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
西洋人在上海
在美国人霍塞看来，统治上海这座城市的并不是中外官员，而是“大班”或“上海先生”，也就是最先来到上海经商的西方商人们。他在《出卖上海滩》中详细记叙了“上海先生们”的冒险史和他们最终在战火及政治格局的改变下不得不退出这座城市的结局。
对于中国人来说，洋商并不是敢于冒险的英雄，他们只是借助强势进入这个国家，并想尽一切办法来赚取利润，“唯利是图”成为他们大多数人的标签。事实上，正是在鸦片战争之后签订的《南京条约》中，上海被规定为五个通商口岸之一，从此对西方敞开大门，而洋商在中国所能获得的最大利润，无疑也来自鸦片这一充满罪恶的交易，因此，洋商在中国的形象可想而知。首先，他们是强势的，居高临下，且利用这种身份巧取豪夺；其次，他们在面对中国人时傲慢无礼，哪怕是面对官员；再次，他们在中国的生活奢华而无节制，并享有大量特权。这一切在当时的小说中都有所展现。
因为职业的关系，大小洋商在日常生活中大概是和中国人交往最多的西方人。在一系列的官场小说中，洋商的形象至少有一个类似点，即利用中国官府的“惧洋”心理，欺压中国百姓，寻求最大利益。当然，此类小说与其说在批判洋商，莫如说在讽刺中国官吏的无能黑暗，洋商在这些小说中既没有名字，也不存在性格描写，更像是一个“符号”。
如《官场现形记》第五十三回，有一个治下极严的制台，面对洋人却唯命是从。他治下发生两起“涉外”案件：一是一个洋人从中国人手里买地办玻璃公司，却被骗了；一是洋人负责讨债，逼死了一个中国人，引起众怒。而制台的处理原则是：“洋人开公司，等他来开；洋人来讨账，随他来讨。总之，在我手里，决计不肯为了这些小事同他失和的。”
电影《色，戒》
在展现洋商形象的小说中，《海上繁华梦》是比较特别的一本。在《海上繁华梦》中，最先登场的洋商是大拉斯，小说中描写他“年纪约三十左右，虽是个外国人，讲得好一口中国话，一样叫局搳拳”。大拉斯混迹于一群中国的浪荡子弟之间，其行事方式、生活习惯似乎并无多少不同，打麻将、叫局，甚至用中国话开玩笑，无一不会，只有偶尔从口中蹦出的“佛哩孤得”（very good），提醒读者这是一个外国人。结果由于生活放荡，他被国内的上司解雇归国。大拉斯在小说中的功能其实和他过从甚密的败家子弟没有多大区别——警醒读者而已。不过，作为洋商的大拉斯在这个小社交圈中的频繁亮相，确实渲染出上海这座城市特有的洋场氛围：洋商和普通中国人的密切交往只有在这里可能实现。
《海上繁华梦》的下部，登场的是另外两个洋商：麦南和富罗。麦南替自己的两个中国朋友打抱不平，答应为在赌场上被骗的他们讨回公道，也由于他的洋人身份，官场对他代禀的这一案件相对重视。而富罗第一次出场便是喝醉状态，此后更借助麦南之口，说出他酒性不好，经常喝醉闹事。富罗结识了假洋人“贾维新”，从此两人常常结伴出入青楼，每每生事，殴打妓女、摔坏东西、随地呕吐……富罗在小说中是典型的反面角色：
“一来他脾气不好，动不动要乱撒酒疯，二来他自从认得了贾维新，学了许多坏处，吃酒只花下脚，节上边没有酒钱，局账更是不必说了，一齐多写入漂字号里。人家见他是个洋人，当面只是没奈何他，背后却咒骂得个不可收拾。”
这类洋商形象的出现，其实已经将洋商纳入上海的日常城市生活之中，他们在小说中的行为举止或严谨，或放荡，或小心，或滋事，其不同面相的呈现已经使得他们的性格不再是用“洋商”的单一标签所能概括，这是否也说明，西洋人的形象在脱离了最初的“奇”之后（强调中西之别），已经进入可以被“平视”的更丰富的阶段呢？
综观20世纪20 年代到20世纪40年代上海小说中的洋人形象，答案显然是肯定的。不单是洋商如此，总的说来，西洋人的形象在上海的小说中越来越日常化、多样化。他们被关注的原因和重心不再是“洋人”这一身份本身，而是他们的日常生活、他们的文化心理等。换句话说，他们不再只是“洋人”，他们终于回归普通“人”的行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