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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西餐，看马戏
不管中国人面对以“租界”为代表的西方世界会有何种复杂的心态，不容置疑的是，近现代上海作为中国最繁华的都市，标识其繁华程度的指标之一，便是在这座城市中长久风靡的各类西式娱乐和西式生活方式。我们已经不能将这种源自西方的生活因素局限于上海洋人或者租界居民身上，在记录上海繁华生活的通俗小说中，西式娱乐早已渗透于普通上海人的日常生活，构成上海城市文化中标识性的组成因素。
尽管华洋有别，但上海引以为傲的特色都与西方息息相关。外地人到上海，除了人人向往又不便轻言的“逛堂子” （嫖妓），新鲜的娱乐不外是“坐了一天的马车，到张园、愚园逛了一会子，到一品香吃一餐大菜，又到南市新舞台瞧了一本戏”，这一来，“上海可玩的地方，差不多都玩遍了”。（《新上海》）坐马车是配合上海西人春秋两季赛马兴起的风俗，“男男女女，都打扮得花杂儿似的，坐着马车，到张、愚两园泡茶，绕马车兜圈子”。
看戏讲究看外国马戏，地点一般是在虹口百老汇路，如梦花馆主《九尾狐》中所写，
“盖着一座大布篷，四围都用白布遮满，当中开着一扇门，有几个印度巡捕看守”。场上布置与中国戏园不同，居中不搭高台，四周用栏杆围绕，上面挂着无数电灯。座位分为头等、二等、三等。三等座位 “却无一个西人在内。”
二等座位中西参半，头等则华人寥若晨星，只有官吏买办或高等妓女才会入座。上海观众最爱看的，一是西人将头放进老虎或狮子的口中——那时的中国卖艺者大多只能弄一只猴子来变戏法；另一种受欢迎的节目，是年轻西人女子在马背上表演杂技，作者赞为“虽无出塞琵琶曲，绝胜登场卖解流”，意即外国马戏远远胜过了中国传统走江湖卖艺的水准。
电影《花样年华》
“吃西餐”，在上海人心目中一度是时尚的象征。其另一名称是“吃大菜”，西餐被称为“大菜”，就味道来说，大多数中国人并不喜欢。但赶时髦的人都以一尝西餐为荣。尽管许多传统文人批评，西人肴馔，俱就火上烤熟，非酸辣即腥膻，令人“掩鼻不遑”（黄式权《淞南梦影录》），但“一家春”“一品香”等番菜馆，以“装饰之华丽，伺应之周到”著称，也是时尚的象征之一。因此时髦人物，如洋装少年与高等妓女，都争相捧场。
在通俗小说中，“吃西餐”这一情节出现在不同场合，所承担的叙事功能也迥然不同，其中最常见的叙事功能包括以下两种。
其一，“吃西餐”是奢华时尚的生活方式，它成为上海的中上层阶级的待客之道，其不菲的花费本身，便是身份地位的标志。
《人海潮》中，从北京到上海做生意的李大人（前清翰林），一到上海，在有名的西餐馆“一苹香” 连着吃了几次西餐。头一次是两个人吃，要了一个大房间，光是房间费就要“五块半”；而后一次是中菜西吃，点的菜包括油氽土司（把土司中间挖空嵌入虾仁，用葱缚住下油锅氽）、奶油清翅、出骨鹌鹑、生炒香螺等。同席的客人问：“这席菜，价目怕不便宜？”李大人的回答是：“有限得很。”显然，这样新奇奢侈的菜品才能配得上李大人的身份地位。
其二，“吃西餐”过程中凸显的中西方饮食习惯的不同，使得它成为一道“试题”。通过者被视为对西方文化有所了解、见过世面的新派；反之，在“吃西餐”过程中闹出笑话的人，则往往沦为小说讽刺挖苦的对象。这类笑话当中最常出现的，莫过于不会用刀叉、不习惯西餐的生冷食物、不懂西餐礼仪等出糗行为。
如《文明小史》中，姚文通被请吃西餐，最不能下口的便是一道牛排，拿刀子割开还是红通通的。况且中国人有不吃耕牛的习惯，因此西餐中的牛肉总是不受中国人欢迎，一直到20世纪20年代的上海小说中仍然如此。大小姐请乡下来的准婆婆吃西餐，先要吩咐把牛肉通通换掉。（《上海春秋》）《官场现形记》中的抚台大人要宴请洋人，也要请专人来开菜单、准备餐具、教导仆役礼仪等。而宴会上，行伍出身的洪大人把漱口水当作饮料喝，又因为自己削水果把指头削破，将一碗洗手水染得通红。一连串事故显然颇让宴会的主持者难为情。
番菜馆为了调和其中的矛盾，甚至推出了“中菜西吃”，如《人海潮》中的“一苹香”便提供这种就餐方式， 非常普通的中国菜，把菜分到盘子里，客人分别用餐，也就变成了一种“大菜”，给主人脸上多添了几分“文明”的荣光。
电影《色，戒》
除了西餐，我们在上海小说中屡屡看到的西方生活方式还包括：用西式家具铺设房间，特别是当红妓女，常以此来展示其时髦程度。如孙家振《海上繁华梦》中，一堂标准的洋家具包括：
“四泼玲跑托姆沙发一张，又沙发一张，叠来新退勃而一只，狄玲退勃而一只，华头鲁勃一只，开痕西铁欠挨两只，六根搿拉司一只，华庶司退痕特一只，辨新脱勃一只，次爱六把，梯怕哀两对，及特来酸等一切器具。”
这在今天看来，真是名副其实一笔糊涂账。好在作家留下了谜底，以上这些翻译成中文如下：
四泼玲跑托姆沙发是一张弹弓交子铁床，沙发一张即睡榻，叠来新退勃而乃梳妆台，狄玲退勃而是大餐桌，华头鲁勃是衣橱，开痕西铁欠挨是藤坐椅，六根搿拉司是穿衣镜，华庶司退痕特是面汤台，辨新脱勃是浴盆，次爱乃交椅，梯怕哀是茶几，特来酸等一切器具是大菜台上的碗碟等一切器具。
而在交通工具方面，不管是骑自行车，还是开汽车兜风，都在都市新贵阶层中流行。这些工具不仅承载交通的功能，更是生活姿态的展现；而看西人的赛马、赛狗等一系列活动，也成为中国人休闲生活中的盛事。在《海上繁华梦》中，两个朋友一起到上海游玩，一人因担心其友沉迷于花花世界，提议回乡，而另一人不回乡的理由是过两天便是西人赛马会，一定要开开眼界。
有意思的是，在西方人自己的回忆中，赛马会给城市周边的农民带来了不少困扰。安排的路线经常会穿越他们的田地，因此农民用自己的方式“惩罚”参赛者，例如故意改变路标，把选手们引入发臭的河水中（《上海的英国人》）。但这类矛盾似乎从来不曾进入中国小说家的视线，上海通俗小说中呈现的“赛马会”，永远是城市繁华的集中展示场所。
正是这逐渐渗透于上海城市各阶层的西式生活方式，使得上海“洋味”十足，而在中西杂糅的背景之下，西方人的形象不像在内陆身份那样“特异”。从某种程度而言，上海人接受西式的娱乐、生活方式这一行为本身，便表现出这个城市面对西方世界的心态：好奇、羡慕、效仿，当然，其过程中也有不屑和拒斥。上海的“西洋景”渐渐成为这座城市特有的一道风景，而在这道风景中，“西洋人”的形象也渐渐清晰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