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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场十里，华灯凄迷
上海在整个近代中国的地位是独特的，如果说近代中国确实在经历“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那么，上海无疑是这种剧烈变化的第一站。作为通商口岸城市，上海和内陆城市的风气差异，足以形成两个不同的“世界”。
学者罗志田引用内陆省份山西举人刘大鹏的说法“中国渐成洋世界”（《退想斋日记》），而这“洋”世界，最先也是最集中地反映在上海的城市发展和文学想象中。1842年，上海开埠，自此它的命运变得颇为耐人寻味：它是东西方世界的相遇点， 也是两种文明的碰撞之处。很快，它成为中国最现代化的城市，在与西方的不断接触中，重新塑造自己的城市面貌。
电影《阮玲玉》
当同乡好友向《新上海》的叙事者陆士谔提出“来上海逛一回子”的要求时，陆士谔回信：“上海时髦世界，似吾兄这样古道，恐未必相宜。”在陆士谔看来，“不慕荣利， 不求闻达”的中国传统士人与上海的现代气质格格不入。果然，他这位好友在上海游历一番之后，“气也气死了”，只好逃回家乡。按照清人孙宝瑄的说法，周边城市与上海的风气差别，几乎达到五十年之久，而内陆北方与上海的差异，足足有一百年。（《忘山庐日记》）
李欧梵在《上海摩登》中以“摩登”来标识上海这座城市的独特性。“上海摩登”的面相相当丰富，在他看来，标志着西方霸权的建筑在这里层出不穷：银行和办公大楼、饭店、教堂、俱乐部、电影院、咖啡馆、餐馆、豪华公寓及跑马场等。
“它们不仅在地理上是一种标记，而且也是西方物质文明的具体象征，象征着几乎一个世纪的中西接触所留下的印记和变化。”这种亲密接触对文学的影响显而易见，“城市体验”成为这个城市作家的文学母题之一。有意味的是，为这些精彩的城市文本提供最基础的物质依托的现代印刷术和近现代出版业、传媒业，也源自西方。
唐振常在总结上海人对西方现代性的物质形式的接受时，得出这样的规律：“初则惊，继则异，再继则羡，后继则效。”（《市民意识与上海社会》）上海的城市文学也经历了类似的经验变化，从清末民初小说中对“西洋景”的“震惊”体验，到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新感觉派作家以欣赏、羡慕的眼光展示上海的摩登面；再到20世纪40年代，成熟的海派作家在小说中有意识地将西洋元素作为建构城市品格的素材之一，加以复制和利用。这些文本，特别是丰富的小说文本，共同构建出精彩的“上海传奇”。
想象你是清末民初的一个外地的游客，第一次来到上海，当地亲友为你安排的节目中必定包含以下几项：吃西餐、逛租界、坐马车，时间凑巧的话，看赛马会和水龙会也必不可少（《沪游杂记》）。这些旅游项目都是典型的“西洋景”，当一个上海人带着外地人游走于这些西洋景之间时，他要突出的无非是上海的“独特之处”——这个城市和内陆城市的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