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史记：我读过的十座城市》：上海是不需要介绍的城市 – 第 5 页

买办和西崽

中国人对“买办”和“西崽”的态度相对复杂，总的来说，多数中国人对他们持一种蔑视的眼光。他们被视为“洋奴”，身为中国人却甘心为洋人做事。这使得他们在品性上具有不可弥补的缺陷，因此不论最后是否能成为大富之人，他们在小说中出现的面貌总是不那么讨喜。

“西崽”一般用来指称在洋人手下打杂，或者在西餐馆、西洋百货店等处工作的伙计，他们的身份相对较低，从事的工作也不受人尊敬。小说中常常出现的是西餐馆的西崽，不过其形象相当单一，和中国餐馆内的同行相比，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只是收取的小费似乎比后者丰厚。身份特殊一点的，是在洋行工作的西崽，又分为“房里的”和“写字间”两类。

写字间西崽相当于实习生或者最低级的职员；“房里的”则比较特别，《新上海》中说这一类西崽“房间里一切事情都要他做的”，例如“洗马子、倒便壶、洗澡擦背等等”。做这样低贱的工作，服务对象又是外国人，他们在国人心目中的地位可想而知。不过《新上海》中的这个西崽，因为做事巴结，颇得洋主人的信任，很快升到管家。几年后，他成了洋行的账房先生，帮主人做生意的同时，自己也找机会大做房地产买卖，前后不过十多年，居然就积累了八九百万的家资，成为上海的首富。

“买办”的身份高于“西崽”——这一称呼来自“comprador”一词，中文音译为“康白度”，原意是采买人员，翻译为“买办”。

清初，买办专指居住在广东十三行的外商服务的中国公行的采购人或管事，后来逐步发展为特指在中国的外商企业雇用的居间人或代理人。买办是一个特殊的经纪人阶层，具有洋行雇员和独立商人的双重身份。和西崽一样，“买办”介于“华洋”之间，且往往因为懂外语而在居中交易时占中国人的便宜，其形象自然也不见佳。

电影《阮玲玉》

在20世纪早期的通俗小说中，买办在中国人眼里，除了洋奴这一身份，更可恶之处在于他们常常仰仗洋人的力量，在生意场上进行不公平竞争。

《海上繁华梦》中最先出场的买办“说得好一口‘也斯渥来’的外国话，写得好一手‘爱披西提’的外国字，在西人大拉斯开的大商洋行做买办”。这个人打扮得异常华丽，花钱极其散漫，其实“内里头却也有限”。书中给他安排的下场相当凄凉：他的老板因为出入妓院，名声不好，被召回国，他自然也跟着失业， “听说今年坐在家中，没出过门”。

使买办形象更复杂化的，是20世纪30年代在上海流行的左翼文人创作的小说，买办资产阶级作为西方资本在中国的代言人，成为左翼小说批判的对象之一。

其中最经典的文本当数茅盾的《子夜》，通过买办资本家和民族资本家之间的残酷竞争，展示了中国民族资本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无力成长的时代悲剧。小说中倚仗外国金融势力最终击败竞争对手的买办资本家赵伯韬，其人物性格的复杂也远远超过了早期小说中的“康白度”们，成为其阶层颇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

要言之，在上海开埠已久，华洋社会已界限渐泯，但又尚未“工业化”，成为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之前，也即马克思关于资本与阶级的理论尚没有足够的剖析对象之前，“西方”与“西方人”，在上海通俗小说中，仍是被放置在传统社会的框架中加以叙述与想象。在已经尝到西化甜头的上海人眼里，西方的路政、法制、器物，都是较之老中国更先进的，而洋人，也不再像开埠之初那样非我族类，难以理喻。国既未亡，街市太平，正不妨以洋为时尚，傲视尚未开化的 “乡下”—即使是京师人，也须到上海才能吃到地道的大菜，看到原装的西洋把戏。

小说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不承担卫道的使命，这就使通俗小说作者在看待迥异于中国社会的“乱象”时，比起《沪游杂记》《淞南梦影录》等文人笔记，多一份平和与趣味，也更贴近上海市民的真实心态。而众多小说在不经意间，构造的是一个畸形而虚幻的“消费社会”，它借助外来资本的输入与内陆资源的输出，实现了当时中国国力远不足以催生出的“洋场风景”。

这种描写，笼罩了对于日后关于上海的叙述与想象。从日后的左翼小说到“新感觉派”再到跨越数十年后卫慧、郭敬明甚至王安忆的上海书写，叙述者历尽沧桑，上海作为西方镜像与中国内陆的差异化描写却历久弥新，这几乎已经是内在于上海的某种文学基因。

罗大佑《上海之夜》中唱道：“洋场十里，华灯凄迷。”照亮这十里洋场的，毕竟还是凄迷的“华灯”。中国的叙述者也必得在这难描难画的已化入骨血的西洋景里，才能照见这座都市的独特、瑰丽与孤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