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告诉读者一点什么——代后记
一
《黄河东流去》这部小说,上集完成于一九七九年六月,下集一直拖到一九八四年春天才写完。这中间经历了五年时间。其中原因,一是中间我写了几部电影;二是由于身体不好,还有一个潜在因素是:我仍在思考。当我开掘到中国农民的家庭、伦理、道德、品质、智慧和创造力这个主题时,我发现这个矿井不单是储藏有煤,它还有金、银、铜、铁、锡,甚至还有铀。因此,我把创作的进程放慢了。
这部小说的故事,写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日本法西斯侵略中国,当时的国民党政府扒开了滔滔黄河,“以水代兵”想以此来抵挡日本侵略军。结果却淹没了河南、江苏、安徽三个省四十多个县,一千多万人遭灾,一百多万人丧生的空前巨大的浩劫。而受难的人,极大部分是农民。
在这部长篇小说中,我不想过多地评判肇事者的责任。不管蒋介石也好,东条英机也罢,历史已经对他们作出了最公正的审判。我写的主要是这场浩劫的受害者——“难民”。因此,这本书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本描写“难民”的小说。
在当今世界上.难民问题是个十分突出的问题。难民的人数是相当惊人的。不管是流离失所的巴勒斯坦难民,还是四处流亡的阿富汗难民,不管是在黎巴嫩帐篷里的难民,还是在泰国边境棚户里的柬埔寨难民,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没有“家”了。
几千年来,农民总是和他们的“家”联系在一起的。他们的土地、茅屋、农具和牲畜,构成了他们独特的生活方式,从而产生了他们特有的伦理和道德。但是,当他们的田园被淹没,家庭被破坏,变成了一群无家可归的流浪者的时候,他们会怎样呢?他们的伦理观,道德观,以及大批流人城市以后,他们的家庭,人和人的关系会有些什么变化呢?本书就是希图从这一方面,给读者介绍一些真实生活。
长期以来,我是写中国农民问题的小说的。农民的家庭关系的变化,是我非常有兴趣的一个问题。五十年代,我写了小说《李双双小传》,当时,一个日本评论家松岗洋子女士,读了小说后,特意到河南郑州去找我。她说她对我写的中国茅屋里的农民家庭生活极有兴趣,还说她找到了“了解中国的钥匙”。当时,我对她提出来的一些问题的回答,是非常粗浅的。只是介绍了一些农民的风俗和习惯。但是,由于她的重视,也引起了我对农民的家庭问题的思考。经过“文化大革命”后,这种思考更加深了。“文化大革命”也是一场“浩劫”。在这场“浩劫”里,我们的国家被弄得遍体鳞伤,但毕竟也挣扎过来了。由此,我想到了造成这些劫数的根源;即我们这个古老的中华民族的伟大的生命力和她因袭的沉重包袱。
作为社会的细胞——家庭,我觉得中国的家庭是太悠久、太完备了。如果从“仰韶文化”的后期和“大河村文化”的遗迹来看,她已经经历了四千五百多年的历史。中国的“国家”一词,就是把“国”和“家”联系在一起。也就是说“国”是个“大家”,“家”是个“小家”。“国”是由无数个“家”组成的。从中国的住房建筑和亲属的称呼,都可以看出家庭组织的严格和缜密的状况。祖父母必须住面南堂房,窑洞则是正面中间的窑洞,父辈居住在厢房,孙辈则住再靠下边的厦房和偏房。她总是呈现出一副“人参根须式”的图画。另外,称呼也是极为繁杂的:不但有伯父、叔父、姑父、舅父、还有外祖父、姑祖父、姨父、表姨父等不下几十种之多。还有一点有趣的是,中国农民没有死后要进“天堂”的观念,他们不相信另外有一个“天堂”,但他们却顽固地相信阴间有他另一个“家”。中国农民把自己住的房屋叫“阳宅”,把坟墓叫“阴宅”。坟墓也是“人参根须式”的辈数分明。在习俗中不但有“合葬”,还有结“鬼亲”的,为的是不让阴间的亲属独身鳏居。
我一直认为,“伦理是产生道德的基础”。长期以来,这些根深蒂固的伦理观念,构成了中国农民的道德观念。“不了解中国农民就无法了解中国。”如果用这个概念来推理和引申,那么可以说,研究中国农民家庭的形成和变化,是“认识中国的一把钥匙。”
二
在这本书里,我没有写“四世同堂”或“五世同堂”式的家庭。我写了七户普遍的农民家庭。我解剖了这七个普遍的细胞。它代表了八亿中国农民的多数。这七个家庭,不是在安静的农村,过着他们“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田园生活。而是描写他们变成流浪汉以后的生活。他们的“家”被淹没了,他们被抛在死亡线上,但是他们对生的信念,对活的欲望,艰苦卓绝的吃苦精神,团结互助的团聚力量,特别是在爱情、乡情、友情方面,都更加充分地表现了出来。这些光芒四射的品质和精神,使我们看到了中国五千年文化的结晶,也使我们看到我们这个伟大古老民族,赖以生存和延续的精神支柱。
在描写他们这些优秀的道德品质的同时,我也描写了他们的因袭负担,描写了那些落后和愚昧的封建意识。这些精神枷锁,就像几十条绳索,沉重地套在他们身上。——无疑,这是我们国家长期落后的一个重要因素。
我所以介绍这些过去的生活,当然不是为那个惨绝人寰的事件进行控诉,也不是为那个失掉生命的农民们唱挽歌。我只是想把中国农民的伦理道德和精神,重新放在历史的天平上再秤量一下。我要使人们看到这种勤劳勇敢,吃苦耐劳和团结互爱精神的分量。首先树立起对人类生存的信心,然后是对我们这个国家,我们这个民族的信心。我是个乐观主义者。我坚定地相信我们这个国家会越来越好,一定会比我们来到她的土地上时,变得更好一些。
三
我是在十四岁时,开始接触到黄泛区的难民流浪生活的。一九四二年,我作为一个流亡学生,随同大批黄泛区难民,由洛阳逃到西安。当时的陇海铁路线,是一条饥饿的走廊。成千上万的难民,向西边缓缓地移动着,他们推着小车,挑着破筐,挎着篮子,小车上放着锅碗,筐子里坐着孩子,篮子里放着拣来的草根树皮。
中国历史上有很多“流民图”,但规模最大,历时最长的恐怕要数这一次。中国历史上也有很多次大迁徙,但人数最多,区域最广的,也要算这一次。就是在这样流亡的生活中,他们顽强地保持着他们的生活习俗,保持着他们的道德精神。在沿铁路小站,他们搭起了临时居住的席棚中,也要分开长幼的次序,哪怕是煮一碗菜汤,他们总要捧到全家的老人面前。我曾经看到一个农民,因为自己儿子偷人家一根胡萝卜,而悔恨地打自己的脸。我又曾看到过一个青年妇女,为了救活快要饿死的丈夫,自卖自身,换一点粮食留给丈夫吃,特别是在临行时,她脱掉身上一件布衫,换了两个烧饼,又塞在丈夫手里。这些事情深刻地刻印在我的脑子里。就是在那时,我开始认识我们苦难的祖国,开始认识了我们伟大的人民。
一九四九年,我作为一个农村银行信贷工作者,第二次到了黄泛区。我去给这些返回家的农民,发放麦种和农具。在那里,我又看到一些惨不忍睹的景象。在一所倒塌的茅屋里,我看见了一家大小五口人骨骸堆在一起。他们是大水来的时候,抱在一起死了。这一个家庭,就是这样“同归于尽”的。
当时黄泛区已经解放,我们公布了土地改革政策.大批流浪在外的农民回到了故乡。他们披荆斩棘,重新建立家园。农民重新获得土地时,表现出来的感情是催人泪下的。他们躺在新开垦的土地上打滚,翻跟斗,奔走呼号,点燃着篝火狂欢,彻夜不眠。很多被卖到外地的妇女也跑回来了。这些妇女有些当了妓女,有些当了外乡地主的小老婆,还有的被卖到外省当了穷苦单身汉的妻子,每天都能看到“夫妻相会”,“母女相会”的抱头痛哭的场面。农民中传统的贞操观念被打破了。他们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这些被卖在外边的妇女,不管在外边干过什么职业,现在回到故乡,任何人不准歧视,一律欢迎她们热情归来。
有一个农民逃荒在陕西省时,把自己的妻子卖掉了。当时他声称这个女人是他的妹妹,让儿子管她叫“姑姑”,平常他带着儿子到“姑姑”家里去。这位“姑姑”总是暗暗把馒头藏在口袋里交给他们。解放后,他的妻子回来了,儿子还管自己的妈妈叫“姑姑”,惹得大家暗暗擦泪。
在“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对全国作家进行了疯狂迫害,我被打作“黑帮”,于一九六九年,被赶到黄泛区农村,实行监督劳动。我在黄泛区农村整整住了三年。初开始,因为我是属于监督劳动改造,农民们不敢和我讲话。后来时间长了,他们发现我并不是个坏人,他们觉得我很家常,也很平易近人。慢慢和我在一起劳动,休息时也喜欢和我在一起。后来他们知道我有文化,村子里死了老人,就来找我写“祭文”。这种“祭文”通常是把死者的一生经历和善行德事写出来,在祭奠时当众宣读。请我写第一篇“祭文”的是三兄弟。他们的大哥死了,他们弟兄三人穿着白色孝服来到我住的茅屋。见面时,先跪在地下叩了个头(这是当地办丧事的习俗),接着就眼泪汪汪地向我讲他哥哥的一生经历。
这位大哥在逃难时,父母都被黄水淹死了,他领着三个弟弟逃难到陕西省,他给人扛长工,帮人宰牛,在流浪生活中,把三个弟弟养活。他一生没有舍得讨老婆,却给三个弟弟娶了妻子。有一次,他的老二被国民党抓壮丁抓去,因为逃跑被抓回后,要执行枪决。这位大哥赶来了,他向执行的军官跪下求情,情愿自己替弟弟服刑被处死,换回自己弟弟。军官问他为什么要替他弟弟死,他说他刚给弟弟娶了妻子,他们家就这一个女人,家里还要靠他传宗接代。自己是个光身汉,死了没有挂碍。这个军官居然被这种古老的人道精神感动了,释放了他的弟弟。
由于我有一点写小说的功力,这篇“祭文”写得很成功。宣读时,全村的人都哭了,连吹唢呐的乐队也哭了。后来一村传一村,都知道有个“老李”善写祭文。在那几年中,我写了几十篇“祭文”,也系统地了解了黄泛区难民们的“家史”,《黄河东流去》这七户农民的流浪史,就是根据这些“家史”的素材提炼而成的。
四
除了写“祭文”以外,我还交了许多朋友。他们都是难民。他们的流浪生活也不完全是眼泪,还有很多充满着浪漫色彩的机智幽默故事。现在谈起来仍然有些留恋和怀念,这些人中包括我写的王跑和四圈。他们现在还以自己穿过牛皮底鞋,戴过城市人戴的礼帽而自豪。
我喜欢这些故事,他们都体现了中原一带的“侉”味,一般人管河南农民叫“侉子”,“侉”是什么东西?我理解是既浑厚善良,又机智狡黠,看去外表笨拙,内里却精明幽默,小事吝啬,大事却非常豪爽。我想这大约是黄河给予他们的性格。
在这部小说中,我写了六七个青年妇女的命运。特别是她们坚贞不屈,舍死忘生的爱情生活。爱情是最能表现一个人的个性和品德的镜子。她们在死亡线上挣扎,她们把生命和爱情同时高高擎在手中,作为她们做一个真正的人的旗帜。黄泛区的妇女们,在流浪中跑遍了半个中国。她们在斗争中扔掉了封建桎梏,她们有走南闯北的豪爽性格,她们还有坚强的谋生能力。同时,她们还保留着患难与共、“相濡以沫”的高贵品格。用她们的话说,“人必须有情有义。”
就是这些妇女们,她们在这场浩劫中活了下来。而且在困苦万难中,把儿女带大养活。也是她们执斧操犁,把荒芜的几千万亩土地开垦播种,重新建立起自已的家园。
她们通过自己的苦难经历,学会了选择;在决定中国命运的“淮海战役’’中,就是这些妇女,用当年逃荒的小车,把自己的粮食推向前线,支援中国人民解放军。
对这些可歌可泣的事实,当时曾经引起我的浮想:“中国人民在那一次浩劫中,坚强地度过了,那么,在‘四人帮’这次浩劫中,中国人民能覆灭吗?”回答只是一个字:“不!”
每一个民族都有它伟大的潜在的生命力。我写这部长篇小说的主要意图,就在于这一点。
最后还要提一句,本书在漫长的创作过程中,承蒙很多朋友的关心和支持,特别是承蒙北京出版社吴光华等同志的热情支持——他们提了不少很好的意见,并且帮助作了增删校正。数年辛勤,非同寻常。在此深深致谢。
一九八四年一月十九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