动”中“国民外交”的胜利，更是为日后国民参与外交政治斗争确立了榜样。“五四运动”之前，外交事务仅仅是少数政治家和当权者的事务，而“五四运动”中全国人民都成为了外交的主体。他们积极参与国家外交事务，对内要求政府维护民族利益不可妥协退让，对外极力谴责西方列强的强权行为，用自己的力量去影响政府的外交决策，并最终促使中国取得了“巴黎和会”外交上的胜利。这种斗争手段的胜利所带来的示范和引导作用都是无限的，它极大地鼓舞了人民参与外交的积极性，从而在日后的国家涉外事务中，民众的积极参与成为必然，以“国民外交”来影响政府决策也成为了人们首选的斗争形式。
还应该看到，“五四运动”使得民众“国民外交”的经验得到长足的提高。“五四运动”前，民众往往强调“为政府后盾”，而“五四运动”中人们对帝国主义的本质都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将内除国贼和外争国权结合起来考虑，不仅严厉斥责帝国主义，要求外争主权共御外辱，同时也坚决反对媚外的本国政府。
“五四运动”留给人们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那就是使国民承担对国家的责任成为自觉。它以空前的规模极大地触动了广大国民国家意识的全面觉醒，刺激了人民在实践层面的政治参与的积极性，不断地把国家意识转化为实际的斗争实践。而国民对国家的责任要化为何种具体的政治参与形式，运动中“国民外交”的胜利又提供了一个示范，鼓舞民众继续以此形式进行斗争。
由此，当民众面对涉及中国领土主权的“西藏问题”时，经过运动洗礼，爱国热情空前高涨，主权意识和国家责任意识也已高度觉醒。他们再也不能坐视帝国主义国家的任意宰割，听任政府的妥协退让，纷纷为国家命运做出自己的努力，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可以影响政府的外交决策。这样，民众对“西藏问题”的关心和向政府提出关于藏事处理的意见便在“歌电”发出后一触即发，形成了一次举国瞩目的“西藏热”。而民众反应之快、认识之深刻、斗争目标之一致也是与“五四运动”的经验密切联系的。无疑“五四运动”这一斗争实践为发生在其后仅几个月时间的“西藏问题”的斗争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决定了民众在“西藏问题”上的斗争形式和技巧。由此，我们可以说此期间“西藏热”的形成就是“五四运动”的连锁反应，运动的洗礼为广大民众的“西藏热”作了浓墨重彩的铺垫，使得“西藏热”与“五四运动”具有一种深层次的联系性。
1919年10月22日，外交部次长陈箓以更加充分的理由回复了英人朱尔典“中国政府还未准备恢复西藏问题的谈判，四川和云南的电报证明民众强烈反对谈判”“‘西藏问题’现在在中国被视为是比‘山东问题’更重要的问题，现在关于‘西藏问题’所达成的解决方法都将招致公众的愤怒且造成排英风潮”。[28]面对这一状况，朱尔典也不得不承认“‘山东问题’继续吸引公众的注意，在‘山东问题’未解决的情况下触及‘西藏问题’公众有一种强烈的不安情绪”。[29]此时，舆论的力量确实发挥了作用，并成功地影响了政府的外交决策，而北洋政府则顺势将其作为与英国周旋的手段，使民众的意见成为左右交涉进展且又使英国无可奈何的关键因素。
四
正是在支持政府挽救西藏命运、斥责英国插手西藏事务的呼声中，北洋政府对外交涉的立场逐渐发生了变化。12月3日，朱尔典会见陈箓。陈箓罕见地强硬表达了中国的立场：“中国不明白大英帝国为什么要插手中国和西藏地方之间的事务，这是中国的内政，中国有自己的解决方法……而如果英人不再干涉，中国就能直接与西藏解决问题。”[30]态度和立场都表现得超乎寻常的强硬。同日，中国外交部还给驻英公使施肇基去电，以正式公文的形式向英国表达了中方对藏案的处理态度。通电指出：
盖全国人民视藏案较山东问题尤重，现因山东问题以激起排斥日货风潮，若同时提议藏事，必又惹起激烈反对。前此与朱使不正式接洽，各方面已纷电诘责，可见一斑。英国在华商务极盛，倘因此发生同样风潮，不将非中国之愿，抑亦非英国之利。况西藏情形与外蒙相类，现外蒙已自请取消自治，对于藏事，政府方在与英议定条约，尤难邀国民谅解。[31]
虽然北洋政府婉言拒绝了英人继续议约的要求，但立场却异常坚定。这些事实与1919年之前中英交涉中中国的一次次妥协退让形成了鲜明对比。前有“五四运动”的冲击，使政府不得不顾及“若同时提议藏事，必又惹起激烈反对”，使得孱弱的北洋政府以民众为后盾挺直腰杆，最终在“西藏问题”上没有屈服于英人，坚守了底线原则。
面对中国政府的强硬态度，朱尔典在任期间续议之事只好作罢。但英人却没有就此罢手，至1921年华盛顿会议召开前夕，英国外交大臣寇松于8月26日再次提出“西藏问题”。他出示一份备忘录，催逼北洋政府开议藏事并许诺在边界划分上拟采纳中国的主张：“英政府现拟请中政府在伦敦或北京重行开议，勿在迟延……此事如不从速续议，英政府以为对于西藏为自治国一层不便再稽承诺，嗣后对藏拟以自治国待之……果能重新开议，当可根据一九—四年草约加以修改，以求合于一九一九年中国提案内所表示之意愿，英政府允竭力设法，使西藏对于中国能满意之解决为之承认。”[32]面对英人的些许让步，以民众为后盾的北洋政府的答复一如既往：“嗣国内各方面对于此事颇表反对，据段督办意见，此案较青岛尤为重大，国内风潮甫平，此时如必续议藏案，恐不免牵动全局，阁员亦多数主张缓议……致政府主张缓商，实因国内朝野上下多持异议，恐酿风潮，不能不出以慎重。”[33]同时“各方面均有牵涉，非得全国充分谅解不能率尔定义”，[34]于是决定华盛顿会议之后再议。民国政府以尊重民意为由拒绝了英国所谓“来之不易”的让步。显然，英国的让步为时已晚，如果在袁世凯统治时期提出，袁世凯也许会迫不及待地与英人签约，但是在“五四运动”之后，北洋政府的立场已发生根本性转变，不可能冒天下之大不韪再与英人进行任何谈判。因为他们深知经过五四洗礼的中国人民已不会容忍政府在“西藏问题”上的任何妥协，而同时“歌电”事件中民众的强烈呼声也使孱弱的民国政府可以与英人周旋，既不直接得罪英国，又守住了本应坚持却又难以坚持的底线。
在中方拒绝了寇松声明，使英国以“西姆拉条约”为借口作最后挽救的企图破灭后就不了了之。此后英国意识到以传统的外交手段压迫中国放弃西藏地方的方式已成为过去，于是开始了“武装西藏”的新政策，继续对西藏进行殖民主义侵略。显然，使英国侵略手段转向的重要因素就是民国政府对外交谈判的一次次的拖延和拒绝，而此种举动又是与其外交立场的不断坚定相联系的。中国政府这种一改往日作风的强硬立场使得英国企图把西藏地方分裂出去的幻想成为泡影，也使中国在涉藏事务上渡过了最危急的时刻。
寻根探源，民国政府外交上的不断强硬正是以“五四运动”为内在动因的，是民众的爱国热情和力量使民国政府在处理同是有关领土主权的“西藏问题”时望“山东问题”引起的“五四运动”而畏，慑于民众风潮而不敢做出任何妥协。由是，民国政府在对外交涉上不断表示“‘山东问题’已酿风潮”“‘西藏问题’比‘青岛问题’尤为重大”从而“恐再酿风潮”，回绝了英人。其后，由于“歌电”激起全国民众的强烈反响，民国政府更是有了充足的底气，遂以“国内各方面对于此事颇事反对”“阁员亦多数主张缓议”，理直气壮地回绝了英人。由此，我们可以说正是“五四运动”这场全国性的民众运动的打击使民国政府望而生畏，从此开始接受教训，懂得要尊重民主、尊重民意，不敢再擅自割让领土出卖国权，在外交上立场也因以民众做后盾而日趋强硬，最终改变了中英关于“西藏问题”交涉的格局。
五
英国人一手策划的“西藏问题”最终得以顺利解决，正是源于“五四运动”这一具有转折意义的全国性政治运动。它使民国政府受到重创，从而慑于波涛汹涌的民众运动的打击，不敢再做妥协。同时，运动对中国人民的启迪和鼓舞更是巨大的，它对人们主权意识的强化、国家责任意识的开启与国民外交斗争形式的树立，以及对人们在边疆问题上的反应和斗争都起到了重要的影响。经过“五四运动”洗礼的中国人民，此时已不可能坐视北洋政府在“西藏问题”上的任何妥协。而最终民众这种巨大的力量又成功地影响了政府的外交决策，使孱弱的民国政府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放弃对西藏地方的主权。由此，两方面因素的合力使自民国建立以来关于“西藏问题”交涉中，中央政府处处妥协退让的外交格局得以改变，成就了中国在涉藏事务上的巨大转折，并适时派出了“甘肃代表团”前往西藏，首次突破英国人的阻扰，密切了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的交往，使得西藏地方的命运没有按照英国人预设的轨道滑落，改写了“西藏地方史”，更是改写了“中国近代史”。
综上所述，1919年的“西藏热”是与“五四运动”密切相关的。正是这一具有广泛性和深刻性的国家大事，使得原本处于“化外之地”的西藏一下子跳入人们视野的中心，形成了广泛的“西藏热”。正是这种“关注”使得民国政府注意谨慎处理涉藏事务。由此，可以说，涉藏事务永远是和国家大势紧密关联的。我们注意到即使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日子，亦有作者专门撰写名为《五四运动与边疆学生》的文章[35]提到在国难当头之际“我边疆学生们亦不可袖手旁观，漠不关心。应该积极地奋发努力，以继我历史上光荣的学生运动。尤其是对于汉奸，要有除恶无尽的决心，尽到我们最大的责任……我边疆学生界，应即组织铲除汉奸网。严密检举汉奸，以辅助军政机关耳目所不及。这是当前一个最急要的任务。”此事亦可见“五四运动”对边疆学生的影响，乃至对边疆工作者的影响。所以，回顾历史上的“西藏热”自然不乏现实意义，值得研究者深思。
按，作者喜饶尼玛( 1955—) ，藏族，四川炉霍人，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西藏近代历史文化研究；泽仁翁姆( 1990—) ，女，藏族，四川康定人，在读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康藏近代历史研究。原文载《西藏研究》2019年第1期。图片来源，网络。原文注脚已删除，为便于读者了解原文引用史料或特别说明之处，正文中用“[1][2][3]”等字样标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