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二章 坝桥杨柳
逃难八年回到家,
看见土地想叫妈。……
——黄泛区民歌
一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日这天夜里,天气闷热,暑气熏人。徐秋斋刚睡着觉,忽然被一阵“噼噼啪啪”的鞭炮声惊醒了。初开始,他还以为西安市又出了什么兵变,赶快披上小褂,来到院子一看,只见满城里火鞭、小炮、天地两响和大雷子炮,像炒豆子似地响作一团。夜空中,火星迸射,烟花飞溅,整个西安城,隔着古老的青砖城墙看去,活像一个钢水沸腾的大铁炉。
李麦和梁晴这时也被惊醒了。李麦慌忙走到院子里问着:“徐大叔,这是咋啦!又不是大年初一,也不是十五,怎么放这么多鞭炮?”
徐秋斋兴奋地说:“说不定有火大变化了!你们在家等着,我到城里看看。”
徐秋斋刚走进城门,只见城里大街上已经变成一片鞭炮炸响的火河,各个商号把锣鼓抬出来敲打着,人群像潮水一样向街头涌着。
“日本人投降了!”
“日本无条件投降了!”
“天下要太平了!”
“该回老家了!”
人们像疯了一样喊着、跳着。不管认识不认识,互相奔走相告,狂喊拥抱,有的人竟然高兴得在大街上放声大哭。
徐秋斋默默地看着街上狂欢的人群,他的眼睛被泪水模糊了。在这激动人心的时刻,他没有钱去买一个炮放,也没有钱去打一两酒喝。可是他看到街上每一个人,都觉得是那么可亲可爱。他和大家分享着抗战胜利的欢乐。在八年漫长的岁月里,中国人民遭受了战争的巨大痛苦。黄泛区的难民们,更是在这痛苦深渊的最底层。他们的土地被淹没了,房舍被冲毁了,他们背井离乡过着讨饭的生活,没有住过一间有墙壁的房子,没有睡过一张真正的床,他们唯一的财产就是一根棍子和一只篮子。
如果说“容忍”是“勇敢”的母体,那么黄泛区的难民们,在抗战八年里表现了最大的容忍。他们好像被压在两扇沉重的磨扇下生活着,他们没有去抢劫路人,没有去打家劫舍,抢银行砸仓库,他们只是默默地按照自己的道德标准生活着、等待着。……
当徐秋斋回到自己的窝棚时候,李麦和梁晴也知道日本鬼子投降这个消息了。梁晴被这个消息激动得哭了。李麦也在一边擦眼泪。
徐秋斋叹息着说:“别哭了,好也罢,歹也罢,总算胜利了。日本鬼子到底也有这一天!”
李麦说:“我现在都不敢想,这七八年,人是怎么熬过来的?什么苦都吃了,什么罪也受了,老蒋这个龟孙,他知道不知道?”
徐秋斋说:“他怎么能不知道?算了,现在咱谁都不埋怨了。不管怎么说,这抗日战争总算胜利了,这是咱中国人的大福气。老蒋他要有良心,赶快把咱这些难民送回老家,只要把土地给咱们,什么也不向他要。”
李麦说:“恐怕他未必有这份善心。他要是心里有咱老百姓,也不会扒开黄河了。”
徐秋斋说:“咱们家破人亡,妻离子散,还不是为了抗战,他要是再不管咱们,那可就太违悖天理了。”接着他又叹着气说:“唉,人到这个时候,思家的心更切了。好在路能通了,赶快回老家吧,在这里什么也没有心思干了。”
三个人一直谈论到天亮。街上又响起了锣鼓声。徐秋斋无心睡觉,也不想去摆代书摊子,喝了一碗玉米糊糊后,拔起腿又到城里打听消息了。
西安市东半个城住了黄泛区几万难民。这些天来,从难民中传来了各种消息。
有人说:“政府马上要难民登记了,西安火车站准备每天发出两列火车,专门运送难民回乡。”
还有人说:“政府要发难民免票证了。大人小孩每人发一张,有免票证,什么火车都可以坐。……”
可是尽管大家说得有鼻子有眼,一个多月过去了,还是“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
徐秋斋几乎是天天都到火车站打探询问。可是每天只看到一列列的火车里,塞满了国民党的军队,汽车、大炮、装甲车也都装在火车上向东开去。连普通的客车都让当兵的占用了,更不用说运送难民的列车了。
人们的兴奋热烈情绪,渐渐地变得冰冷了。初开始,他们以为日本投降了,从此要天下太平了。可是事实却不是这样。首先,胡宗南把他们第一战区的军队,连夜运到洛阳。紧接着,蒋介石又要运送八十万大军到东三省、华北和江南,准备打内战消灭共产党。难民们还乡的希望变得渺茫了。这时大批的机关和公务人员,也都蜂拥般搬迁东下,有些原来内迁的工厂和大商号,也纷纷迁移回上海、天津等地。西安的街上变得冷落了。只有黄泛区的难民,每天踯躅在街头,无家可归。
当片片黄叶飘落在西安古城墙下时,徐秋斋变得沉默寡言了。他本来是个性格豁达的人,又是个“恕道”思想很浓的人。他笃信人应该有“仁爱之心”的主张。他觉得处世对人,应该“推已及人”,“人有不及,可以情恕”,对人的过错不必苛责,要有宽恕、原谅的胸怀。他常说:“十个指头伸出来还不一般长,对人不必求全。”
前一段,由于胜利后的欢欣喜悦心情的驱使,他对所有的人都采取一种宽恕心情。就连对蒋介石的国民党反动派,扒开黄河这样大的罪恶,他也采取了宽恕态度。他曾经劝李麦说:“当时日本鬼子刚打进中国,他们慌了手脚了,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只要以后能让老百姓安居乐业,过上太平日子就行了。”可是通过胜利后这一年的忍耐、等待和观察,徐秋斋心里对蒋介石存在的一点幻想,彻底破灭了。他从报纸上看到,他们为了排除异己,不顾老百姓死活,又打了内战。当官的抢着“劫收”,贪赃枉法,敲诈勒索,包庇汉奸。听说像海骡子这样的汉奸,居然摇身一变,在开封又当上国民党的交通警察大队的团长。对于黄泛区的难民却弃置街头,不理不问。看到这些情况,徐秋斋心灰意冷了。他心里想着:“看起来老蒋的气数是该尽了,抗战八年他支撑过来了,一个‘劫收’却把人心‘劫’完了。”徐秋斋变得沉默了,有时甚至变得愤怒起来。他每天经过中正门时,总要对着城门上挂着的那幅蒋介石的大幅画像,鄙夷地骂一声:“民贼!”
七月问,从家乡又传来了消息:黄河花园口的口子打住了,黄河水又向东顺着故道流向大海。黄泛区的十六个县全没有水了,八十里宽、一千多里长被淹没的土地,现在都可以开荒种庄稼了。紧接着又传来了激动人心的消息:在黄泛区的共产党分区政府出告示了:为了鼓励开荒,重建家园,黄泛区的荒地,谁开谁种,谁种谁收,三年以内不完粮纳税。……
对于黄泛区逃荒在外的难民来说,这些消息比之抗日战争胜利,更加使他们激动和兴奋。西安市的东半个城住了几万难民,他们奔走相告着这个消息,变卖家具,收拾行李,都准备着东下还乡。
就在这时候,陈柱子从咸阳来西安打听消息了。
他来到徐秋斋的窝棚院子里,见到了徐秋斋、李麦和梁晴。大家多年不见,互相攀叙着,亲热了一番。徐秋斋问:
“你们开的饭铺生意怎么样?”
陈柱子说:“大叔,现在生意没法干了。物价天天飞涨,上午卖几个钱,下午就得赶快去买成粮食,要是当天买不到粮食,过一天,一百块钱就变成八十了。日本鬼子投降时,我那个小饭店还存了八石麦子的本钱,就这一年多,八石麦子全赔进去了。另外苛捐杂税也太厉害,一个月儿十种花样。”
李麦又关心地问:“凤英如今怎么样?她还在咸阳吧?”
陈柱子说:“还在咸阳。自从春义生气走后,她也病了一场,她也没心思开饭铺了,以后就把饭铺出脱给别人了。当时也卖了些钱。她又买了部机器学裁缝,在咸阳十字街东边赁了一间门面,开了个小成衣店。日子也能过得去。风英那人心里有主意。人家都说她手里存有金子。我也说不清。我来的时候,她还托我给春义带了两个金戒指,大约有半两重。据她说这是饭铺出脱时买的。饭铺有春义一份,这半两金子就算分给春义了。”
梁晴抢着问:“她现在又找人了没有?”
陈柱子说:“还没有。街上传说不少,可是我看都不像。大概和春义闹那一场也伤心了,不是真正合适的人,她大约不会结婚。”
徐秋斋说:“柱子,要是给他俩说合说合,还叫他们一块过,你看行不行?”
陈柱子说:“恐怕不行。我那个老婆和她说了多少次了,叫她来西安找春义。可能是春义伤透她的心了,她始终不叫提这件事。我看也困难。她大约不想再回老家种地了。春义呢,也不是在城里做买卖的那种人,你们和春义说说看,或许他能回心转意,也是一件好事。”
夜里,春义从黄金庙街来了。他已经和那家铁工厂算了帐,收拾好行李准备回老家。
李麦把他叫到一边说:“春义,听陈柱子说,凤英在咸阳还没有另外找家。现在开着一个小裁缝店,生意也不怎么样。我想带你去咸阳一趟,给你们说合说合,凤英要是愿意回老家,咱一块回老家,她要不愿意回去,你就和她留在咸阳一块过日子吧!都是一块逃荒出来的患难夫妻,如今弄得你东我西,这不好。”
春义沉默了一会,摇了摇头说:“婶子,你们这一番好意我知道。可是这件事,你们不必再费心了。我如今也想通了。不怨她,怨我!可是我实在管不住自己的性子。凤英肯定不会和我回老家种地,人家也不必跟我回老家耪地锄苗。我呢,咸阳城我是一辈子也不会再去了。就是每天让我吃八个大菜我也不去。我也不是做生意那个料。婶子,我们两个不是夫妻,是一场黄水把我们冲到一块了。我已经给她写了个手续,从邮局寄去了,任她改嫁别人!”说到这里,春义眼中掉下两滴眼泪。
李麦听他这么说,知道再让他们一块过确有困难,叹了口气说:“常言说,‘捆绑不能成夫妻’,‘强扭的瓜不甜’,那就算了。回咱老家再说吧……”
春义说:“再说吧,我也不敢说一辈子不找了,可是现在谈这件事太早了。
陈柱子也要回咸阳了,他把两个金戒指交给春义,春义死活不要。他说:
“这钱都是她赚的,我当时也不过是个跑堂,我不要她的钱。”
陈柱子说:“店是你们两个开的,二一添作五。当然有你一半,你拿着。”
春义说:“我不要她的钱!”
徐秋斋说:“你不要我要。这又不是偷人的钱,是你们两个赚来的钱,有什么要不得的。”
春义看徐秋斋已经替他收下,也不好再说什么。他又对陈柱子说:
“柱子哥,你替我给凤英捎句话:我谢谢她,我……对不起她,我伤了她的心……”说罢自己到屋子外边去了。
陈柱子去车站看了两天,看到到洛阳的车票,黑市卖到五千元一张,而且车上还不准带家具东西,另外回到家里,自己种地又不真内行,因此就决计留在咸阳。
临行前,陈柱子对李麦说:
“就这样吧,我回咸阳了。也可能我就流落在陕西,永远回不了老家了。将来你们和咱村下辈孩子们说起来时,告诉他们,赤杨岗还有一户人家,他叫陈柱子,他是个好人!”
陈柱子说罢,又和徐秋斋、梁晴告辞,春义把他送到西关,两个洒泪而别。
第二天夜里,徐秋斋把人家叫到一起说话了。他说:“咱何必一定要等火车。人不是有两条腿吗?两条腿就是走路的。叫我说,咱们起旱路回家,从西安到咱老家也不过是一千多里路,咱们走!”
李麦说:“徐大叔,我们都好说,你年纪大了,天又这么热。我倒是有个主意。我们大家凑钱给你买一张票,你坐火车先到洛阳,我们起旱……”
没有等李麦说完,徐秋斋拍着胸膛说:“我不拖累你们。你们一天走一百,我走一百,走八十我走八十。我不含糊,螺子马还知道扑家,何况还是个人?”
春义也早等得不耐烦了。他说:“咱就是一天能走五十里,一个月也到家了。我看这个主意好。”
梁晴急着和天亮会面,巴不得大家立刻动身。她说着:“徐大爷,我把咱的小车推上,路上你走不动,我推上你。”
徐秋斋说:“孩子,你们别操我的心,只要是回老家,你大爷还能给你拉根绳!……”
七月下旬,李麦、徐秋斋、梁晴、春义等人,推着两辆小车,带着锅碗行李,离别西安向东出发了。过了坝桥,上了公路,才发现满路上全是推车挑担的难民,他们也是等不得火车,起旱路回乡的。徐秋斋回头望了望西安城,眼睛有些潮湿了。他想到蓝五,想到雪梅和嫦蛾,还想到很多一同逃难出来的乡亲。有多少家出来时,还是完完整整的一家人,可是如今回去有几家是完全的?有的“沟死沟埋,路死路葬”,有的妻离子散,找不到下落,有的出来时还带点首饰衣物和几件行李,如今回老家时却只剩下两个破筐和几只篮子了。在西安整整住了八年,还是要感谢这里的人民,他们总算在陕西活下来了。他想着这一辈子不可能再来西安了,他频频回头望着这个烟火万家的古老城市,真有些依依惜别之情。坝桥上有几十棵合抱粗的大柳树,他从古书上读过,坝桥的柳枝是作为送别留念的。他折了一枝柳枝插在草帽上,又默默地拱起手向长安告别。……
八月中旬,大家来到了洛阳。李麦带着他们来到烧窑沟长松的家里。长松也正准备回老家去。杨杏不在家,她到渑池县和洛宁县看望秀兰和玉兰去了。因为两个闺女都卖在那里,临回老家前,杨杏想和她们打个招呼。
在路上晓行夜宿,马不停蹄地走了二十多天,一个个都累得疲惫不堪,像散了架子。徐秋斋脸消瘦得像刀条一样,眼窝也深凹下去了。大家都想在洛阳休息几天。春义的小车轴一路上也磨坏了,需要找一根枣木心换上。长松也希望和他们搭帮走,就把他们留下,住在窑洞里。
下午,李麦到西关老清婶家去了。爱爱和雁雁都不在家。老清婶正在给一个一岁多的男孩在盆里洗澡。那个小孩胖墩墩的像条芝麻虫一样,在水盆里乱舞乱跳,李麦和老清婶寒暄后,指着小孩问:“这是爱爱那个孩子?”
“咋不是!”老清婶脸上飞过一阵红晕说:“可淘气了,我就收拾不住他。”
李麦拍着小孩的头说:“多灵巧的一个孩子,叫个啥名字?”
没等老清婶回答,那个孩子结巴着嘴说:“我叫牛郎,姥姥说我是天下掉下来的星星。”
两个老太婆都笑了。李麦感动地说:“嘿!看这张小嘴多会说。”老清婶说:“可懂事了!我给他煮了个鸡蛋,他舍不得吃,要给他妈留着。”
到了夜里,爱爱从书场回来了。雁雁也回来了。说到回老家的事,雁雁最积极。她说:“妈,咱赶快回去吧,要不好地都叫人家开完了,将来给咱剩点赖地。你不用担心,我会种庄稼,犁地、耙地、摇耧、撒籽,什么时候种,什么时候收,我全知道。”
老清婶说:“回去也不是吃白糖果子。连间茅草房都没有。”
“搭呗!”雁雁不在乎地说:“总比住人家这破房子强,山墙都快要倒了,就这一个月还得交几十块房租。”
大伙你一言我一语地说着,爱爱歪在床上拍着孩子睡觉,却不吭声。李麦问她:“爱爱,你是怎么打算的?”
爱爱说:“各家有各家的难处。要是俺爹活着,回老家开几十亩地种种,肯定比这里过得好。如今我爹去世了,就是分点地谁去种?叫我妈和雁雁回去吧,我还带着这个孩子没人照看,依我看,我们就在这里混吧!好歹我还有这个说书的营生,只要没有大的兵荒马乱,我一个人也能养活他们。”接着她又叹口气说,“赤杨岗,我是没有脸再回那个村子了。我宁可把脸丢在洛阳城,也不能把脸丢在乡亲们面前。”
老清婶这时也叹息着说:“她婶子,我也在作这个难哪!农村不比城市,关住门自家过自家。爱爱要是带着她这个冤孽回咱老家,他没爹没姓,还不叫村里人说死?再说,回去开荒种地,也不是像说句话那么容易。我如今老了,还得了腰疼病。到乡下,医院没有医院,大夫没有大夫,要是犯了病我可怎么办?我是不想回去了。在这里好赖我们能吃个机器面条,如今再让我擀面,我也擀不动了。”
李麦听她说的口气,知道她这些年在城市里过惯了,不想再回农村了。从实际考虑,她家没有个男孩子,回到乡下也确有困难!爱爱既然说了多年书,何必再回去学种地?只是想到海老清种了一辈子地,结果全家人流落在城市,替他有点惋惜。李麦是个精明人,她看透老清婶的心事,就安慰她说:
“嫂子,我也想到你们的难处,世上百行百业都是人干的。只要能够生活,也不必舍近图远,回老家啃那二亩地。至于爱爱这件事,你们也不必老放在心上。咱们黄泛区的人,如今也开通了。都在外边跑了十几年,遭这么大的灾,谁还笑话谁?俗话说,‘谁家老坟里没有弯腰树’?人能活下来,就算有志气,就算刚强!我们先回去,晚几年村子里安定了,你们也可以回去看看。海老清是咱赤杨岗的一户人家,将来就是分土地,也得给他留块坟地。小牛郎将来想回去,我们也要给他分一份地。他也是咱赤杨岗一口人。”
李麦这一番话把她娘仨感动了。爱爱含着泪说:“大婶,我们太感谢你了。将来我们一定要回赤杨岗看你。”
过了两天,杨杏从渑池县回来了,一进窑洞门,她看到徐秋斋、李麦等人都在自己家里,也顾不得休息,就从屋里找出小半袋白面,忙着给大家烙饼吃。
李麦说:“玉兰她娘,你休息会儿吧,好面留着烙成干粮,将来到路上吃。”
“不碍事,烙干粮的面还有。……她话没有说完,就赶快用擀面枝擀着面团。她似乎在强忍着内心的悲痛。擀着擀着忽然停住了手,对着墙角发起呆来,有时则背着大家偷偷地抹了抹眼泪。
吃饭时候,杨杏虽然强颜欢笑,热情招待乡亲们,可是眼角上总是挂着泪珠,有时暗暗叹着气。李麦和长松都看出来了。但他们都没有细问。到了夜里,大家都拉条席子去院子里睡觉了。屋子里只剩下李麦、长松和她三个人时,长松才问:“看见秀兰、玉兰没有?”
杨杏的跟泪再也忍不住了,“哗”的一下流了下来。她哽咽着说:“小建他爹,你千万可别伤心。咱……玉兰……已经没有她这个人了!……”
长松的脑子里“嗡’’了一下,他做梦也没有想到,玉兰会永远离开了他们。他狠狠地捶着自己的头,眼泪扑簌簌地掉了下来。他的嗓音都变了:“玉兰,爹、爹对不起你……”
杨杏到渑池县先找到秀兰。秀兰是被南阳人贩子卖给百里镇一家姓刘的农民了。这家倒是个正经庄稼人,有五六亩地,两间草房,还喂了头小驴。就是男人岁数大一点。他名叫刘成,已经四十六七岁了,比杨杏还大两岁。人倒是个实诚人。杨杏在她家住了两天,又是杀鸡,又是买甜瓜。一到夜晚,刘成自己睡在驴棚里,把床腾出来让给秀兰她娘儿们,让她们叙话。秀兰生了个闺女已经一岁多了,刘成每天扛在肩上,摘枣钩梨,喜欢得就像掌上明珠。
秀兰听说他们要回老家了,饭也无心吃,活也无心做,每天只是哭。
杨杏劝她说:“闺女,不是做娘的心狠,把你往火坑里推,当时实在是没有办法了。要不是你和玉兰……换的那几个钱,你爹能活到现在?你俩兄弟恐怕也保不住他们的命。……以后叫你爹、小建和小强年年来看你。老家离这儿虽然远一点,咱娘儿几个还是能见面的……”
秀兰却哭着说:“妈,我跟你们回老家看看不行吗?”
杨杏说:“老家如今还是一片荒草湖泊,吃没吃的,住没住的地方。你还奶着孩子。等着将来把家安顿好以后,我叫你爹来接你。”
秀兰也知道她妈说的是宽心话,只哭着说:“就我的命苦!……”
临行时,秀兰把她妈送了十来里。路上杨杏又交代说:“秀兰,好日子、歹日子,打起精神往前过。我看刘成这个人不赖。一碗水已经泼到地上了,要好好跟人家过。再说,也要替人家想想,他也是个穷人,听说为成这个家,他花了五六石粮食。这是人家半辈子的积蓄啊!人要什么样子,不能像画上一样,只要心地善良,勤快实诚,岁数大一点,这也不算什么。……”杨杏咬着牙说出了这句言不由衷的话。她自己的眼泪也流下来了。就在这时候,秀兰扑过去,一把抱住她,失声大哭起来。
刘成气喘吁吁从村子里赶来了。他买了二十个水煎包子,用柳条串着送来了。他不好意思地跟杨杏说:“妈!我给你买了二十个包子,你到路上吃。”
这是他第一次向杨杏喊“妈”。杨杏的脸“刷”地一下红了。杨杏心里知道他不是来送包子的,而是害怕秀兰跟自己跑了。杨杏硬着心擦了擦眼泪,对秀兰说:“回去吧,妈以后再来看你!”说罢扭头走了。走了半里地,她还是忍不住回头看了看。只见刘成在地下蹲着,秀兰还踮着脚,伸着脖子向她翘望着。……
过了几天,杨杏来到了洛宁县石涧村。玉兰是在前几年被卖到石涧村,一个姓张的地主家里,给人家作二房。这个地主叫张汉臣,已经五十多岁了。当杨杏打问到他家门口时,从门里先窜出来一条大狼狗,差一点把杨杏扑倒在地上。后来还是走出来个长工把狗捺住,杨杏才进到他家里。
张汉臣的大老婆接待了她。张汉臣的这个大老婆长得有五尺多高,瘦得像一根旗竿,手里端着个水烟袋,说话的声音,走路的架势,都像个男人。
她打量了杨杏一眼,吹出一袋烟灰说:“啊!你是玉兰她娘啊!”
杨杏谦恭地说着:“是啊,这几年我们说来看看孩子,可是家里还有五六口人,总是出不来门。如今我们要回老家,想来和她见一面。再说,也想来瞧瞧你们,这也算是一门亲戚。”她说着,把刘成给她买的那二十个水煎包子,放在桌子上说:“来了也没什么拿,买了一串包子,请您们尝尝。”
张汉臣老婆的脸色冷冷的,对杨杏送来的包子,一眼都没有看,呼噜噜呼噜噜地继续抽她的水烟。停了一会,才慢条斯理地说:“要说你也是太婆哩。唉,太婆,你来晚了一步。玉兰她今年春天不在了!……”
“什么?”杨杏浑身颤抖起来,“她……她……她怎么死的?”
“害病死的。唉,害的是痨病。害了一冬一春了。光中药吃了几十副,大夫换了五六个,结果也没有救了她的命!”
杨杏流着泪说:“我们玉兰自小身体可好了,她怎么会得这个病?”
“去年秋天小产了一次。身体亏损了,另外,她平常吃饭太挑剔……”
“不!不!……我自己的孩子我知道。她粗茶淡饭什么都能吃,从来不挑食!”
张汉臣老婆把脸沉下来说:“可能是到我们家变了……唉,为了办她这个事,前前后后我们花了三四石粮食。怨我们没有运气,也是她没有福气。……”
正说话间,张汉臣走进来了。他是个矮个子,歪肩膀,圆脑袋,蒜头鼻子,腮帮上还长着一撮“财神胡子”,他结巴嘴问着:
“玉兰她……她……她妈来了?”
他老婆用火香一指扬杏说:“这不是!”说着脸阴得像从水里捞出来一样。
张汉臣笨嘴笨舌地打着招呼说:“哈,哈……哈,……玉兰她……她……她就不吃药!’’
他话还没说完,他的老婆就吆喝着他说:“你到前边去吧!这儿没有你的事!”
“是!……是!……是!……你们说话。”他说着像个陀螺似地转着身退了出去。
看到眼前这个丑陋的男人,杨杏的眼泪怎么也止不住了。
对于玉兰这几年的处境,她完全清楚了。她心疼女儿,她痛恨自己。早知道玉兰是跳进这样一个火坑里,还不如她娘儿俩抱住一齐跳在黄河里。
张汉臣的老婆要留她吃饭,她拒绝了。在这个冷得像冰窖的地方,她一分钟也不想呆下去。她问:
“我们玉兰的坟埋在哪儿?”
“你还要去看她的坟啊!哎哟,可远了,在后岭上乱葬坟里。你还是别去了,得翻两条沟。……”
杨杏说:“不,我要去看看。闺女是我身上的一块肉。我做娘的来到这里,生不见人,死不见坟,这不是做母亲的道理。”
“那好吧!”张汉臣老婆说着向院子里喊着:“李家,李家,你把这个媳妇领到玉兰坟上去!竹
玉兰的坟埋在山坡的乱石岭上。一个矮矮的小坟堆上边,稀稀疏疏地长了几棵狗尾草。坟向是坐北朝南侧挖在山坡上,好像这个可怜的姑娘并没有安眠。她睁着两只眼睛,在痴痴地遥望着自己的故乡。
长工送杨杏到坟前就自己回去了。杨杏看着这一挤红土,忽然在坟前跪下了。她嘴里说着:“玉兰,我的好乖乖,我的好闺女,妈来看你了。……是妈把你推到火坑里了,……六十斤高粱送了你一条命。玉兰,你走了这几年,咱娘俩没有见过一回面,没有说过一次话,你到底是咋死的?你对妈说说,你给我托个梦也行。你在梦里对妈说说。……”杨杏憋了一天的难受心情,在玉兰的坟前全部倾泻了出来。她的哭声好像使鸟雀停止了叫声,让树垂低了枝条。
“大婶,你是玉兰她妈吧?”
杨杏正在坟前放声痛苦,忽然听到一个年轻妇女的喊声。
她急忙拭了拭眼泪,抬起头来,见面前站着两个妇女:一个二十多岁,一个三十多岁。两个人都挎了个篮子。篮子里放着小铲和野菜。杨杏说:“我是她妈……”
那个二十多岁的年轻妇女,一屁股蹲在杨杏跟前说:“大婶,我们是玉兰家的邻居。玉兰死得苦啊,她楞是叫‘老妖婆’折磨死了!……”
“就是张汉臣他老婆!”那个中年妇女帮着解释说着,也蹲在地上。
年轻妇女接着说:“他们家可狠毒了,整天让玉兰吃剩饭。蒸点白馒头,老妖婆收拾起来,炒点菜他们两口子吃,让玉兰整天喝红芋叶糊糊。就这样,老妖婆还整天骂玉兰吃得多。玉兰今年春天怀孕以后,每天还得照样给他家磨二斗粮食,下着大雪还要去地里给他家背花柴!”
杨杏说:“不是说得了痨病吗?’’
“哎呀,大婶!”那个年轻妇女急切地说着:“先小产,后吐血。那天他家翻晒麦子仓库,玉兰从早到黑折腾了一天,黄昏就小产了。那天我去他家借水桶,玉兰和我偷偷说的。”
“害了三个月病,没有抓过一副药,老妖婆光让喝澄清米汤,有一天还是我给玉兰送了两个熟鸡蛋吃,惹得老妖婆拍着屁股骂了三天。”那个中年妇女说着掉了眼泪。
两个媳妇向杨杏说了玉兰在害病的情形,杨杏嘴唇都气成青颜色了。她不住地擦着眼泪说着:“我的可怜闺女啊,我的可怜闺女啊!……”
“大婶,你去告他!”那个年轻妇女气愤地说:“我们早说了,玉兰娘家难道就没有一个人了?应该给玉兰出出气。俺这一条街都为玉兰抱不平!”
杨杏没有主意了,她想了半天才说:“她嫂子,你们这一番好意,我是领情了。可是玉兰死时,我活没有见人,死没有见尸,我怎么去告?再说我们是异乡人,整天靠要饭过日子,我们哪有钱去打官司?算了,怨我们玉兰命苦……”她说着又气愤地哭着说:“我要告谁?应该被我告的人多了!哪里是我们申冤说理的地方?”
……
窑洞里变得死寂了。长松、杨杏、李麦、小建、小强和小响好像都睡了。其实他们谁都没有睡。在黑沉沉的夜里,他们有的在暗暗抽噎,有的在默默地擦眼泪,有的把拳头紧紧握着,砸着床边的木头。
“喔喔喔……”鸡子叫了头一遍。天快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