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鹿原》是陕西作家陈忠实一生中的“垫棺作枕”之作。这部荣获第四届“茅盾文学奖”的巨著被评价是一部渭河平原的雄奇史诗，一部中国农村的斑斓画卷，同时也是一部封建礼教枷锁下的女性抗争史。

在这部巨著中，田小娥无疑是陈忠实笔下性格特质最为鲜明的女性。关于田小娥的形象，陈忠实在创作手记中提及，这是他在构思《白鹿原》时创造的第一个人物，灵感源于他在蓝田搜集素材时翻看到的一部县志。

在这部长达二十多卷的县志中，陈忠实注意到，其中竟然有四五个卷本用来记录本县有文字记载以来，贞妇烈女的事迹或名字。陈忠实说：

“这些女人用她们活泼的生命，坚守着道德规章里专门给她们设置的‘志’和‘节’的条律，曾经经历过怎样漫长的残酷煎熬，才换取了在县志上几厘米长的位置？”

“我感到最基本的作为女人本性所受到的摧残，便产生了一个纯粹出于人性本能的抗争者叛逆者的人物。”

他随之又想到了民间传播的不少“酸黄菜”故事，以及幼年记忆里一位逃婚女性被刺刷抽击时的惨叫声……田小娥的形象也就随之浮上心头。

在陈忠实的《白鹿原》中，田小娥的出场就像寂地中盛开的一场绚烂烟火，热闹了匆匆的看客，却把寂寞和凄凉留给了自己。陈忠实笔下的田小娥，本是一个鲜活可爱、娇媚天成的纯情女子。然而，封建社会中，父权、夫权和族权的三重压力却让她从一个秉性纯良的贞烈女子，沦为男人的玩物，成为权力游戏下的无辜牺牲品。

封建社会下的专制父权，拉开悲剧人生的序幕

田小娥是清末秀才之女，也算出身书香门第。在这种家庭里成长起来的田小娥，自幼受到诗书熏陶，加之本就出落得风姿绰约，身上别有一番天成的气质韵味。彼时的田小娥，还不是村民们口中水性杨花的田小娥。

青春芳华里的她，青涩懵懂，美丽出众，引得村里的土匪头子想要霸占她。但是田小娥不同于柔弱的闺阁少女，也非缺乏见识的乡野女子。面对土匪的威逼，她以死相胁，捍卫了自己的清白。其性格中的坚定刚烈和抗争精神，在少女时代已初见端倪。

生来的美貌和别致的气韵、胆识，在冥冥之中似乎注定了田小娥的不凡。但很遗憾，即使是这样一个个性鲜明、自我意识强烈的女性，依然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封建父权的桎梏。

田小娥的父亲虽饱读诗书，却迟迟未能致仕，做了半辈子穷酸秀才。骨子里贪财好权的父亲，在利益的诱惑下，最终将年轻貌美的女儿作为自己攀附权贵的工具，将田小娥变相“卖给”了年过六旬的郭举人当了小妾。真真是“可怜金玉质，终陷泥沼中！”

在儒家思想占统治地位的旧时封建社会里，女性并没有独立地位。而“未嫁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的“三从”思想则由礼入法，剥夺了妇女的人身自由。这种封建政治意识形态，在付诸乡里社会的时候，又演化成一种民俗心理，规范着女性的生存方式。田小娥就成了其中的典型受害者。

在父命难违的封建伦理压迫之下，田小娥不甚光彩地走进了郭家的深宅大院，开启了一段为奴为婢，压抑天性的非人生活。

郭举人是一个在心理不甚健全的花甲老人，迷信各种保健偏方。他变态地要求田小娥每个月用自己的身体为他“泡枣”，纯粹将小娥的青春之躯视为一件养生工具。郭举人的正房太太又是个醋缸子，因为妒忌田小娥的美貌，她明里暗里，处处对小娥刁难、刻薄。

在这对夫妻的轮番折辱之下，田小娥过着一种表面光鲜亮丽，实则猪狗不如的生活。白天，她包揽一个丫鬟的所有活计，倒尿桶、打杂活、周旋于一日三餐的烟熏火燎；夜里，她需要在太太的监听之下，与郭举人完成同房，彻底失去为人的尊严。

郭家的高宅深院就这样困住了田小娥原本斑斓的青春，鲜活的生命。田小娥的命运遭际，其实是封建政治意识形态在世俗心理中的恶俗化、黑暗化的一种必然结果，这也直接燃起了她追求爱情和平等生活的强烈愿望。她试图反抗，不过仅限于置气将郭举人的枣子扔进尿盆这种无声的发泄。

封建天理的铁幕下，倘若田小娥能像所有旧时代的小女人一样认命，甘心在一眼看到头的灰暗人生里耗尽生命的热情，也许她还能像块皱褶的抹布一样，在隐忍和苟且中求得一生安稳，但是骨子里的韧劲，却偏偏又让她大声说“不”。

夫权的桎梏和阴影，让“出走”的女人无路可逃

在被折叠的青春里，在情欲的长期压抑下，田小娥渐渐喜欢上了郭家的长工黑娃。黑娃体格健壮、血气方刚，也是一个颇具反骨和魄力的男人。他身上的阳刚气质与郭举人的风烛残年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催动了田小娥的情欲。

在这种诱惑下，田小娥人性中的自由意识和反抗精神开始彻底觉醒。在一次次巧妙的试探中，她主动引诱了黑娃，与之苟合。礼法不容的私通行为发生后，二人被扫地出门。田小娥被郭举人休掉后送回娘家，而父亲又“要脸顾面子”，视女儿回家为莫大耻辱，因而将她像“铲除院庭里的一泡狗屎一样”打发掉，索性把她嫁给了黑娃。

违背伦理道德的“越界”，让田小娥得尝爱情和自由的味道，同时也给她贴上了世俗眼光里的“荡妇”标签。整个村庄里，黑娃成了最懂田小娥的人。为了和田小娥一起生活，黑娃摒弃了世俗道德偏见，传统孝道的捆绑。

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和田小娥之间的结合，是底层人之间的抱团取暖的相依相偎，也是两个桀骜不驯的自由灵魂之间的共振。为了和黑娃在一起，田小娥抛却了世俗意义上女德，公然同时挑战了父权和夫权；而黑娃作为一个倡导自由爱情的先锋，同样是传统宗法族权制度的一个反叛者。

田小娥感激黑娃给了她第二次新生的机会，在全然容不下她的男权世界里，只有黑娃能重新赋予她作为女人的快乐、平等和欢愉。倚在黑娃温暖、坚实的胸膛上，她动情地说：“只要和你在一起，吃糠咽菜我也愿意。”

可当两人来到白鹿庄，准备奔现崭新的生活时，他们受到了以白嘉轩为代表的恪守族规的封建大家长们的反对。继父权和夫权的势力之外，族权的拥趸者们又持续给这样一对无家可归的男女施压：白嘉轩不许她入祠堂，村民们在背后议论她的放荡。

在白鹿原这片封建礼教浓重得无法呼吸的地方，终究容不下一个田小娥。黑娃带她逃离了包办婚姻的苦海，但却无法带她逃离这封建思想迫害下的吃人的社会。随着“农运”失败，黑娃被迫外逃这一系列变故，田小娥再度陷入绝望，陷入了时代变革和宗法传统这两大车轮的碾压和磨啮之中。

东野圭吾说：“世上有两样东西不可直视，一是太阳，二是人心。”太阳会灼伤眼睛，而叵测的人心则如一把利刃，伤人于无形。

在巨大的族权势力面前，田小娥退无可退，在走投无路，又救夫心切的凄徨中，沦为了原上两股统治势力明争暗斗的一颗棋子。

集体无意识的族权压迫，成了压垮田小娥的最后一根稻草

在白家和鹿家两个执事家族的这场权利游戏中，田小娥是最无辜、最可悲的牺牲品。为了为了保全黑娃的性命，田小娥先是被迫失身于道貌岸然、两面三刀的乡约鹿子霖，后来又成为了其报复族长白嘉轩的工具。

在鹿子霖的教唆和威胁之下，田小娥被迫去引诱白氏家族寄予厚望的继承人白孝文。在田小娥的诱惑之下，受宗法礼教桎梏最深的白孝文完成了从“穿上裤子就行，脱下裤子就不行了”，到终于“行了”这一蜕变。这也注定，田小娥就此完全成为宗法社会和封建礼教的仇敌。

单纯无知的田小娥就此成了一枚“肉弹”，在供男人们博弈、消遣的同时，成了村人们口中的荡妇。她被扒掉衣服吊打，受尽屈辱和折磨。最终在饿得奄奄一息之际，又被身为礼教的“卫道士”公公鹿三用梭镖钢刃从后心捅杀，死不瞑目。在其死后，村人们甚至将她挫骨扬灰，压在镇妖塔之下。

对于这个一个悲情女子，陈忠实报以深切的同情和悲悯，他以借尸还魂的手法，借鹿三之口为田小娥做了掷地有声的控诉：

“我到白鹿村惹了谁了? 我没偷过旁人一朵棉花，没扯过旁人的一根麦秸柴禾，我没骂过一个长辈人，也没截过一个娃娃。白鹿村为啥容不得我住下? 我不好，我不干净，说到底我是个婊子。可黑娃不嫌弃我，我跟黑娃过日子。村里住不成，我跟黑娃搬到村外烂窑里住。族长不准俺进祠堂，俺也不敢去了。咋这么着还不容让俺呢? ……”

在这场男人们的游戏斗争中，尽管她听从鹿子霖的建议勾引了白孝文，但她并没有害人之心。当她发现自己错害孝文，使他身败名裂、倾家荡产后，她心存愧疚，无悔地陪伴他，照顾他，为他忍受辱骂和欺凌，以及白嘉轩的酷刑。对于将她拽入深渊的鹿子霖，她恨之入骨，义愤填膺地尿了对方一脸；面对族长白嘉轩，她始终怀揣敬意，尽管白嘉轩曾多次对她施以刑罚，她依旧选择善良地隐忍。

尽管田小娥失去了那个年代里女人最为珍视的清白，但她内心依然恪守着自己的道德底线，还有未曾泯灭的良知。其实，无论是之前和黑娃私奔，还是如今和白孝文相守，田小娥所渴望的，不过是世俗意义上人格自由与现世安稳。

然而，在封建族权面前，她作为一个弱女子又是那么无力。特别是在以鹿子霖为代表的这股乡里恶势力中，田小娥席卷其中，却又毫无真正意义上的反抗之力，最后不得不被裹挟着成为“帮凶”，失去了最后的“道德立足点”，成为“公敌”。

从最初的父权、父权压制，一直到越来越强的族权压制，白鹿原上，村民们这种集体无意识的封建，成了戕害田小娥最利的刃，以致于连她死后爆发的那场大瘟疫，都好像是她在宣泄愤怒和冤屈，在控诉封建礼教对人性的摧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