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是大多数人的一生，也是一个国家变强大的过程。
如果有台时光机，是否想穿越到70年前的中国，看看那时的国家和人民都是什么样的面貌。
由苏联摄影师拍摄的纪录片《中国的重生》经过修复后，帮我们实现了这一愿望。
《中国的重生》由苏联派出的一支25人的纪录片摄影师队伍在1949至1950间摄制，因历史原因尘封了几十年后重见天日。
该系列纪录片一共6集，主题分别为《中苏友谊》、《开国大典》、《老上海》、《老北京》、《解放战争》、《新与旧》。
透过《中国的重生》，我们能看到70年前，很多不为人熟知的画面和故事。
1949年10月1日，这是一个改变历史的日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这一天在北京举行了开国大典。
不论是新一届的领导班子，还是无党派人士，亦或是普通民众，他们举手投足之间都透露着自信与骄傲。
我们也有幸看到原来他们都曾那么开心的笑过，因为他们都在期待一个美好的未来和新时代的到来。
国家大事之外还有市井生活。
当时的街道上，随处可见在追求物质生活和精神享受的老百姓，他们玩套娃游戏、吹糖人、捞金鱼……
闲来无事的人还可以在故宫边上的护城河钓鱼，这在现在可是想都不敢想的事儿。
北京天桥也不似现在，被钢筋水泥的现代化包围，失去了当年能人异士、街头艺人汇集的生气。
可在纪录片《中国的重生》中，得以通过彩色的画面，看到当年北京天桥的样子。
俨然是文人的聚会之地，俗人的踏青场所，有茶肆、酒楼、饭馆等饮食摊点，不分贫贱，达官贵人、平民百姓都可光临。
这里有五行八作，有三教九流，是普通百姓的游乐场，也是北京最大的集市，更少不了为人助兴的打拳、卖艺、说书、唱曲等娱乐形式。
70年前的上海与北京不同，黄浦江上能看见大大小小的木船，它们都不是渔船，而是底层人民居住的场所。
由于负担不起高额的租金，他们只能寄生于木船上，在河中漂流，这些在水上生活的人家被称为“山水人家”。
由木船构成的山水人家，互相之间形成了完整的社会生态链。
有小餐馆、百货商店，学校、医院等，有些人一辈子都在船上度过，直到解放后，他们才被安置到石库门居住。
石库门是一种融汇了西方文化和中国传统民居特点的新型建筑，一般为三开间或五开间。
用他们的话说，摇摇晃晃了几十年，总算体验了一番住豪宅的感觉。
打倒土豪劣绅，翻身做主人的画面也能从这部纪录片中看到。
解放后，农民们都成了国家的主人，他们不再忍受地主们的欺压，纷纷站起来对封建阶级进行批斗。
批斗时会有军队在一旁监督，防止群众做出过激行为。
这一时期，自然少不了苏联老大哥的身影。
1950年，《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中国迎来了苏联文化潮。
数以千计的中国工人和大学生被派去苏联学习，中国青年开始大规模学习俄语、俄罗斯舞蹈和文化。
当时在北京的一家单位，组建了业余舞蹈团，所有工作人员下班后都会停留一个小时，为的是一起跳苏联的舞蹈。
《喀秋莎》、《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成了国民爆款，《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是男女结婚时，必送的彩礼之一。
连苏联人都打趣道，《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其实是一首中国民歌，因为街头巷尾、男女老少都会唱。
亚历山大·法捷耶夫等苏联著名作家也会来中国访问，列夫·托尔斯泰、奥斯特洛夫斯基等人作品都被编进了中国中小学教材。
在文盲率接近80%的50年代，他们的文学作品在中国都能出版印刷上百万册。
除此之外，苏联还为中国带来了完整的工业体系。
作为世界上第一个承认中国政权的国家，初期对中国的发展给予了很大的帮助，新建了大约200座工厂。
镜头之下，苏联摄影师记录了对解放战争起到决定性的渡江战役。
平时我们都是在电视剧里看，这次却是实打实的影像资料，战争惨烈的真实性活生生的呈现在眼前。
被炮弹打翻的木船上挂着数名士兵，他们因为不懂水性不敢撒手，可子弹却不停地从他们身边飞过。
一些水性好的士兵冒着生命危险游到对岸，头都不回只身继续投入到战斗中。
画风一变，纪录片告诉了我们渡江战役为何会赢？
因为人民的军队为人民，人民才会爱它，不遗余力的支持它。
他们的背后都背着“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标语，每一个士兵都恪尽职守，不越线一步。
有时候看多了抗日神剧，总会心生怀疑，八路军和解放军真的那么亲民吗？
在《中国的重生》中我们看到了，这些来自农村的子弟兵确实用他们的实际行动与群众打成一片。
到了农民家里，不打家劫舍、不杀人放火，而是帮他们缝缝补补、砍柴挑水，扫院子、盖房子……
因为他们心中都有一个共同的理想，早日实现中国的统一。
当然，《中国的重生》也没有回避那时的中国所面临的困境。
在上海，阶级分化严重，条件好点的还可以住卫生条件极差的棚户区，以捡垃圾为生。
享受不到同等条件的贫苦百姓只能露宿街头，过着吃不饱、穿不暖的日子。
如今的黄包车已成了景区的观光体验项目，当时人力车夫却是一大家子的经济支柱，用体力赚钱养活下一代。
老舍先生的长篇小说《骆驼祥子》里描述过车夫祥子的生活。
勤劳善良的他来到大城市，渴望用自己的诚实劳动换来一辆属于自己的车，然后实现自食其力的生活，所以他一直在努力。
那时的中国人大多数都是样子一类的人，巨大的贫富差距，让他们奋斗一辈子都可能买不起橱窗里的皮草。
但是他们都在一边羡慕着富裕的生活，一边勤勤恳恳的工作，为的是一家老小，为的是不成为“社会垃圾”。
文化程度低也是初期中国面临的巨大问题，超过80%的中国人都是文盲，小孩子只有五分之一可以接受教育。
而少年又是国之根本，教育则是基石，种种原因导致中国羸弱，被人欺凌。
中国人在租界的欧式建筑外的空地上打个盹都会被驱赶，他们会没日没夜的使用中国劳工，直至累死。
甚至在英国建造的赛狗场外，挂着这样一个牌子，“犬与华人不准入内”。
这是真实存在的欺辱性标语，并非像部分人所说，这只是矫情的民族主义的煽动。
但这一切困难在为中华崛起而献身的伟人们面前并不是不可战胜的，以毛主席为首的领导班子，他们在开国大典之前，居住在郊外的小别墅里。
说是小别墅，其实就是一栋简陋的小楼；会议室是一张长桌加十几条板凳，睡的床是干草加木板。
周围的居民可以随意进来和中国未来的领导人打招呼，交换治国意见。
吃的也与民众无异。
餐馆是由凉席搭成的简易棚子，坐的也不是什么梨花木雕的椅子，而是长条凳。
就是这群不讲究衣食住行的人，解放了全中国、改革了土地私有化、废除了旧制度，拼命发展经济、支持教育、科技兴国，才有了70年后的新中国。
为了中国的成立与建设中国，他们可以鞠躬尽瘁，可以舍家弃业，可以不顾名利。
我们听过了太多如邓稼先、钱学森等伟大科学家隐姓埋名的丰功伟绩，但在那个年代几乎所有普通的中国人都投入到了实现中华大国梦的建设中。
有这么一则真实的故事足以证明，我们的平凡先辈一直把国家放在心中。
1997年在中国银行的内部审计中，发现了一笔30年前的存款，总额为1.2万英镑，以周总理的名义存的。
可是当时周总理的工资不过400元，1.2万英镑以当年的汇率折合等于82308元，这无疑是一笔巨款。
经调查得知，原来这笔存款来自刘本昆和她的英国夫人刘道蕊，他俩都是中国银行的员工。
夫妻俩本来在英国伦敦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但在中国成立后，毅然决然的放弃优越生活，回到祖国支援建设。
1967年6月的一天，他们给周恩来总理寄了一封没有署名的信，信中写道：
“敬爱的周总理，我们今天通过银行给您汇去1.2万英镑。这些钱是我们这些年来从我们工资内节省下来的。
我们早就打定了主意，要把这些陆续积累下来的钱交给国家，用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
但是由于我们还不很清楚应该通过何人将这笔钱交给国家才稳妥可靠。万不得已，我们才将此事交您处理，因为我们相信您。”
随信寄去的还有1.2英镑的汇票，接到这笔钱后，周总理很快作出批示：个人存款，国家不能收，尽快查到捐款人，将钱退回去。
但因动乱影响，查找捐款人的事一直被搁浅，为了这笔钱的安全，工作人员以周总理的名义将钱存入中国银行。
这一存就是30年，到了1997年，这笔钱已经价值467000元，工作人员找到了刘本昆夫妇，按照周总理当年的指示把钱退给他们。
但夫妻俩坚决不收，并表示这是捐给国家建设的钱不能拿，其实，他俩的生活并不富裕，刘本昆长期患病，治疗是笔很大的开支，而且夫妻俩也已退休十年。
最后在刘道蕊的建议下，以她丈夫的名义将存款设立为基金，以奖励那些优秀的银行员工，从另一个方面为祖国出力。
由他们的故事可见，“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并不是句空话，而是每个普通人都能做到的事。
正因为有了像他们般的一代人，才有了我们这一代安然的生活。
当时的中国何其困难，内忧外患，但他们为了挺直腰杆子，可以放下生死跑去罗布泊。
民众可以勒紧自己的裤腰带，把省下来的口粮亲自送到他们面前，即使自己已经饿的前胸贴后背。
这就是中国人，也是中国人一直压不弯的脊梁。
正因为有了这些“脊梁”，我们才能真切的感受到中国真的强大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