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林格是一个“雅俗共赏”的作家。他最负盛名的小说《麦田里的守望者》，书写一个满嘴脏话、因被退学而在成人世界游荡一夜的高中少年，因此被视为某种“青春文学”。然而，对于较为专业的写作者、文学爱好者来说，他的短篇小说集《九故事》，又是一部严肃的佳作。
而且，即使在古怪的作家群体中，塞林格仍能算得上是一个怪人。成名之后，他藏身到自己的深宅大院中，近半个世纪的时间，不见人，也不怎么发表作品，没人知道他到底在干什么。他是一个神秘，又满身少年气的人，总有人试图在他身上“探秘、寻宝”，期待挖出他隐秘的内心。而下文，就是法国作家丹尼斯·德蒙皮恩的一次针对塞林格的探秘尝试。
下文摘选自《真实的塞林格》，经出版社授权推送。小标题为编者所拟，篇幅所限内容有所删减。
01
从不欺瞒，这就是他主要的性格
塞林格不是那种会主动讲述自己的人。作为一名天生的小说家，他擅长的是将现实和虚构结合起来。传记作家？他认为这些人比照搬其他作家风格的人还不如，就像爱默生的诗：“自我是人类最难理解的部分”。
至于自传，这对他来说更是想都别想，虽然他在1949年曾经尝试过这一文体。为了替他的短篇小说《下到小船里》做宣传，《哈泼斯》曾向他索要过一些个人信息。他如此高调回应：“首先，如果我是杂志总监，我永远不会将一个专栏拿来浪费在作家的个人信息上，还要回答人们数不尽的问题，”
他开门见山地说，“我一般不会对作者的出生地，子女的名字，工作时长，或是因为把枪走私给爱尔兰叛匪而被逮捕的日子感兴趣。”塞林格讥讽道。他又补充几句：“那种什么都愿意对你们讲的作家，很有可能是穿着领口敞开的衬衣，给人拍3：4头像照，看上去就过得很惨的摄影师。”这番带有讥讽意味的俏皮话变成了他日后变化的预言，三年之后，1952年11月20日，当他在布鲁克林为《麦田里的守望者》做新书介绍时，他让摄影师拍下了一张正面肖像，穿着衬衣，还开着领口，只不过比他自己说的那种“惨相”稍微好一点。
塞林格肖像
传记作家对他来说也如洪水猛兽一般。他1962年6月22日给格洛丽亚·伊丽莎白写信，她是旧友伊丽莎白的女儿，那时她刚过二十岁，热切地想要成为一名作家，塞林格曾给予过她相当多中肯的鼓励。在信里塞林格坦承，永远要与传记作家那些“长满癞疮的走狗们”以及其他“窥探者”们（扫垃圾的）划清界限，这些人满口花言巧语，“打着虚伪的学术幌子遍地找寻流言蜚语”，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在背后给你来上一枪。
当他刚开始作家生涯时，美国的文学周刊就有一个传统，就是在发表作者小说时随刊登上一篇作者自述，至于内容，由作者自己来定。那时塞林格还不为公众所知，所以没有操心这回事。直到1949年，在《哈泼斯》的请求下他妥协了，并写下：“我曾经花时间给杂志写自述，但我不认为自己写过什么真实的东西。”
这是一种掩饰或自嘲吗？不，这更多是一种中学生心理，不想让别人来揣度自己，这是他的真实状态，也是他表里如一、严格保留自己的真实的写作要素。1940年春，他为一本魅力非凡的纽约文学周刊《故事》写了第一份自述，以第三人称写的。作为专门出版小说的杂志，《故事》周刊为二十世纪的美国文学界持续输出了很多举足轻重的作家：福克纳、赛珍珠、梅勒、罗伯特·弗罗斯特、约翰·厄普代克、田纳西·威廉斯、杜鲁门·卡波特，在多期的文章中，这些人的文字脱颖而出。
塞林格的第一篇文章《年轻人们》出现在1940年3、4月刊上，并伴有这样几行自我介绍：“J.D.塞林格，二十一岁，出生于纽约，毕业于公立小学，曾在一所军事学院和三所大学就读，在欧洲待过一年。他对戏剧写作尤为感兴趣。”没有比这更真实的了。岁月历经得越久，他的人生阅历就越丰富。从不欺瞒，这就是他主要的性格。
02
他的家庭情况非常稳定，而且从不缺母亲的关爱
塞林格于1919年1月1日出生在纽约婴儿护理医院，这幢建筑位于61街161西，如今已不复存在。他的父亲索尔——所罗门的简称，是一位对希伯来文化很陌生的犹太人。他的母亲是从小接受宗教教育的天主教徒。
在一封未出版的、写给英国老友唐纳德·哈托格的信中，写信时的塞林格年事已高，他开玩笑地说到自己的生日恰巧与两位耳熟能详的“历史上最会玩纸牌的人”是同一天，一位是约翰·埃德加·胡佛，坐着FBI的老板交椅，此人是执政近50年的诡计多端的政客；另一位是金·费尔比，他曾经成功策划了英国皇家伊丽莎白二世陛下项目，成为为苏联效力的双面间谍。这两位是冷战时期的英雄人物，也为人们所憎恶。
我们不知道父母给他取名的确切日期。但绝不是官方出生登记那天。出生登记上只写了“婴儿塞林格”，编号564。肤色那一栏写的是“白色”。
当时塞林格的父亲三十一岁，是名奶酪经销商，母亲二十九岁，是名家庭主妇。两人均生于美国，都是移民的后裔，这一点是这对夫妇永远的共同点，随后也成为他们与孩子的共同点。在婚前不久，他的母亲，作为一名天主教徒，出生时姓为吉里奇，同时作为莫伊斯的妹妹和约瑟夫的妻子，将名字改为了米利亚姆，成了一个全职主妇。但不为人知的是，丈夫索尔曾经向她施压，希望她改信犹太教。而由于她是来自爱尔兰和苏格兰的天主教家庭，她决不会拿自己的宗教信仰开玩笑。在今后很长的时间内，他们的孩子们既不会去天主教堂也不去犹太教堂，也没有严格的宗教信仰。
杰罗姆，后来被亲切地叫作“索尼”（乳名），有一个大他五岁的姐姐。他的童年过得很平顺，中产家庭，没经历过特别值得一提的大起大落。生活水平相当富裕。父亲在一家名叫J.S.霍夫曼的公司任职，这是一家做东欧火腿和奶酪制品进出口生意的公司，总部在芝加哥，生意做得非常大。不久之后，他被任命为纽约一家分公司的总经理。
之后塞林格一家搬到了城市的最北端哈莱姆区3681号公路，一个人口密集且光怪陆离的居住区。一家人在儿子出生的这一年搬家，搬到了一所离曼哈顿中心和剧院更近的公寓。这幢独具特色的建筑位于113号街角，紧邻环河路，不远处就是依哈德逊河而建、有着赭红色砖墙的哥伦比亚大学。小塞林格得到了母亲无微不至的照料。
这个小男孩喜欢玩弹珠，长大以后依然保持着自己的爱好，对打架斗殴不感兴趣。从小学开始，索尼就表现出很强的倾听与学习能力，也从没有因为写作业而气急败坏。一次智力评估显示，他的智商略高于平均水平，达到了104分。
然而他的学习成绩并不好，尤其是数学。他看不懂教材，被代数方程打得一败涂地。他的平均分倒是没跌到零分的地步，但也好不到哪去。老师认为基于他这样的智力水平，只拿到现在的分数实在是表现一般。要知道他的家庭情况非常稳定，而且从不缺母亲的关爱。
塞林格的母亲与他过于亲近，以至于姐姐桃瑞丝会感到难受。她感觉自己被排除在外，这种形影不离的母子关系是近乎排他的。玛格丽特·塞林格，作家的女儿，曾说有一次和桃瑞丝姑妈谈起自己儿子的教育问题。桃瑞丝在布鲁明戴尔一家纽约大商场工作，关于这个问题她是这样说的：“不要让孩子成为你生活的中心，这样一点好处也没有。妈妈就是这样为她的孩子们活了一辈子。”后来他母亲意识到“也许索尼也可以像其他人一样成功”。塞林格的姐姐补充道：“那时候总是索尼和妈妈、妈妈和索尼在一起。爸爸从来没有一个合适的角色。他从来没有被人好好了解过。”
直到母亲去世，塞林格都活在母亲的关爱之中，童年的索尼始终被母爱所包围着。这也就能解释《麦田里的守望者》中的献词了：“献给我的母亲”。
塞林格和宠物
然而，他的父亲紧密关注着儿子的学习情况。他在学年结束时被送去夏令营，同其他很多与他同龄且来自优渥家庭的男孩子们一起。1930年夏天，正值十一岁的小塞林格，跟随夏令营来到了缅因州哈里森草屋，呼吸到了乡下的空气。他网球玩得很好，“很会社交”——目睹他如何打网球的人会这样来形容他，包括之后在部队，他也得到了同样的评价。
在一次创作演出时，他发现自己对戏剧很有兴趣。他报名加入喜剧剧团，表现令人惊喜，还得到了“最受欢迎演员”的称号，给父母增了光。目睹戏剧界冒出的新星令他更加热爱这门艺术，他发自内心地感受到了动力。有一段时间，他甚至想要日后以戏剧为生。
03
被疼爱、而非被溺爱的孩子
当我们把他的青年时光进行一下分割，会发现那时的塞林格所具备的性格属于一个被疼爱、而非被溺爱的孩子。直到他成年，这种性格在他身上仍然留下一些印记。
作家威廉·麦克斯韦从1950年代起就与塞林格熟识，他曾在《纽约客》上发表过短篇小说，1951年《麦田里的守望者》在美国面市的时候，当月的新书俱乐部的小册子上曾有一篇麦克斯韦写塞林格的文章。文中全篇都在称颂塞林格的天赋，他能“像福楼拜一样写作”，“有着无尽的体力、无尽的耐心，对写作有无尽的新点子”，麦克斯韦写他是城里长大的孩子，要不然就是富裕之家出身，衣食无忧。
为了证明这一点，他说塞林格的圣诞节玩具全来自梅西和金贝尔氏百货，那是象征着纽约商业界高品质勋章的百货公司。同样的结论还来自塞林格长期居住的父母家的公寓地段，公园大道是当时最时髦的居住区，住那里的人会打出租车去中央火车站开始度假之旅。“孩童时期的塞林格，”麦克斯韦写道，“在外地人一眼就能认出的地标性建筑边上玩耍，而他自己从来不知道那些建筑叫什么。他在中央公园骑自行车，还曾掉进过公园的湖里。”
这么说可能有点揶揄，似乎是在讥讽那些想要获得尊重的人。但是威廉·麦克斯韦曾经用和缓的措辞解释过，这只是一种“成年后才来到城市”和“从小就出生在城市”的区别，“因为拥有在纽约长大的童年毕竟还是一种很独特的经历”。
到了1932年秋，塞林格进入麦克伯尼学校，这是一座坐落于百老汇与中央公园之间的63街5号的私立男子学校，专门研究意大利建筑。旁边就是他喜爱去的自然历史博物馆，公园的草坪上绿树成荫。当他还是小孩子时，就很喜欢在美国印第安文明展厅里跑来跑去。若干年后，他还记得从口袋掉落的玻璃弹珠从博物馆的大理石地面上弹起的声音。
塞林格十三岁那年的9月26日进入麦克伯尼学校。十九世纪第一位基督教青年男子协会秘书长罗伯特·罗斯·麦克伯尼制定了基督教校规，这些校规反映在学校的课程之中。学校是新伦巴第建筑风格，墙体是红砖，正面有一个带齿轮结构的平台，在这所学校，所学的知识与遵守的规矩都有对应的严格条例，一切活动都要遵循刻在石头上的铭言：“精神，记忆，身体”，从学校外一眼看上去总是那么扎眼。
学校内部，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贵气的英式教学楼，上面嵌着由来自锡耶纳的泥土上釉制成的方砖，还有彩色的圆形石，绿色、赭色、砖红，有上着漆的文艺复兴时期风格的横梁，还有高高的黑色大理石烟囱。更不要说那座金斯利小教堂。在塞林格就读的那个年代，孩子们从街的7号门进入学校，穿过装饰有动物和忏悔者雕塑的柱子进入课堂。到了1980年代，校训变成了“要去思辨”，由于土地的价格涨势凶猛，这幢建筑之后被改造成了公寓，对基督教年轻男子协会来说，这么做回报更为丰厚。
在麦克伯尼就读的两年期间，塞林格的成绩还是落后很多。他那平平无奇的成绩只能让他勉强维持中游水平。然而课外活动是他擅长且表现优异的方面：无论是编辑校报，还是花式击剑，他都表现突出。
同时他仍被戏剧的魔力牢牢抓住，也不排斥扮演反串角色。他曾经在两场演出中演过女性角色。在剧目《玛丽的脚踝》中，他演绎了伯恩斯夫人，在《琼西》中，他扮演了母亲的角色。老师们对他的称赞是“在戏剧艺术方面表现极好”，以及“口才好”。
但是在其他方面，塞林格过得很艰难。他的分数一年不如一年；英语成绩从80分跌到了72分，拉丁语也一落千丈。代数成绩全班十八人排名第十五名，老师对他的批语是“本来可以做得更好”。生物则考到了全班十二人的第五名。基于学校的综合衡量标准，他的成绩是不达标的。即使他夏天在曼哈斯特学校补习，最后还是没避免被开除的厄运。
一直关注他成绩的父亲对此十分恼火。1934年6月，学校还是给出了判决：塞林格，鉴于考试不通过，望其转学。他明明很有天赋，老师也主动给他开绿灯，但他们遗憾地发现“努力”这个词对于塞林格来说太过陌生。有时他也会得到老师们的赞扬。考虑到他的性格，人们在看到他的学业证明时，会发现他在学校的最后一年“深受青春期的困扰”。
也就是在那个时候，父母告诉他和姐姐，母亲的真实名字是玛丽而不是米利亚姆。虽然她出生成长在一个严格遵循天主教教义的家庭，但是在她婚后，她被要求改信犹太教。这极可能是出于父亲的意愿，希望妻子能够信仰自己的宗教。塞林格的祖父是一位医生，名叫西蒙，同样也是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尔市一所教会的犹太教传教士，他希望这对夫妻可以有相同的信仰。
04
“一个有点脱离大众的人物”
1933年1月，年轻的塞林格情况变得更为糟糕。那一天是希特勒占领德国的日子，同样也是他的十四岁生日，以及完成犹太成年礼的日子。他父母的信仰秘密令他在今后很长的时间里都感到困扰。成为作家以后，在一篇描写自我认知的原稿中，他强调自己所创作的人物中有“一半犹太人”性格。“因为这是他更熟悉的”，他的女儿说自己的父亲曾这样向她承认。
在父亲看来，索尼平庸的成绩并不重要。如果说有什么期望，那就是希望他转行从商。他希望能强行扭转儿子的想法，离开这条错误的道路。有一个地方看起来很适合他重新接管儿子的生活，那就是瓦利福奇军事学校。这所院校就是为了教育像塞林格这个年纪的年轻人而建立的，它坐落在韦恩，一座位于山谷中乡村腹地不起眼的小城市，距离宾夕法尼亚州的费城两个多小时的车程。
塞林格在他的农庄
索尔·塞林格由于生意原因被叫回纽约，他让自己的妻子帮助塞林格在现场填写注册入学表格。这种事情不会经常发生，因为他不会轻易下放自己的权力。看看学校档案馆里面保存的入学文件上的签字，仿佛这就是塞林格“唯一的家长”，主要居住地写的是：纽约，“公园大道1133号”。在宗教信仰那一栏，只写了一项：犹太教。这是他父亲所信仰的宗教。
入学时间被定在1934年9月22日。在那之前两天，塞林格的父亲给军队神甫瓦尔德玛·伊凡·鲁坦少校写信，一封手写的信中顺带夹着一张50美元的支票，用以支付注册费用，在信中他保证一切都安排好了，杰罗姆周六上午一定会出现在瓦利福奇。
亲爱的鲁坦少校，如果我有任何做得不妥之处，请您致电或给我发电报，费用由我承担。
如果我有任何遗漏或是您需要更多信息，请不要犹豫，与我联系。
也要感谢上周二塞林格夫人以及我的儿女拜访您时，您的亲切接待，我想要补充的是，他们回来后表示，您的魅力给他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这位专横又忧虑的家长为了确保儿子能走上正轨，在结尾处写道：杰罗姆一定能够走上正确的道路，我坚信不疑，我可以向您保证，他一定会好好学习的。
塞林格穿上了蓝灰色校服，扣子一直扣到领口，头发被剃成了板寸，反差很大的大耳朵露了出来，额头变得更加显眼。瓦利福奇军事学校1934年秋季入学登记照片上的塞林格有着一颗很滑稽的脑袋。他的状态，与其说是叛逆，反而更接近于被抛弃。
他还是个孩子。学号234，在低年级就读，他需要牢记校训和内部的规矩，这是将自己塑造成一名遵守纪律的战士的必经之路，学习保家卫国的入门知识，所以他表现出很大的学习热情。还有一条没有被写进学校条例的规矩，就是要改善身体素质，一点点消除这些新兵的旧习，消除他们的舒适感，消除他们的小怪癖，以及消除他们的“个性”，海军会将他们塑造成“全新的人”，以便符合瓦利福奇的校训：“勇气，荣誉，征服”。
向右看，向左看，向右看，向左看，所有人齐步走！最开始的训练是走正步，头要挺得笔直，双眼注视水平线，在一名高级军官的眼皮子底下练习，比如斯特恩中尉。塞林格被分配到代号为“B”的步兵连，在那里学习使用美国生产的斯普林菲尔德步枪。早上学习，下午进行体能训练，或者是拉练……做完这些之后，就是去军队食堂准时吃晚饭。每周一到两次，军队会进行检阅，类似于阅兵。连长在圣科尼利厄斯教堂的宗教办公室做事，这可以让他在指挥官面前抛头露面。
军队的气氛充满了阳刚之气，让人很难胡思乱想或是做白日梦。每天严格遵守军营的作息，早上6点在军号声中醒来，塞林格一如往常地整理床铺，洗漱，刮胡子，整理仪表，鞋子擦得锃亮，军装的扣子擦得发光。房间也要收拾得干净整洁无懈可击。晚上的熄灯时间是10点。
有时，他会有意违反一下规矩，和他的好友奥尔顿·P.麦克洛斯基中士，翻墙溜到通往圣戴维兹乡村俱乐部的路上，在位于角落的四角酒吧喝一杯啤酒。他用这种方式来打破常规。学生们罕有属于自己的私人时间，假期变得相当令人期待，因为那时他们可以从军装里暂时解脱出来。
就像在之前的学校里一样，在瓦利福奇，塞林格也得到了善于社交的评价，但不是缺乏个性的那一种。如果要用一个准确的词去形容他，那就是一个有点脱离大众的人物。合群不是他的天性，他的行为也带有一丝对于其他同僚的蔑视。也有例外情况，他有一个值得信任的朋友圈子。在这个圈子之中，他的英语老师会时不时邀他同他的夫人一起喝下午茶。
这所军事学校有自己的惯例活动。每一年，学校都会出版一本名为《十字军刀》的周刊，这本刊物装帧可谓奢华，内容五花八门，目的是为了表彰学校里品质优良的学生，以及学校里的好人好事。塞林格是这本周刊的文学编辑。那些品行最优的学生会被介绍刊登出来，他们的照片、优良品德，以及他们所拥有的好习惯会被写为优秀事迹。
当我们找寻关于他那几年的线索时，会发现信息极为有限。1935—1936年的册子显示，他获得了下士军衔，参加了各种各样的活动——从室内田径运动到合唱团，从航空学到法语课。他还是“面具与马刺剧院”的成员，在校园演出的戏剧剧目上也花了不少心思，尤其是桃乐茜·帕克和珀西瓦尔·王尔德的剧目。
这似乎并不是一份完美的“军事”履历，同时他也是《瓦利福奇周刊》的临时文学编辑；他做得很成功，但没有被人提及。当塞林格成为我们所熟知的作家时，他之前的同学们谈到他对文学和戏剧有极高的兴趣，经常在熄灯之后躲在枕头下面写作。这无疑增加了这位早熟作家的神秘性。
战时在写作的塞林格
在这种身心都被男性化所占据的环境中，女性的出现，甚至仅仅是匆匆露面，都足以变成一场事件。有一天，塞林格的母亲来探望他。很久之后，同学们再次见到了她。“我记得在学校里遇见过，”理查德·P.冈德下士说，“这位女士极具魅力，举止优雅，非常引人注目，她很爱自己的儿子，看起来儿子就像是她的唯一。”杰罗姆非常乐意高声朗读寄给别人的信，在信中，他讲述了在瓦利福奇的生活。但是这些信最后去了哪里，只留下无尽的迷思。
盖伊·伍德沃德中士补充道：“塞林格母亲让我们十分难忘。她很美，卓尔不群，着装也不同寻常。这是一位你根本无法忽视的女性。”接下来他所说的话，对于那些之前怀疑他母亲非常溺爱儿子的人来说，是一个佐证。“就我所记得的而言，”中士补充，“她是坐一辆很大的豪华车来的，是时髦的款式，来给他送曲奇。他家看起来很有钱。”
在学校里，穿着军装的学生们几乎看不出有什么差别。在这连成一片的建筑里，所有人都驻扎在军营。宿舍排成一排，从这头走到那一头要经过长长的走廊，走廊被灯照亮，更加重了制度严格的意味氛围。学生们两人一间住在逼仄的小房间里。
塞林格在很长的时间里与一名叫作阿尔弗雷德·萨内利的人分享一个房间，对于这个人，我们知之甚少。床架是铁做的，形状就像整理架。食堂里给所有人发放一样的食物。即使是在这样严肃的学校环境与生活条件下，这两年的底层军队生活似乎没有影响塞林格的心境，这一点从他1936年6月与学校毕业前所作的歌词就可以看出。《不要隐藏自己的眼泪》后来成了学院的校歌，一年又一年，学生们在完成学业时唱诵着这首歌，带着一丝自豪。歌词抒发着胸中的情感：
在这最后一天，不要隐藏自己的眼泪
你的悲伤，并不是一种羞耻：
从此以后，再也不能身穿灰色军装列队其中
再也不能继续这游戏……
后面还有：
火把闪烁，军号吹响
我们会牢记军规
年轻人们笑对现在：
我们将带着遗憾出发。
彼此说了再见，我们还有前面的路
去追逐成功。
我们将离开瓦利福奇
让我们最后一次怀念此处……
歌词中的怀旧之情反映出塞林格当时的心境，也只有他自己能言说。由于他一直不是个能言善辩的人，这份歌词或多或少表达了他对这段回忆的真实回顾。反过来说，这段在学校的经历也在他身上打下了烙印。
在写《麦田里的守望者》时，基于自己的经历写出潘西预备学校，也就是小说的主人公霍尔顿·考菲尔德就读的学校。不同之处在于，小说中描绘的学校气氛比歌中所唱的更为阴郁压抑。他这样写究竟是对现实的扭曲，还是将心中隐秘的痛苦抒发出来？实情可能是两者参半。
塞林格在1936年6月脱去了在瓦利福奇的军装。他重新回到了纽约东街91号和公园大道1133号东南角交界处的公寓。有可能那时他与父亲有过几次争吵，父亲只想让自己的儿子挽起袖子投入现实生活中。国际食品贸易对于他来说似乎是最容易生存的领域，能给他提供一个有保障的未来，这无疑是父亲设想的理想结局。接受良好的教育，就是为了这个。他的父亲对此深信不疑。
儿子却焦躁不安，就像晚些时候玛格丽特·塞林格所亲历的。“当时我还小，对于家庭型的企业一无所知，父亲在这件事上表现出的就是缺乏能力”，作家的女儿证实道。杰罗姆最终同意了父亲的想法，当年秋天，他注册进入纽约大学。没有人知道他究竟是否真的在那里学习过课程，关于他的学业档案，一丝痕迹都没留下。
然而，塞林格正在经历自我探索的过程，就像他在往来书信中写到的一样。他见证自己成为令《纽约客》惦记的专栏作家，成为智力测试方面的“超人”；只是那时他还什么都没写，一切都需要后面的事情来证明。他想要尝试戏剧。做夸张的表演，他不怕直面观众，但他的所有经历使他成为一个令人尊敬的业余玩家。他四处拜访剧院，想寻觅一份工作——就算不是从事他最喜爱的喜剧也行——但不幸的是，没有任何一家剧院向他投出橄榄枝。
本文节选自
《真实的塞林格》
作者：[法] 丹尼斯·德蒙皮恩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
出品方：99读书人
出版年：2024-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