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拨开那些光鲜的头衔,林徽因也是个为家庭所累,为人情关系所困的普通女子

“你就这么任由他们胡来,这丢的是我们梁家的脸面啊!”

梁公馆偌大的客厅里,空气倏然凝固,夫人李蕙仙罕见地向梁启超发了脾气。震怒之余,她随手把一份报纸拍在了桌案上,上面赫然印着徐志摩与准儿媳林徽因同台演出的剧照。

那是1924年,印度诗人泰戈尔访问中国。学界为了迎接这个泰斗级别的人物,派出不少文人参与了接待工作。林徽因和徐志摩作为年轻一代的翘楚,全程陪同。

作为这次活动的发起人,梁启超对个中内幕再清楚不过。为了给泰戈尔庆贺64岁的诞辰,文化界承办方策划演出了他的话剧《齐德拉》以示敬意。

这场话剧由林徽因和徐志摩同台演绎,两人一个饰演公主,一个饰演爱神,因为对手戏诸多,少不了要频繁接触。

虽说台上台下,完美搭档的两人赢得了满堂彩,林徽因却因此引起了准婆婆李蕙仙的不满。早在林徽因还未回国时,李蕙仙就对她和有妇之夫徐志摩的传言有所耳闻。

为了她,徐志摩不惜抛弃子,成为“民国离婚第一人”。林徽因也是从那时起给李蕙仙留下了一个轻浮不自重的印象。

看着照片上两人如痴如醉的忘情表演,李蕙仙越瞧越不对劲,不由得怒斥道:“当着那么多人的面眉来眼去,这还了得!”

梁启超听了直笑夫人落伍,好言宽慰道:“年轻人的事情,他们自己有分寸,何况思成一直陪着的!”

梁启超的笑脸,并没有压下夫人心中的恼怒。李蕙仙撂下一句“林徽因想进梁家大门,除非我死”就拂袖离去,留下梁启超怔在原地。

夫妻多年,这还是李蕙仙第一次如此决绝地反对他的意见。梁启超不由得摇头叹了口气,不知道怎样才能说服妻子接纳林徽因。

事实上,“话剧事件”只是个引子,李蕙仙对林徽因的不满,由来已久。

1922年,为了躲避徐志摩死缠烂打的追求,林徽因不得已在父亲林长民的陪同下逃离了英国。

回国后,林长民特意把家搬到了北京景山旁边的雪池胡同,一来是为了方便林徽因继续到培华女中上学,二来则是因为此地距离梁启超家不远。

林长民和梁启超早年既是同僚,又是至交,关系亲厚,两人早有结为儿女亲家之意。彼时适逢林徽因留学归来,梁启超对这个满腹才学的姑娘中意已久,与林长民一拍即合,开始频频给这对小年轻制造相处的机会。

梁思成与林徽因年龄相仿,才貌相当,加上对建筑又有共同的兴趣,果不其然擦出了爱情的火花。家世相当、长辈看好,又两情相悦,就在一切都水到渠成之际,李蕙仙却站出来对这门亲事投了反对票。

早在初见林徽因之时,她便对这个长相清秀、擅长辞令的姑娘有些反感。从本质上说,这是新旧时代交替下,林徽因与李蕙仙这两代人截然不同的思想观念造成的。

李蕙仙是名门闺秀,父亲是三品大官,哥哥又是当朝尚书,这种官宦背景下,李蕙仙从小接受的是保守的传统教育。

当年李蕙仙嫁给梁启超时,梁尚未发迹,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是一种下嫁。但是从官家来到清贫的诗书之家,李蕙仙没有怨言,反而操持家务,任劳任怨,伺候着只比她大两岁的梁启超继母。平时从嫁妆里拿钱给丈夫买书也从不手软,还接济了一大帮梁家和李家的孩子。

在丈夫的事业上,李蕙仙同样不遗余力打辅助。1896年,她协助梁启超创办了鼓吹维新的《时务报》,同时还在上海开办了女子学堂,成为中国第一位女学校长。

后来梁启超只身亡命日本,也是李蕙仙带着全家老小避难澳门。为了不影响家人的情绪,她从不表露半点困难。

可见在李蕙仙的理念里,女人就该甘于站在男人身后,为家庭付出一切。而喝过洋墨水的新女性林徽因,显然不是她理想的儿媳。

她断定这个在聚会时侃侃而谈,能把儿子风头占尽的女人绝不安分,不可能像自己对待丈夫那样对待自己的儿子。

同样让李蕙仙不满的,还有林徽因庶出的身世。过去的大户人家,都讲究尊卑嫡庶,观念传统的李蕙仙自是如此。

林徽因并非林长民的原配夫人所生,她的母亲何雪媛是作为续弦进入林家的。严格来说,林徽因算是庶出。而李蕙仙自己是嫡出之女,在梁家亦是正妻,更觉得林徽因配不上儿子。

李蕙仙曾向丈夫坦言,自己不会接受这样一个儿媳。而梁启超急于求成,不断向妻子夸耀林徽因的好处,这反让李蕙仙恼火,她义正辞严地说:“我也活不久了,临死前只想给儿子物色个让自己放心的姑娘,这你也不满足吗?”

想到妻子身体不好,尚在病中,梁启超立刻服软道:“夫人所言有理,你只管安心养病。思成与徽因都还年轻,婚姻大事,确实应当慎重思虑考察。”

梁启超此言,显然是缓兵之计。可是很快,另一件事情的发生,却让这对准婆媳之间的矛盾再次升级。

1923年5月7日,梁思成意外车祸住院,伤势严重。林徽因心急如焚,立即从华培女中请了假,赶来照顾。

起初,林徽因只是给梁思成端茶倒水,陪他聊天解闷。一旁的李蕙仙虽然不满他们长时间共处一室,却也不好说什么。

到后来天气越来越热,梁思成总是出汗,林徽因见她起身不便,就主动为他翻身、擦洗。梁思成十二分感动,可当这一切被李蕙仙撞见,就全然变了味。

她见儿子衣衫不整,林徽因还毫不避讳地给他擦背,不由得怒喝道:“未出阁的姑娘,岂可如此不检点!”林徽因一时愣在那里,还没回过神,手巾已经被李蕙仙夺去了。

对此,林徽因又是尴尬,又是委屈。但是念及李蕙仙患有癌症,她一直隐忍不发。这场闹剧搞得双方都很不愉快,事后还是梁启超和梁思成父子齐上阵,左右宽慰,才暂时平息了双方的情绪。

再往后,又因为“话剧事件”的爆发,李蕙仙对林徽因的成见已经发展到不可调和的地步。期间,梁启超本想让儿子和林徽因举行婚礼之后再出国留学,但是这个决定最终因为李蕙仙的反对再次搁浅。

直到1924年9月13日,李蕙仙因乳腺癌复发过世,林徽因嫁入梁家这才没了阻力。

梁启超的二夫人王桂荃为人温柔忠厚,李蕙仙去世后,梁思成和林徽因都称她为娘,彼此关系融洽,从无摩擦。这让林徽因有幸从此避免了婆媳矛盾的一地鸡毛。但是梁家是个儿女众多的大家庭,没了婆媳矛盾,还有姑嫂矛盾。

梁思成的姐姐梁思顺受到母亲李蕙仙的影响,对林徽因一直没有什么好感。当弟弟去美国留学后,她在所有的家书都反复传达一个中心思想:母亲反感林徽因,坚决反对你们结婚,我亦是如此。

后来还是在父亲和弟弟的极力说服下,梁思顺对林徽因才逐渐改观,甚至亲自操持了弟弟的婚礼。但是这种看似和睦的姑嫂关系并没有维持多久。

完婚之后,梁思成和林徽因回到北京定居。当时梁思顺的女儿周念慈在燕京大学读书,常会住到林徽因家里。看着女儿一天比一天叛逆,嚷嚷着要女性独立大胆恋爱婚姻自主,她生气地将缘由归咎到弟媳妇头上,认为是林徽因带坏了女儿。

林徽因定居北京期间,为交流文艺,曾借鉴国外的沙龙文化,将家里的客厅打造成朋友们谈天说地的场所,像沈从文、金岳霖这些名人都是她的座上宾。林徽因则是那个聪慧耀眼的女主人。

林徽因此番创举,先锋自由,却在当时难以得到理解,包括后来发表了《我们太太的客厅》的冰心,也包括对她固有偏见的梁思顺。

那段时间,随着林徽因与坚持不婚的金岳霖闹出绯闻,梁思顺非常不满,曾公开对林徽因冷嘲热讽,称她是“不讲妇道的女人”。

林徽因恼怒异常地回击道:“全然出于嫉妒心,一直说不三不四的话。”至此,姑嫂矛盾日益突出。

在这种剑拔弩张的家庭氛围中,最让林徽因失望的,其实是梁思成的态度。在自己进入这个大家庭前后,公公梁启超煞费苦心地为她说话,梁思成的弟弟梁思永也曾站出来仗义执言,反而是作为丈夫的梁思成,一直没有在姐妹面前维护妻子。

多数时候,梁思成都习惯了保持沉默,而沉默往往也是最伤人的。久而久之,林徽因不免失意落寞,甚至开始怀疑梁思成对她的爱。

林徽因深感做梁家媳妇的不易。不过抱怨归抱怨,作为媳妇该担的责任,林徽因半点也没落下。生活中,作为梁家的长嫂,她要操心的事情不少。

她曾在给好友费慰梅的信中直言不讳地说:“我真羡慕你嫁给一个独子,我的一个小姑(燕京学生示威领袖)面临被捕,我只好用各种巧妙办法把她藏起来并送她去南方。另一个姑姑带着孩子和一个广东老妈子来了,要长期住下去,(家里)到处是喧闹声和乱七八糟。”

由于梁家的兄弟姐妹众多,平时遇到亲戚结伴投宿的时候,林徽因也十分头大。有一次,梁家和娘家两头,一次前前后后来了很多亲戚。由于人数众多,林徽因还为此特意画了一张床铺图,共有十七张床铺。她要在每张床铺上标明谁要来睡,仔细打点。

生活中像这样手忙脚乱的时刻不少。尽管林徽因操心很多,但并不一定能得到每个人的领情和理解,婚后的家庭琐碎始终困扰着她,以至于她郁结于心。加之长期操劳,林徽因后来染上了肺结核,本就羸弱的身体越发憔悴。

在北戴河疗养时,她曾跟朋友感叹,自己有多么享受海边的气候和宜人景色,但是,“我遇到梁家的亲戚,这对我的身体不太好。我觉得自己的身体被肢解成一块一块的,再也不能合为一体了。”

郁郁寡欢之中,林徽因的病情更坏,去世时年仅51岁。

在世俗的眼光看来,林徽因与梁思成的结合完全是郎才女貌、门当户对的典范。可当拨开那些光鲜的头衔,煊赫的成就,她也是个为家庭所累,为人情关系所困的普通女子。

即便优秀如她,还是免不了被挑剔、被非议的命运。所以很多时候,普通人不必和自己较劲,活在别人的眼光里,毕竟谁也没有本事让所有人都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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