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洛阳城里
不当和尚不晓得头冷,不逃荒不知道出门难。
一一民谚
一
海长松、春义和王跑几家难民,自从离开寻母口后,一路上风尘仆仆,晓行夜宿,逢庙住庙,逢庵住庵。路过小禹州,又拾了一季秋庄稼。到了深秋时候,才来到古都洛阳。
这洛阳旧称“九朝都会”。周、汉、魏、晋都曾建过都城,是当时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唐宋时期,仍然是居住着几十万人口的大都市。只是到了元明以后,连遭兵燹,才逐渐衰落下来。洛阳城坐落在一个盆地里,北边北邙山靠着黄河,东边有虎牢关、黑石关等险要关隘,西边有崤山作屏障,南边是个天然门户一一龙门。在过去兵器不发达的时代,因为它环山抱水,四周有险可据,常常是
“兵家必争之地”。淞沪事变时,国民党为了逃避日本,曾一度将他的“国民政府”迁来过几天,把洛阳定名为“行都”。这个破烂不堪的城市。一时华盖云集,车水马龙.可是那些国民党大员来到洛阳后,一看无雨三尺尘土,有雨一街泥泞,吃饭没有个像样的饭店,住旅馆没有个抽水马桶,并不像他们在书本上读的“洛阳无限红楼女”、“春风锦灿洛阳街”那么美妙,因此就大骂“迁都洛阳”是上了当。过了没多天,他们又跑回南京、上海享受“抽水马桶”了。这个“昙花一现”的“行都”,连同扬州迁来的几家妓女馆,一同又迁走了。在洛阳市内有些街巷里,有几家门上还贴着“考试院”、“监察院”、“财政部”等旧纸条,这大概是这个“行都”留下来的唯一阵迹了。用农民的话来说:“是发了一阵‘羊痫疯’!”
抗日战争爆发后,华北、华东相继沦陷。洛阳这个古城就又成了战略要地。国民党把“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放在这里。周围驻着几十万军队。从平、津、宁、沪流亡过来的大批政客、寓公、商人和知识界人士,也都蜂拥而来,住到这里。随着他们来的是那些为他们服务的各种行业,“老正兴”、“新雅酒楼”、“冠生园”等菜馆招牌挂起来了,“卫生池”、“大观园”、“华清池”等澡塘建起来了,甚至于连理发馆、美容院、旅馆、赌场和臭虫也都一齐搬到了这个古老的城市。
洛阳像个乡村姑娘一样,一夜之间变成了满头珠翠的贵妇人,同时她也变成了一个“魔窟”。这个地处抗日前线的城市,变成了走私商品的转运站,贪污舞弊的交易所。同时,它也是黄泛区难民云集的“饥饿走廊”。
揭开这个城市的另一角,洛阳车站和附近的几条街上,成千上万的难民,露宿在车站站台上和附近几条街上。他们都是从鄢陵、扶沟、中牟、尉氏、太康和西华一带逃难过来的,准备搭难民车上西安、宝鸡和黄龙山一带。可是车少人多,加上陕州到阌底镇一段火车路,因为日本在黄河北岸打炮,白天不能通行,洛阳的难民聚集的就更多起来。当时洛阳也不过二十来万人口,聚集在这里的难民却有五六万人。到处都摆的是小车、扁担、风箱和铁锅,到处都是端着碗要饭的人群。
二
长松等一行过了龙门,又过了洛河大桥,傍晚时分,来到了洛阳南关。他们几个人都没有来过城市。杨杏、凤英和小孩子们更是连电灯也没有见过。他们望着城里的大街上,人们像赶会一样在路两旁挤着走着,带着红绿颜色的霓虹灯忽明忽亮,他们也不知道是啥东西。街上的自行车、黄包车像流水一样跑着,捺着喇叭和铃铛,几部黑颜色的小汽车,嘟嘟地叫着,屁股上冒着烟,从川流不息的人群中冲过去。
长松看着这个繁华社会,又看自己身上的尘土和孩子们身上穿的破烂衣服,他有点犹豫,他不敢走进这个光怪陆离的世界。
孩子们看得眼花缭乱,大瞪着眼睛看着他们没有见过的东西。小响指着电灯问杨杏:“他这个灯怎么点着的?”杨杏说:“捺着的。”小响又指着小汽车间:“他那个车怎么自己会跑?”杨杏说:“里边有机关。”接着她又说:“妈也不知道,你别问。”
王跑家的小儿子黑旦,在街上看到一段扔着的甘蔗头,他问王跑:“爹,这叫咱拾不叫?”王跑在他头上拍了一巴掌说:“学主贵点!”
他们刚走进南门,忽然闪过来两个穿黑衣的警察。警察问:
“你们是干什么的?”长松忙回答:“我们是黄泛区的难民。”王跑忙补着说:“老总,我们是到火车站去。”警察向东边一条马路一指说:“绕东关。难民不准进城。”长松说:“我们不知道怎么走啊!”警察却走开不理他们了。王跑说:“咱只管往里走。大街不是叫人走的?走路总不能要税。”杨杏说:“算了吧,那么多汽车,万一辗住咱怎么办?咱就绕城外走吧,是路通北京,鼻子下边就是路,咱长的有嘴不会问!”
他们一路走着问着,绕到东关,又过了一道大石桥,等到到了车站时候,已经是后半夜了。长松看着车站附近到处都躺着难民,有的盖个麻袋片。有的盖个破棉袄。还有的什么也没盖,孩子大人就躺在大街的泥地上。他叹了口气对王跑说:“在这城市地方,人是更不值钱了!”因为赶了一天一夜路,小孩们走着直想栽倒,大家也顾不得肚子饿,就在一家盐栈门口地上,横七竖八地躺下睡了。
第二天天亮,他们被一阵吵吵嚷嚷的声音惊醒了。他们忙起来看了看,原来是铁路上的护路队警察,和一群难民们在撕捶抡打。几百名难民向新开过来的一列火车跑着冲着。警察们在拉着赶着,不让他们上车。
忽然间,一排铁丝网被推开了,难民们像潮水一样涌向火车。只一会工夫,这列货车的每一节车厢上、车顶上都堆满了人。人们像石榴籽一样,紧紧地挤在车篷上,小车、箩筐撂满了一地,喊爹的,叫娘的,吵嚷成一片。
王跑说:“我看咱也扒扒试试,万一扒上去了,不比在这里等着强。”长松说:“等两天再说吧,咱刚到,还不摸情况。”王跑说:
“出来门就得眼疾手快,这洛阳有个啥恋头,叫我说能走就走。”
正说着,这列火车开走了。王跑后悔地直跺脚。他说:“要真破上命扒,也早走了。出来门就怕跟那些慢脾气的人搭上帮!”长松知道他是说自己,也没有吭声。
在车站上又等了两天,把王跑气坏了。在这个地方,不要说吃饭,连吃水也成问题。车站上没有自来水,街上有几眼水井,打水不但要排队,还得掏钱。每个水井上都有当地人在看着,打一桶水二分钱,难民对这一点极不习惯。王跑一辈子吃水没掏过钱,过了两天他实在过不下去,决计第二天要扒火车走。杨杏、凤英和老清婶两个女儿也吵着赶快离开这里,因为妇女们解手都没有个地方。大家商量定主意,就决定明天扒火车。他们连夜把家具行李往靠近站台的地方挪了挪,鹄候了一夜,到第二天吃罢早饭时,开进来一列闷罐车。
闷罐车里边装的是粮食和弹药。车刚一停,难民就像一窝蜂似地往车篷上涌。春义和凤英都是年轻人,他们两个先扒上去了,接着他们把申奶奶也拉了上去。裴旺家和蓝五扒上了另一节车。春义在帮着老清婶,她两个闺女雁雁和爱爱先扒上去了,老清婶却死活扒不上去。老清婶在下边哭着喊着,春义没办法,只得叫雁雁和爱爱又跳了下去。
王跑一家因为带的东西多,跑到火车跟前时,各节车顶上都挤满了人,王跑连扒带抓上到车顶,他老婆老气因为拿着一个牛腰一样粗的包袱怎么扒也扒不上去。王跑骂着:“你咋这么杀才哩,你就不会再吃点劲?”老气埋怨着:“这么大个包袱。我有多大气力?只管你跑得快。”说罢把包袱扔在地上,赌气地坐着不动了。
王跑知道老气是个犟脾气,另外站台上放的小独轮车,黑蛋和毛蛋还没有招呼过来,急得王跑又从车顶上跳下来。他说着:
“我算真服了你们了!吃饭一个顶两个,干活两个不顶一个。你先上去!”说罢就把老气往车顶上推。还没推上去,这列火车就开动了!吓得老气又赶快跳下来.多亏王跑接住她,还算投有摔伤。
长松领着杨杏和五个孩子,刚把行李担到火车跟前。车就开动了.他一家也没有上去。
到了夜里,车站上又来了两列火车。一列停在二股道,一列停在三股道。王跑在站台上睡,一觉醒来,看见有人扒火车,就赶快推醒老气,拉起两个孩子,背着行李就往火车跟前跑。老气说:“不招呼长松家和老清婶子一声?”王跑说:“你快走你的吧,一会儿又上不去车了。”王跑把行李、小车搬上了火车,又把老气和两个孩子拉了上去,这才松了口气说:“唉!总算坐上了不掏钱火车!明天就到西安了。”
夜里两点时候,这两列火车几乎是同时开动了。王跑正在打瞌睡,忽然被车上齐哭乱叫的声音惊醒,原来那列火车向西开了。王跑一家子坐的这列火车却向东开去。
因为车少人多,火车一停,难民们便蜂拥而上。他们原想着这都是向西去的火车,所以有的一家人,儿子挤在这列火车上,父亲却扒上了那列火车。还有的母女分别挤上两列火车,更有的是两口子你扒上这列火车,他扒上那列火车。大家看到火车一开动,却是向相反的方向开去,两个列车上的人都张着手臂,呼天抢地,大喊大叫起来。有个小伙子从车上跳下来摔断了腿,有个老婆因为女儿女婿在另一列火车上.就不顾死活往下边“出溜”,出溜下来后,一条腿被火车轧断了。
王跑本来也想往火车下跳的,他感觉火车好像跑得并不快,比牛车快不了多少。可是一看见火车下边轧坏了人,吓得他也不敢动了,只好叹着气让火车把他往郑州方向拉去。
赤杨岗逃出来的几户难民,除了梁晴和徐秋斋还没有来到,洛阳车站上只剩下海长松和老清婶两家人了。
天明以后,被火车轧掉腿的老婆,因为流血过多死了。杨杏去看了看,吓得她脸都发白了,回到站台上,说什么也不扒火车了。她对长松说:“咱要死一家人死在一块!”长松又听说火车闯潼关那一段时,日本鬼子从河北岸打炮,打死了火车上好多难民,心里就更加犹豫起来。老清婶因为老清叔还没有下落,她也不想带着两个闺女,远走到陕西去。两家人商量了一下,就离开车站,在城北邙山脚下一个叫作烧窑沟的地方,找了两个破窑洞,暂时住了下来。
三
初到洛阳,长松一家从寻母口带来的粮食,还没有吃完,暂时还能开锅。可是一家子七口人,就是每天熬野菜糊糊,两顿饭也得半升粮食。杨杏每天像数着粮食粒一样来吃,口袋还是渐渐地空起来。长松想着:这样过下去,怎么活得了?总得找个营生。
烧窑沟离城里只有二三里地,离车站更近,他到城里转了几次,因为人生地不熟,还是找不到活干。后来听说难民救济所在车站附近办起了几处粥场,他就领着孩子们去吃舍饭。到了粥场去登记,人家说领一张饭证要挑三挑水,长松是个不怕下力的人,他把全家人领来,登了记,领了七张饭证,每天上午来粥场打二十多挑水。
粥场里的水桶是铁皮做的,不算大,可是水井却有十几丈深。一个大辘轳井绳绕三圈半才能打着水,搅上来一桶水,已经是汗流浃背,一上午搅四十多桶水,累得长松头懵跟黑。每次领回粥来,杨杏心疼他,总把自己那一份让他吃,自己把剩下的粥。
再掺些菜叶子,煮煮和孩子们一块喝喝。
杨杏初到洛阳,不敢单独出门。一来怕失迷了路,二来怕孩子们跑丢了。两个男孩却怎么拴也拴不到窑洞里,小建已经十二三岁,小强也十来岁了。他们装着说去菜市上拾菜叶子,天一明弟兄俩就跑出去了。头些天果然拾回来一点菜叶子,有毛白菜,红萝卜,有时候还有点黄豆芽和碎豆腐块。
杨杏拣着篮子里的菜,问小建说:“小建,这豆腐哪里来的?”
小建说:“这都是菜市上人家不要的!”杨杏说:“我不信,这豆腐人家能不要?”小建说:“你没有去看,安仁里后边,那个菜市大着哩,几百家菜摊子!一到晌午收摊时候,这些碎豆腐人家就不要了。”
杨杏说:“只要是人家不要,咱拾回来不犯法,可千万不敢去偷人家,咱们家是庄稼人,人老几辈都正正经经的人。饿死也不能去偷人家东西。”小建说:“俺知道!”
过了些天,有一次小建对小强说:“小强,咱到东北运动场去看看吧,人家说那里最好看了。有说书的,有唱戏的,还有拉洋片的。”小强说:“我怕走丢了。”小建说:“傻蛋!就在菜市南边,上坡上边就是。走吧,我知道路,我领你去!”说着哥儿俩朝东北运动场走去。
这个东北运动场,坐落在洛阳城里东北角上。当年,这里本来是吴佩孚阅兵的地方,后来改作了运动场,还建了一个不伦不类、不中不西的检阅台。抗战爆发后,洛阳忽然繁华起来,市场、南店、娱乐场所不够用,这个运动场就变成了个闹市。因为从京、沪逃过来的人多,这里最醒目的是旧货摊子:一二里长的一道旧城墙上,摆的全是旧衣服、旧皮箱、旧皮鞋,拆开的旧毛线,搭在绳子上,随风飘荡着,厚厚的俄国毛毯摆在地上,招惹着第一战区军官太太们的眼睛。
除了旧货摊子外,这里还有卖膏药的,卖大力丸的,算卦的,相面的,治花柳病的,还有从北平、天津跑过来的过路艺人,在这里搭起地摊,说起京韵大鼓和相声来。
小建和小强来到东北运动场,看着那些穿旗袍的和那些戴眼镜的人,听不清他们说的什么话。他们对那些旧货摊子不感兴趣,就一头钻到游艺场子里,看一个卖大力丸的,在用拳头砸砖头,看了一阵砸砖头,又跑过去看一个耍把戏的吃电灯泡。那个耍把戏的把一个电灯泡弄碎了咽在肚子里,接着就大喊大叫拿着小筐子收钱。小建看见收钱,拉着小强从人缝中钻出来跑了。后来他们去看拉洋片,人家也要钱,他们对那些能够坐在凳子上,眼对着小窗洞往里边看的人十分羡慕,但是他们没钱,只得没精打采地走了。
转了大半天,肚子有点饿了,小建就拉着小强去看那些饭摊子.这里的饭摊子和寻母口乡下不同,卖的花样好多,小建和小强从来没有见过:有洒着鸡丝、紫菜的馄饨,有炸得又焦又黄的春卷,还有雪白的小包子、再放在平锅里煎黄的生煎馒头。这些小吃也都是从平、津和上海一带跑过来的人经营的,两个孩子叫不出名字来,口袋里又没有一文钱,只好看着别人大吃大嚼。
来到城市以后,孩子们第一次感到钱的重要。他们在农村时候,只知道割草放羊、采枣子、摘甜瓜,从来不知道钱有多中用。现在来在城市,干什么都得要钱!有了钱什么都能买,他们开始找寻弄钱的门路。
小建和小强去运动场玩了几趟,发现了一个可以挣钱的地方。车站通往运动场路上有一个大坡,每天大批黄包车从车站拉着人上来,要经过这个大坡。这个坡又陡又长,有好多拉车的拉不上去。再加上近年来流亡来的人多,都是随身带着大批箱笼行李,上这个坡就更加困难。后来这里就出现了一种职业叫“推坡”。“推坡”的多是些半大孩子,他们从坡下帮着拉车的把黄包车推到坡上,拉车的付给他们一角钱。有的坐车的也给他们些零钱,多少不等全靠碰运气。
小建和小强发现这个门路以后,头一天他没有敢去推。他们以为推车的和拉车的是一家人。后来发现这些孩子和拉车的并没有关系,他们两个就勇敢地加入了“推坡”的行列。
这哥俩第一次把一辆黄包车推上坡后,拉车的给了他们一角钱。小建接住了这一角钱,小手颤抖起来了。他发狂似地想着,他和弟弟会赚钱了。妈妈有了钱也可以到面摊去秤斤绿豆面条,煮一大锅,大家唿噜唿噜地吃着。……
就在这时候,一个十五六岁的大孩子走过来。他歪戴着帽子,披了一件破军袄,眼上还戴着一副眼镜,眼镜大约是破碎了。
上边粘满了胶皮条。
他说:“我看你这个票子是真的是假的?”
小建犹豫了一下,把钞票从口袋里拿了出来,那个孩子一把抓了过去说:“滚蛋!”
小建一下恼了,他说:“你为啥拿我的钱?”
那个孩子说:“你上税了没有?”小建说:“上什么税?”那个孩子冷笑着说:“看你那个土行孙样子!告诉你,‘推坡’得上税!”
小建说:“没听说!你也不是官,你还我钱!”他说着就上去拉住那个孩子的衣服。
那个孩子说:“嗬!你是想打架啊?你想头朝东躺,还是头朝西躺呢?”小建红着眼说:“你还我钱!”那个孩子说:“嘿!这小土杂种还有个劲!来,咱们摔跤。我们城里人摔跤可跟你们乡里人不一样。咱们喊一二三开始,你能把我摔倒,把头捺得挨着地,我喊你十声老爷,还你一毛钱,你摔不倒我,趁早滚蛋!”他又指着小强说:“兵对兵,将对将,这个小土鳖不准上仗。”
“摔就摔!”小建瞪着眼说着,小强在一边吓哭了。他说:“二哥,咱走吧!咱回家吧!”小建嚷着他说:“你别怕!”说罢扑过去就要摔。那个孩子说:“你别慌!”他先把眼镜摘下来,在小建脸前晃着说:“二十块!弄破了你赔不起。”说着,把眼镜放在地上,又把破军袄脱下来放在地上,然后束了束腰带,喊着:“一、二、三!开始!”说罢猛扑过去将小建抱住。小建虽然不会摔跤,却会“放跌”。他也不示弱地拦腰将他抱住。两个人扭在一起,像拔桩似地来回拱着、捺着、顶着,用脚使着绊儿,那个孩子忽然趁势将腿一標,将小建绊倒在地上。小建虽然年纪比他小,个子比他矮,可是从小在农村参加劳动,却有一圪挞气力。那个孩子只想他倒了,就去捺他的头,猛不防小建就地打了个滚,像小豹子一样往他胯下一窜,扳住他的两条腿,把他扳了个“仰摆叉”。他又趁势上去骑在那个孩子的身上,使劲地捺住他的头,在地下狠碰起来。
那个孩子喊着:“行了!行了!一下就行了。”小建说:“你还我钱!”那个孩子说:“你掏,在我口袋里。”小建往他上衣口袋去摸,那个孩子喊着:“在裤子口袋。”小建找不着裤子口袋,那个孩子说:“真是乡下佬!连裤子口袋也找不到!”他说着把小建推起来,掏出了钱给小建说:“给!拿回去买膏药贴吧。”小建也不理他,接过钱来,领着小强就走,那个孩子忽然从后边喊着:“戴夜壶帽的,你站住!”小建站住了,那个孩子走到他跟前说:“你们不‘推坡’了?”小建低着头没吭声。
那个孩子伸出了右手,把小拇指头钩着伸在他的脸煎,小建懂得这是和好的意思,也把小拇指头伸出和他的小拇指头钩在一起。那个孩子说:“我叫马蚁头,有事找我!”小建点了点头。
打了这一场架后,小建和小强就在这里“推坡”了。头两天,赚的钱不多,他们没有拿回家。小建对小强说:“小强,咱们把这钱攒住,晚两天换成大票子,拿回家叫咱妈高兴高兴。”小强说;“好。”他们又推了几天,已经攒了五六块钱,那时候大钞票兴“贴水”,四块七八角钱,就可以换成一张五元钞票。两个孩子就到钱摊上换成一张大钞票,拿着回家了。
这些天,杨杏看他两个回来得很晚,饭吃得也少,心里思忖着:“八成是在外边要饭吃了。”又想着:“这年头,要饭也不丢人,只要孩子们能填饱肚子,管他呢!”这些天,玉兰和秀兰两个闺女,看着小建和小强每天向城里跑着,她们也想往城里去找点活干干。杨杏说:“他们是男孩子,你们是女孩子,这城市地大人杂。再说你们那么高了,还能去要饭。”玉兰说:“这城市里可干的活多着哩!就你胆小。要是俺麦奶奶在这儿,早给我们领出去了。就会叫我们到地里挖野菜。现在红薯叶子霜打了,大秋地人家都犁过了,还有什么野菜挖!”
杨杏说:“晚两天再说。叫你爹去看看,看能找点什么活干。”
傍晚时候,小建和小强回到窑洞里来了。一进窑门,两个人就同时喊着:“妈!我们会给你赚钱了!”杨杏说:“会吃!你们要会赚钱,咱家也不受罪了。”小建说:“你不信?”说罢从口袋里掏出一张五元钞票和两张一元钞票说:“给,妈,你拿去买面吧!”杨杏看到孩子们拿来的钱,又是喜又是惊,忙问:“你们在哪儿弄这些钱?”小强正要说,小建挤挤眼,他说:“我们两个找到事干了。
……”杨杏不信地说:“两个小鳖羔子,你们能找到什么事?”秀兰在一边接着说:“准是偷人家的!”小建说:“你才是偷人家的。”
接着他们把这几天“推坡”的事说了说,杨杏听了半信半疑。
正说话间,长松从粥场回来了。他看见风箱上放的这几张钞票,就问:“这是哪里来的钱?”杨杏说:“小建和小强给人推东洋车挣的。”长松说:“在哪里推东洋车就赚这么多钱?”杨杏把他们在运动场下边“推坡”的事情说了一遍,长松却不信。他说:
“两个蚂蚱大一样孩子,他两个会去‘推坡’?”小建在一旁不服地说:“不信你明天去看看。”长松说:“‘推坡’一天就能赚七块钱!”小建说:“我们推了五六天了。”长松说:“五六天怎么拿回来一张大票子?”小建说:“我们在老刘的钱摊上换的。”长松说:“什么老刘钱摊!我还不知道钱摊在哪儿,你们就知道钱摊?说不定就是在钱摊上偷人家的钱!”
两个孩子满心想让爹妈高兴高兴,却想不到他爹也这样说。
两个人受了委屈,小建噘着个嘴不吭声了,小强鼻子一酸,扑簌簌地掉起泪来。
杨杏埋怨着长松说:“你也问清楚再说,万一是他们推东洋车挣来的钱,不委屈他们了吗?这城市地方,用人的地方多,也许真是他们赚来的钱。”
长松说:“万二也不会!叫他们在城市学流荡了,将来怎么回去种地?明天都给我拾柴禾去,敢再往城里跑,我把你们腿打断。”
杨杏看他越说越气,就说:“算了吧!算了吧!累了一天了.也搁不住生这么大的气。都吃饭吧。”说罢给小建和小强先盛了两碗稀面条,还给他们加了两块热红芋。
到了夜里,两个孩子呼呼地睡了。长松却怎么也睡不着。
他想着:“难道说这两个小东西真的是推车赚的钱?要是真的。
多少也算有点办法了。”他把那几张钞票握在手里,觉得湿漉漉的,好像有孩子们身上的汗珠味。
第二天一早,他披上衣服走了。小建和小强醒来.揉着眼问:“妈,我们今天还去‘推坡’不去了?”
杨杏有点为难:叫他们去吧,恐怕长松发脾气,再说他们两个到底在外边干的什么,自己也弄不清;可是不叫他们去吧,听他们说一天能挣一块多,秤米买面,差不多够一家人吃了!她想了想,把小强拉到窑洞外一棵柿树下说:“小强,你是妈的好孩子,你说实话,这钱到底是在哪里弄的?”
小强说:“就是俺两个给人家推洋车挣的,一回一毛钱。你看我这手!”说罢伸出两只小黑手,杨杏看着他两只小手的手掌上,磨出的两个大水泡已经破了!她忍不住掉了两滴眼泪,回到窑洞里对小建说:“你们只管去吧!”
两个孩子又高高兴兴地去了。
长松到粥场打了两大锅水,他有点放心不下,就拐到大坡上来。他走到坡下边,就看见小建和小强已经在那里,他急忙蹲在一个岗楼后边,想看看这两个孩子到底在那里干什么?
就在这个时候,从车站路上来了一辆黄包车。车上边坐了个烫头发的妇女,腿前边放了两个大红皮箱,箱子上还放了两捆书。
黄包车刚来到坡前,小建和小强就飞快地跑过来了。他们挽着袖子向手上吐着唾沫,喊着向拉车的说:“推吧?”拉车的说:
“推!挂点劲啊!”四只小手在后边推住车斗,向大坡上爬起来了。拉车的在前边喊着:“挂劲!挂劲!”小建和小强在后边喊着:“加油!加油!……”
长松看到这个情景,眼睛潮湿了。
在这辆黄包车快爬到坡顶上时,小建和小强已经累得满头大汗了。就在这时候,两只大手忽然出现在车斗上,小建猛地回头一看,原来是他爹长松。爷仨个谁也没说话。他们的汗珠和泪珠在尘土飞扬的大坡上洒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