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谈皇帝》创作于1926年2月17日，发表于同年3月9日的《国民新报副刊》，后收录于《鲁迅文集·华盖集》中。

“皇帝是很可怕的。他坐在龙位上，一不高兴，就要杀人；不容易对付的。所以吃的东西也不能随便给他吃，倘是不容易办到的，他吃了又要，一时办不到；——譬如他冬天想到瓜，秋天要吃桃子，办不到，他就生气，杀人了。”

皇帝，在国人心目中是拥有最高、最大权威的人。皇帝一开口就是“金口玉言”，“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即使有再多的申诉理由也是不能说的，至于百姓的死活，更不在话下。

所以说，皇帝的权威很吓人，但鲁迅又说：

“皇帝是全要人捧的，没有人捧，还成什么皇帝。”

历史上不需要人捧的皇帝是没有的，捧皇帝的人们各有各的用心。大权在握的大臣捧目的在于“挟天子以令诸侯”，耍弄自己的权威。圣人、贤人要捧其目的是“靠了‘圣君’来行道” ，“因为要‘靠’，所以要他威重，位高”。就这样，皇帝就愈捧得愈高，权威也愈来愈大了。

鲁迅《谈皇帝》表面上是揭穿这种非理性，本质上是揭示出了古代封建专制社会中思想文化的奴役，权威的迷信和民众的奴性。

专制社会中，思想文化的奴役与民众的奴性

专制社会中，权力高度垄断于君主。君主是国家之元首，治国之本根，掌握着绝对权力。这种绝对权力封闭且不受任何限制、制约、约束和监督。这种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力就是占有、支配一切的最主要的根据，就是权威的基础。群臣百官万民则奉君主为主宰，绝对服从君主的权威。

同时，君主拥有一套庞大的官僚机构来行使这种绝对权力，以维系其统治。这个官僚机构是个典型的特权机构，从君主到大小官吏都依据其官职来划分身份等级并确定其对人民所享有的种种特权。并且为了维护其统治的特权还形成和发展了一套以专制文化为其主要代表的封建思想文化体系，借以神化其官僚特权统治，使其统治特权具有合法性。

庞大的官僚机器高高在上、权力独霸天下，吞噬了社会，没有任何力量能与之抗衡、能对其形成制约。在这种绝对君权制下的统治者，不仅通过国家机器、暴力工具来维系统治，而且推行严酷的文化专制，控制人们的思想，进行精神奴役。

这种文化思想的控制和精神的奴役，首要就是树立一个圣王的理念，弄出一整套天人合一、圣王合一的思想，把圣人崇拜变换为君主崇拜。

《荀子·正论》：“天子者，势位至尊，无敌于天下，夫有谁与让矣！道德纯备，智慧甚明，南面而听天下，生民之属莫不震动服从以化顺之。”

专制社会中，君王是天、道、圣在人间的唯一体现者，天、道、圣的权威集中体现为王的权威。

既然君主是天道圣的唯一，那么，“圣君”“圣王”肯定是没有错的，是至善的体现。

《墨子·尚同中》：“上之所是，必亦是之；上之所非，亦必非之。”

既然“圣君”“圣王”没有错，那是不是臣民必然要在政治上对圣王进行绝对服从，一切政令听命于王。是的，从王就是从善，从王就是从道。从道就是把自我奉献给“道”，而臣民把自我奉献给“君”，完全听任“君”的主宰、支配与控制。臣民把自我完全奉献给了君主，他们成了君主的直接奴仆，并同时成为“王道”和“天道”的间接奴仆。人普遍变成了没有自我决定而只知一味顺从的奴仆：子孝父、妻从夫、民从君、君从天。

这种天道圣王合一的必然结果就是“天下王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人迹所至，无不臣者”，全国一切的最高所有权属于王，臣民的一切是王恩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