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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不是按照自己的意愿创造历史,尽管如此,他们仍然创造历史

“人们常常对我说,我笔下的不是文学,而是文献。当下的文学是什么?有谁能回答这个问题?我们的生活空前加速。内容突破了形式,也改变了形式……真实与虚构失去界限,二者流动交融。”

 

——2015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S.A.阿列克谢耶维奇获奖演说

作为一名非虚构文学作家,S.A.阿列克谢耶维奇获颁诺奖并非没有引发争议。然而,她对自己文学写作方式的解释,引导我们深入思考叙事与真实之间的关系。《二手时间》就是这样一本“伪装”的口述史,其复调远非各色观点杂然并陈,而是经过细密地编织,呈现为一部详尽、考究、饱满的戏剧台本。与此同时,席卷而来的生活细节和私人情绪淹没了读者,阿列克谢耶维奇的裁剪、拼贴和修饰没有凝聚于一条时代主线,却意在捕捉转折年代中平凡人对社会氛围的感知,描摹数代人在这一特殊时刻下冲突的复杂、思绪的纠缠、立场的模糊,使我们看到远方舞台上激越与困顿并生的悲喜剧和众生相。

[白俄] S.A.阿列克谢耶维奇著,吕宁思译:《二手时间》,中信出版社,2016年

生发于年代裂隙中的理想主义

在将近一百年后,1917年革命前夕亚历山大·格林的叹息不意再度侵占人们的思绪:“不知怎么,未来并没有站在自己的位置上”。为了这样一个未来,人们梦想、计划、牺牲,但未来不是出乎意料地变了模样,而是根本缺席,在流逝的时间里创造了一个没有任何支点的真空。不同之处在于,知识分子对革命的惶惑,已转变为另一场灾难引发的惊惧。

与叶利钦时代经济上的“休克疗法”相伴生的,是无名者精神上的“shock”。就像一场火车碰撞事故,国家在巨大的冲力中戛然而止。90年代初的能量爆炸摧毁了体制及其中隐性的人际纽带,消解了崇高的意义。过去的理想和生活模式一夜间荡然无存,商品化侵吞了一切社会空间。许多人在时代的裂隙里崩溃了,精神病院里人满为患,权力与谎言黑洞洞的幕墙遮蔽了理智,人们宣称自己是斯大林或别佐列夫斯基(《街上的噪声和厨房里的谈话(1991-2001)》)。

一些人有幸逃过精神分裂症,但“shock”刺激下的神经创伤难以消除。国家的巨变抽离了他们生存和生活的基础,也否定了他们曾经信服、骄傲并为之奉献的过去。据阿列克谢耶维奇所言,本书在草稿阶段题为《被死神迷惑的人》,其焦点之一,正是“苏维埃人”在时间裂口的自杀,无法面对、无法承受或是无法忍受现实的转向。阿赫罗梅耶夫元帅自缢事件是《红色装饰内的十个故事》叙事中的一个小高潮,常常被视为阿列克谢耶维奇复调写作的代表案例。莫斯科人嘈杂细碎的言语垒筑着同一段经历,躁动的揣测、不平的感怀和大众媒介拼凑出元帅生命最后几天的破碎全景。

1991年八月政变当日所有电视频道都在播放芭蕾舞剧《天鹅湖》,许多受访者对此印象深刻

对于更多普通人来说,“shock”对内心与外界的欲望感到惊诧。舆论对精神生活的推崇,在俯仰之间,已是陈迹。在后革命时代,良善、文雅之人轻易就堕入了消费主义的迷醉狂欢,卑劣之徒平步青云,自私庸俗大行其道。

在这个意义上,《二手时间》讲述了一个理想主义者普遍失落的故事。无论是“苏联分子”还是自由派,知识分子还是流浪汉(当然,1991年以后这两种身份可能是同一个人),不管他们对苏联怀有怎样复杂的情感,都不得不面对一个坍塌的新社会——在这个社会中,学校里的孩子不解乞乞科夫为什么不是正面人物(《与幸福很相似的孤独》)。

怀揣理想的人们问道:难道我们所渴望的幸福,到头来竟是小市民的生活吗?在意义幻灭的背后,隐约可见安东·契诃夫戏剧的母题。在希望泯灭的生活里,平凡人苦闷于幸福之不可能,人生际遇填充了无数变故,却又落归原处。如果痛苦能换来意义,那么痛苦就不复为痛苦。在这个绝望、迷惘的牢笼内,奥尔加的心愿在一遍遍回响:

“军乐奏得这么欢乐、这么畅快,仿佛再过一忽儿我们就会知道我们活着是为了什么,我们痛苦是为了什么……要是能够知道就好了,要是能够知道就好了!”

《三姐妹》戏剧影像(2018年)

自由饥渴症和消化不良

改革之初,人们开始谈论自由,社会主义制度瓦解后,社会与个体都要在骤然而至的自由中挣扎求生。阿列克谢耶维奇谈到,人们面对期盼已久的“自由”新境遇竟不知所措:“我们觉得自由是非常简单的;但一段时间过后,我们亲自感受到了它的沉重,因为没有人教给我们什么是自由,我们只被教育过怎么为自由而牺牲”(《参与者笔记》)。人们缺乏谈论这个舶来时髦概念的语词,也不知如何把那迷人的魔力投射到现实中。

政治解禁最直接的结果是言论和思想自由,原先的持不同政见者可以自由诅咒苏联的一切。而全面市场经济则导致集体资产迅速瓜分,投机倒把分子大发其财。人们在消费行为中感觉到自我的存在,享受到资本主义赋予消费者的自由。在《二手时间》的许多声部里,牛仔裤已经成为一个时代的编码,象征着解体之初人们对西化和商品消费的倾情迷恋。

电影《93国际列车大劫案:莫斯科行动》(2023)中兜售牛仔裤的摊贩

在开篇的《参与者笔记》中,阿列克谢耶维奇把自由话题引向《卡拉马佐夫兄弟》“宗教大法官”一节的深邃思辨,以示人们在90年代选择了幸福而牺牲了自由。16世纪,宗教大法官对降临人世的耶稣说:

“不要把人看得太高,也不要对人的要求太高,这样倒更接近于爱,因为这样人心的负担也就轻了。人是软弱的,也是卑鄙下流的……(因信仰而复活的人)背负了你的十字架,他们在饿殍遍野、寸草不生的荒漠中忍饥挨饿了几十年,只能吃蝗虫和草根——你当然可以指着这些由自由和自由的爱产生的儿女,指着这些为了你的名而自由地、壮烈地牺牲的儿女而自豪。但是你要想想,他们一共才十几万人,而且全都是神,可是余下的人怎么办呢?其余的弱者,受不了强者所能忍受的苦难的弱者——他们又有什么过错呢?那些无力经受这么多可怕的考验的软弱的灵魂,又有什么过错呢?”

[俄] 费·陀思妥耶夫斯基著,臧仲伦译:《卡拉马佐夫兄弟》,译林出版社,2021年

阿列克谢耶维奇只铺放了这段引文的开头两句。然而,我们若继续读下去,会发现宗教大法官的遐想奇迹般地对应了苏联共产主义的历史经验,以及改革年代自由主义的兴衰。共产主义战士对战争和劳改营全无怨怼,随时准备为祖国奉献生命(《残酷的火焰与高尚的救赎》);民主改革先锋的精神亦然。但是,余粮征集制、内务部、古拉格对于人类中“软弱的灵魂”来说,依然是难以忍受的折磨,造成无法承受的牺牲。这样的灵魂才是国民中更普遍的存在。

故而在后革命时代,一些人迷醉于自由的空气,另一些弱势者则直接沉沦在近似于无政府的社会暴力之中,遭遇强权和资本明目张胆的剥夺。在《后共产主义时代,他们立刻变成了另一种人》一节中,讲述者的妈妈相信资本主义会让国家变得更加公平美好,然而,通货膨胀和失业状况下的她们甚至付不起外婆的下葬费用,一些商业团伙的觊觎母女的房产,利用贿赂和恐吓逼走了她们,曾做过技术员的妈妈只好带着幼女四处打工、流落街头,这个故事以妈妈卧轨告终。

另一类苦难是超越时间而长存的。妇女遭受着可以上溯到苏联时代的家庭暴力。人们既抱怨资本主义时代社会关系的冷漠自利,也不堪回首苏联时期秘密检举制度的人人自危。

1932年苏联画家鲍里斯·迪金创作的妇女解放海报,号召妇女反对“厨房中的奴役”,走出家庭生活

一种对苦难的着迷,反反复复出现在阿列克谢耶维奇的短引和受访者的讲述中,我们多次看到苦难叙事对“俄罗斯性”的援引,“战斗民族”、“奴性”、“强权政治”、“弥赛亚”之类的字眼,都凝聚于“俄罗斯独特的灵魂”,赞颂人民长久忍受痛苦的能力。人们颇为安慰地总结道:“俄罗斯人需要信仰……相信光明,相信崇高”(《街上的噪声和厨房里的谈话(1991-2001)》),在庸碌中又开始想望伟大。国家解体不久后,红色表征出现回潮,青年人像欧美世界的同龄人一样,钟情于印有列宁和切·格瓦拉头像的T恤。

二手历史,二手人生?

本书的标题蕴含了阿列克谢耶维奇小小的匠心。“二手”(секонд-хэнд)是一个用俄文字母拼写的英语词汇(second-hand),本身就是对西方用语的二手转化。

时间性的“二手”又是指什么?阿列克谢耶维奇说,时代正在“转身、倒退”。人们的精神状态或转向西方,或感念苏联。总之,1991至2012年间,人们所获并非第一手的、新生的体验,社会变迁引起时间的错觉。

书中关于“苏联分子”和自由派、主体民族和少数群体的对立关系,似乎可以泛化为全球新自由主义倾向下的左右路线之争,以及20世纪末空前加剧的族群矛盾。这使我联想到同期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所组织的田野调查《世界的苦难》。巧合的是,后者也意在运用多声部形式和意识流方法,“放弃单一的、中心的、支配性的,总之近乎神圣的观察角度”。在这部厚重的时代记录里,我们辨认着下岗工人、失意学生、残障病人、毒瘾青年、流浪者、黑脚、穆斯林家庭、房贷负债者、小业主、基层党员和街头官僚的身影。在学者的微距镜头下,毛细血管般的社会冲突散布在人们的日常空间中。边缘社区的赤贫化,映衬着寂寥僵死的时代症候,社会底层无容锥之地。人们经验着虚掷的生活,陷入焦虑与意义缺失,只剩满腹牢骚和沮丧。

[法] 皮埃尔·布尔迪厄著,张祖建译:《世界的苦难:布尔迪厄的社会调查》,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

环球同此凉热。俄语单词время兼具“时间”与“时代”内涵,前加盟国过去的三十多年中,真的存在一段二手时间吗?真的堪称一个二手时代吗?

本书以《一个小人物的附录》为结尾,任凭社会政治风云变幻,“过去怎样生活,现在还怎样生活,不管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都泰然享受着遗世独立的清贫,这只能是普通人颇为犬儒的理想,或饱经风霜后珍贵的宁静。这份自白可以完美地为书作结,却无法充当从全部历史中提炼出的终极智慧。人们既为人类历史的见证人,更是参与者,我们因此获得一切欢乐与痛苦。

如同“俄罗斯性”相关表达意味着心理创伤的疗愈,斯大林崇拜等老式思想的复活似乎内生于极端社会不平等。历史的钟摆好像在名义上的两种主义间摆动,但真实的境遇在每代人生命的每个阶段却是崭新的,国家的命运亦然。正如阿列克谢耶维奇在文学纪念碑上所铭刻的那样,在历史“轮回”表象下,人们为追求幸福、自由和大同世界奋斗挣扎,展现出了卓绝勇气。

未来之所以缺席,是因为人们在未来忘记了罗莎·卢森堡这句话:“人类不是按照自己的意愿创造历史,尽管如此,他们仍然创造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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