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 | 李亚强：若隐若现

一

风从很远的地方吹过来，带着一场秋雨后的泥土的味道，有气无力地、轻飘飘地拂过，从一棵草到另一棵草，从一片田地到另一片田地，从一座山梁到另一座山梁，一直吹到我身边。脚下的小草微微俯了一下身子，泛黄的草叶上露珠摇摇欲坠。风并没有停留，在一个虚无而又现实的空间里继续前行，直到那些风经过帽帽顶，钻进一大片云雾里，那些雾似乎动了一下，又似乎没动。

这是初秋的风，在夏与秋之间并不明晰的时空里穿行。这也是秋天的第一场雾，但是它没有给我展示雾起的过程，像一张定格的相片一样，它只给我展示了局部的细节。就是这一个细节，让我在看到它的那一刻，与身边的万物融为一体，我也成了小草中的一棵，微风中的一缕，甚至山梁的一部分。

这个叫帽帽顶的小山梁，只是这道山梁上地势相对较高的小山梁而已。山梁上只有十几垧梯田，其中就有我家的两垧地，种着小扁豆，我和二弟就是要去这两垧地里拔豆子。我一直不明白这里为何叫作帽帽顶，直到我看到那些洁白的雾，它们并没有完全笼盖住小山梁，而是让小山梁最高的地方显露出来，像大海中的一个小岛，更像一顶没有顶的草帽，夏收的时候，村里人都喜欢戴这样透气的草帽。帽帽顶真是一个再恰当不过的称呼，相比于其他山梁的普通称呼，这个山梁因为这样一个名称，显得与众不同起来。

站在雾中的帽帽顶面前，我甚至能想象到，是这个村子的某一位先民，也是在这样一个天气里，站在我所站立的位置，看到了一场雾里的这座小山梁，像一顶扣着的草帽，于是给它起了帽帽顶这个既普通又形象的名字。

人们在大雾来临的早晨出发，在影影绰绰的、高高低低的梯田里劳作，收割着大地上最后一茬庄稼。如同风雨雷电一般，雾在人们的生活中如它的本来面目一样，若隐若现似有似无，除了对人视觉上的遮盖，几乎对人的生活产生不了影响。直到我看到这样一场特殊的雾，它甚至都不是一场完整的雾，或许就是这样的不完整，带给我深刻的震撼，那是大地的美学，也是村庄的美学。

我手中没有画笔，也没有相机，无法定格那个瞬间。物质的外在的辅助没有介入的时候，全身的感知器官被调动起来，于是我能准确记得那一刻风吹拂过的感觉，秋风里已经有了衰败的味道，小草俯身的声音以及远处村庄里此起彼伏的鸡鸣犬吠，远处的梯田里已经变得有些空旷，夏粮早已颗粒归仓，为数不多的秋粮点缀着初秋的田野。如果湛蓝的天空是一张画板，从上往下俯视，那一刻的村庄和我，肯定因为这样一场雾被定格了，于是飘荡在村庄上空的烟停止了上升和缭绕，走在山间的一头驴和它身后的主人停下了脚步，两个准备去帽帽顶上拔小扁豆的少年伫立在山梁上。

许久，我回过头问二弟：你看帽帽顶美不美？

二弟说：美。

然后我俩相对无语，低着头往帽帽顶上走去。

在我看到这场雾的前一天，远在新疆石河子打工的父亲寄来一张汇票，那是我们弟兄三人的学费，并不识字的母亲将汇票压在炕上的篾席下面，等到逢集的时候去镇里的邮政所兑换成现金。但是我们都知道，汇票上的那些钱只够我们的学费，家里还要开销，日子并不好过。整个暑假，我们弟兄三人做了分工，三弟跟着祖母去放驴，我和二弟先帮着母亲夏收，夏收后给别人家拔小扁豆挣钱。小扁豆植株较短，没法用镰刀收割，只能徒手去拔。小扁豆生长在两个季节的缝隙里，繁忙的夏收正在收尾，长在地里的小扁豆一天天变得枝叶枯黄，腾不出人手的村人有时候会雇人来收割。

实际上，我们家的小扁豆几乎是最后收割的。在最适合收割的那段时间，我和二弟帮别人家干活挣钱，其实也干不了多少，并不是我们不愿意干，而是能雇得起人干活的毕竟是少数。

当村庄天空中的飞禽只剩下乌鸦和麻雀的时候，代表着已经到了深秋时节。秋雨一场接着一场，似乎积攒了一年的雨水要在这个时节全部下完，河槽里的雨水还没完全流走或蒸发，另一场雨便将它覆盖，一场场秋雨堆积在河槽里，堆积在田野里,也堆积在人的心里。

连绵的秋雨带来一场接一场的大雾，村庄西北角的玉狼山顶上常年云雾缭绕，但是低处的村庄只有在一场场秋雨后才有大雾形成。不像雨雪那样影响我们的求学之路，雾只会让我们上学的路变得虚幻起来，我们走在雾里，只是一个个形容模糊的剪影。于是在一场接着一场的大雾里，有的同学突然便决定不再上学，教室里空下来的板凳越来越多，我相信他们都迷失在了雾里。

母亲天没亮就起床，给我们做完早饭，不等我们吃完便出了门。深秋了，树上的落叶开始片片凋落，堆积在大地上，像大地的棉被。家里的麦秸秆有限，既要喂牲口，偶尔还要烧火做饭，烧炕成了问题。母亲就是冲着这些树叶去的，先扫自家树下的，再扫稍远一些无主的树下的，我们还没出门前，母亲就能背回几尼龙袋子树叶来，倒在打麦场的角落里，那些形状、颜色各异的树叶挨挨挤挤堆成一座小山头，远远看一眼都觉得温暖。

母亲走进屋，打发我们兄弟去上学，她摘下头巾，头巾上湿漉漉的，像细小而琐碎的露珠。我们出门的时候，一场连天接地的大雾还在太阳升起之前弥漫。

二

进入腊月以后是最有盼头的时候，远在新疆打工的父亲会在腊月回来，但是具体哪一天回来，谁都不清楚，我们每天绝大多数的时间都在村西的苜蓿地里，边玩边看村口的那条小路。其实在父亲这个角色长期缺席的童年里，我们期盼的并不是父亲本身，而是父亲带来的我们没有见过或者很少吃到的吃食。

在一个下着雪的深夜，父亲踏着积雪推开了院门，我们从睡梦中惊醒，父亲顶着满身满头的白雪站在堂屋的地上。一家人都起了床，祖父也点起了水烟瓶，“呼噜呼噜”吸起来，像一个人沉闷的打鼾声。父亲在炕头上坐下，我们弟兄三人睡眼蒙眬地等待着父亲从地上的那个帆布包里拿出让人垂涎的吃食。但是父亲不像往年那样开心，神情有些沮丧，说了路上的情况后，他告诉家里人，自己在火车上被人骗了，辛苦一年的工钱被骗了将近一半。原来是有人在火车上以极低的价格兜售所谓的外国货币，声称下了火车到银行一兑换便可挣不少差价，父亲和村里的几个同伴信以为真，都买了不少外国货币，等下火车去银行让人一看，结果发现全都是假币。

父亲从衣服最里层的兜里掏出一沓崭新的外国货币递给祖父，祖父拿在手里看了又看，摸了又摸，最后放在炕头上，我看见是一沓蓝白色相间的纸张，大小与人民币100元差不多，上面印着形状各异的花纹，左侧是一个长着大胡子的人面像，右下角印着1000，我不知道那是哪一个国家的货币。

父亲在唉声叹气中吃完了母亲做好的饭，祖父已经抽了好几口水烟，满屋子缭绕着呛人的水烟味，我看了一眼窗外，雪还没有停。

“还是吃了没文化的亏啊。”父亲像是在给祖父说，也像是在给我们说，更像是给他自己说。他说着终于打开了放在地上的那个鼓鼓囊囊的帆布包，并没有让我们意外的是，他拿出了从新疆带来的葡萄干，商店里买的糖果、火腿肠、面包和瓜子等吃食。

在给我们分完吃食以后，父亲坐在炕头对我们弟兄三人说：“我只上了小学，打工挣点钱还让人骗了，你们要好好学习，别像我，只要你们好好学习，砸锅卖铁我也供你们上学，不想上学就只能在家跟在驴屁股后面种地了。”我们沉浸在糖果的甜蜜里，只是使劲地点头，这一次，父亲并没有问我们的期末考试成绩。在我懵懂的年纪，想着在家种地也是不错的选择，做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民，在黄土地里刨食也无不可。

祖父去世后，父亲不再出远门打工，守着家里的二十多亩地，在农闲时做点贩卖瓜果菜蔬的小生意。在靠天吃饭的黄土地里，很多时候忙活一年也收不了多少粮食，而父亲的小生意也并不是稳赚不赔。最为困难的那一年，我们弟兄上学的学费都成了问题，交不起学费就没法去学校报到，父亲张不开口向亲戚借钱，实际上那些穷亲戚也都比我家好不到哪里去。我在学校周围的山头上转了三四天，每天跟着同学们上学，快走到校门口的时候借口朝山上走去，放学的时候混在同学里回家，交了学费的同学书包里沉甸甸的都是新领的书，我的书包里空空的，只有母亲装的干粮。

期中考试的时候，我的成绩第一次进入全班前三名，那一次考试除了主科外也考了副科，语文成绩我在全年级几乎都是最高的，英语和几何、代数则一塌糊涂，因着优异的副科成绩提升了总成绩，总成绩排名这才进了全班前三。英语老师是我们邻村的，跟我父亲相识，因为没能完成英语作业，我还多次被英语老师留校单独辅导，即便如此我也没能在英语上有所长进。几何、代数是班主任代课，心有忌惮，但是学习上总是心有余力不足，绞尽脑汁总也解不出那些抽象的数字方程。

下午最后一节课之后，班主任突然要收前几天布置的课外作业，而我早已将其忘在脑后，与我一样忘记作业的还有几个同学，我们被一一请上讲台。班主任手里拿着火铲，挨个打手心，走到我旁边的时候，我颤抖着伸出左手，把头低得更低了，只能看到我的布鞋和他锃亮的皮鞋，他用力拉住我的手，没有像打其他同学那样质问为啥不写作业。在火铲落下来的时候，他用洪亮有力的声音说：你穿的裤子没裤裆，你还不知道吗？就这样一句话，他重复了两遍，打了我四火铲，手心里火辣辣地疼，脸上羞得滚烫。打在我心里的那四火铲，却实实在在留下了烙印，班主任说的话，别的同学听不懂，他相信我能听懂，我也确实听懂了，虽然我考进了全班前三，但是到中考真正考的是主科，并不考副科，而我的主科成绩四科里有三科非常糟糕，总成绩看似很好，其实并不能证明什么。只有考上县里的高中，才能证明自己，而我所在的初中，每年能考上县里中学的也就十余人。

庄院后面有对称的两孔窑洞，一孔堆放驴的草料，母鸡偶尔会在草料里下几个蛋。另一孔堆放猪食，除了猪食占去的空间，我能立足的地方也就不到两平方米，地面坑坑洼洼并不平整。每天放学回家后，我就在那孔窑洞里背诵课文，放下一块薄薄的门帘，这里就是一个与外界隔绝的空间，没有任何杂音，只有我的脚步声和背诵声在小小的窑洞内回荡，一直到暮色填满了窑洞，我再也看不到书上的文字，这才收起书本去吃晚饭。

初秋的一场罕见的浓雾在凌晨悄然笼罩了整个村庄，看上去再无散去的可能，连驴叫声也被压在这场浓雾里，显得沉闷而寡淡。我一个人走向村西的苜蓿地，我熟悉在雾里行走的感觉，万物退去，被一场雾包围就是被巨大的孤独包围，雾里的每个人都是独行者，需要足够的、由内而外的力量和勇气独自走出一场场大雾。苜蓿地下那条蜿蜒曲折的小路，不知通向多远的远方，浓雾掩盖了一切或者遮蔽了一切，但是我能清晰地看到那条小路，从村庄通向镇里，再通向寄给我录取成绩单的县二中。

三

晃晃悠悠的大巴车终于停下了，“庆阳到了，要下车的抓紧。”司机用一阵中气十足的喊叫将一车人从梦里揪起来，我从大巴车的上铺坐起来，一头撞在车顶，赶紧又躺下，摸索着从床铺上爬下来，找鞋找背包。车门打开，一股冷气从外面吹进来，我打了一个寒战，拉紧衣服的拉链，跟着下车的人从车上跳下来。没做长时间的停留，大巴车迅速消失在夜幕中，我头脑这才有些清醒，但是周围混沌一片，不知道是雾还是霾，第一次来这个地方，又是在半夜，不知自己身处何处。

下车的人陆陆续续都已离去，只有我待在原地，我不知道往哪里走，这时候一辆出租车停靠在我跟前。“带我去一个就近的旅馆就行。”出租车载着我在深夜的庆阳街头疾驰，凌晨一点的收音机里正在播放着一档情感类栏目，主持人慵懒而又温暖的声音让人昏昏欲睡。“今天雾大了吧，小伙子从哪里来？庆阳这地方雨水多，一到秋冬季，几乎每天都有雾，不是本地人根本找不见路，就得打车。”出租车司机像自言自语一般说起来，一直到下车我也没插上几句话。

出租车停在一家简陋的小旅馆门前，雾中几乎看不清招牌，轻轻推门进去，前台的中年女子霍地起身看向我。办理好入住手续，洗漱完毕，我拉开厚厚的窗帘，窗外是几棵行道树，在雾里隐隐约约若有若无，再远的地方则一片迷蒙。

那是大二的时候，我跟着同学找到一家专门介绍学生勤工俭学的机构，在交了一定数量的保证金后，我俩被派去庆阳做一个市场调查工作，食宿路费先期从机构预支，工作结束后计算报酬。因为学校临时有事，本来两个人去的工作变成了我一个人，那也是我第一次去学校所在地以外的城市。第二天我按照机构的要求，在庆阳的街头拍照调查，在一家面馆吃了面，但是随后的事情却没有丝毫印象。到底是在哪里拍照调查，调查什么，怎么返回学校，最后机构怎么结算费用等都像没有发生过一样。那些记忆如同那晚的雾一样，似乎有了不确定性，记忆比雾本身更加虚无，只有雾本身，才是真实存在而又可靠的。

在大学即将毕业的时候，为了一个并不确切的前程，我从兰州奔赴广州，然后从广州奔赴中山。正是广东多雨的季节，天地之间都是湿漉漉的，连人们的对话也听上去水分十足，拎起来似乎能拧出水来。傍晚的时候，雨依然没有停，雨雾起来了，城市的霓虹灯在雨雾中像灰色宣纸上晕开的色彩。工作的事最终没有了下文，我在中山盘桓了一天，抽了几根潮湿的羊城牌香烟，穿过雨雾中的珠江大桥，返回大西北的学校。而今能想起来的，已经无关工作前程，只是珠江大桥上接天连地的雨雾，恍如一场缥缈的梦。

现实生活却不似梦，不等你做好所有的准备，毕业的日期就到了。办理完所有手续，打包完所有行李，向生活了四年的校园告别。我报了家乡的基层公务员考试，在大学对面的城中村租了房子备考，像上高中时一样面临鸡零狗碎的生活，自己做饭，自觉学习，试图把最孤独无依的日子过得有模有样。周末的时候，我们聚在同学昏暗的小出租屋内，做一锅揪面片，就着几瓣大蒜，大口喝着黄河啤酒，在酒醉与现实之间梳理过往，畅谈光明的前程。

空下来一段无所事事的时光，我去出租屋南面的黄河边散步，看夕阳一点点落到山后，我去北面的山下静坐，麻雀和乌鸦争食着树上最顶端的红枣。大学四年，我不止一次在学校周围游走，但从来没有像那段时间一样压抑。我便一直漫无目的地在城市里机械地行走，什么都不想，什么都与我无关，一直走到筋疲力尽，才坐上公交车返回出租屋。那些时日我在想，要是有一场雾该多好。

在一次漫无目的地行走中，我突然决定不再等下去了，只身一人来到塞外包头。就是那次突然的决定，让我在这个城市从此安定下来，在报社谋了一个糊口的差事。第一次外出采访，是一名女子自缢的案件，在城市西面的一处厂区，周围都是农田，一条小路上架着一个铁质的门楼，门楼上悬挂着一个中年妇女。秋天的风吹过原野，带起田地里的沙土，从西吹向东，我远远看着那个门楼不敢靠近，像看着一个在雾里渐行渐远的人。我确信，她已经被一场大雾吞噬，而且再也没有走出那场大雾的力量和可能。这是多么让人悲伤的事情。

在返回单位的路上，我接到了兰州报社的面试邀约电话，而我已经在距离兰州近千公里的城市上了班。不久，我又接到家乡人事部门打来的电话，通知我已经考上基层公务员，尽快办理入职手续。父亲听到我说的消息后异常高兴，祖祖辈辈与黄土地打交道，家里终于走出来一位可以吃公家饭的人。“赶紧回来吧，在外头怎么样也不如在家乡，有本事了哪里也能混下去。”父亲在电话里劝我，希望我回到家乡进入体制内，先稳定下来再说以后。其实他心里还有些小心思的，虽然没说但是我明白。这些年我们弟兄三人像出笼的小鸟，飞往各自向往的远方，身边没留下一个支撑他们的晚年生活，我要是能成为公职人员留在县里，父亲脸上有光，晚年也有了保障。但是一想到要在那个小县城过完一生，我又心有不甘，我在城市里从事着自己喜欢的工作，也拿着不错的薪水。农村与城市，是完全不同的天地，父亲有他的坚持，我有我的考虑。经过我与父亲反复的思量与较量，最终父亲代替我到县里办理了放弃入职的手续，从县人社局出来后，父亲又给我打了一个电话，大体意思是儿大不由爷，自己的路自己看着走，只要以后不后悔就行。挂完电话，心里一阵发紧，以后会不会后悔，谁能说得上，但也只能以后的事留给以后。

实际上在我进入媒体行业之后，传统媒体已经开始走下坡路，没有编制意味着没有任何保障，随时可能卷铺盖走人。这时候我才开始向更远的前方考虑并努力，然而天不遂人愿，很多事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简单。

后来，一家中央媒体招聘带编制的驻站采编人员，考试地点在北京，我背上简单的行囊，乘坐火车前往北京。北方的秋天与冬天之间的过渡异常漫长，已经过了十月份，火红的柿子还挂在高高的枝头，像大地挑着的一盏盏灯笼。火车驶进燕山，弥天的大雾将窗外的世界包裹得严严实实，只有一列火车在大雾中穿行，咣当咣当的声音显得幽深而寂寥。闭上眼睛，一生中所有的雾将我包围，我几乎已经预知，这只不过是一场徒劳的奔波罢了，若干年后我能记住的，或许只有燕山深处的这场大雾。

四

雾到底是上升的还是下降的，是凝聚的还是分裂的，是抽象的还是具象的？这些年我时常会想起关于雾本身的这些问题。但是想要再回到童年时的一场雾里，我却没有穿越时空的能力。直到我看到儿子做雾化时的那些空气，那些雾是上升的，不断分裂而又具象的，布地奈德混悬液、硫酸特布他林雾化液、吸入用异丙托溴铵溶液，这些名字拗口的药水，化成柔软的雾、升腾的雾，通过一个面罩，进入儿子的器官，以我看不见的方式扩张呼吸道、消解炎症。

咳嗽是我见过最坚硬的病症。自打我记事起，祖母一直在咳嗽，尤其在晚上睡觉的时候，那种持续的、掏心挖肺的咳嗽，像拖拉机即将熄火又未熄火的状态，又像肺里藏着一根线，一只无形的手在往外拽。有时候在半夜，咳嗽声能将我从梦中惊醒，祖母咳着咳着坐起身来，黑暗中我只能看到她模糊的身影，弓着身，像一只弯曲的虾。那时候我想，长大了一定要买一些治疗咳嗽的药物，让祖母每天晚上能睡个好觉。为了晚上不咳嗽，或者咳嗽时嗓子舒服一些，祖母每天晚上睡觉时都要在枕头边放一杯水，冬天的时候放一个冻梨，咳嗽的时候喝一口或吃一口，连续的咳嗽会稍微有所减轻。长大后我确实给祖母买过很多治疗咳嗽的药物，但是几乎没有一样管用，晚上睡觉时咳嗽的问题一直得不到缓解更别说根治。祖母说，这是老病，根深着呢，好在也不要命。

咳嗽虽然不要命，但是却让人异常头疼。儿子两岁多的时候，半夜突然发烧咳嗽，持续而又无规律的咳嗽让他无法安睡，咳嗽起来痛苦的样子像极了祖母，让人既心疼又无助。半夜出门找到24小时营业的药店，买了退烧药、止咳糖浆，服用了体温有所下降，但是对咳嗽没有多大效果。第二天去儿童医院，大夫诊断为喉炎———儿科最为常见的病，也是极其棘手的病，持续的咳嗽极易引起肺炎，炎症的控制是个大问题。先做个雾化，以后每天两次雾化，可以在家做，也可以来医院做，再把药吃上看情况。大夫开完药物，又给其他患儿做诊断。

儿子奶声奶气地自言自语，这就是雾吗，我没见过雾呢。出生并生活在城市的他确实没有见过一场真实的雾，我为此感到难过，答应一定带他见一场真正的雾。

此后的一个星期，每天早上晚上两次雾化，家里买了家用雾化机器，不必每天往医院跑，止咳药物、抗菌药物、抗病毒药物，每天吃的药就有五六种。好在儿子慢慢接受了雾化，每天到了做雾化的时候，主动要挤药水、开机器，然后我放他最喜欢看的动画片，我坐在凳子上抱着他，与他一起等待那些药水化成的雾不断消解。咳嗽还在持续，但是逐渐变得不再那么频繁，每次咳嗽的时长也逐渐开始变短。看来，最坚硬的东西，往往需要最柔软的东西化解。

拖拖拉拉将近半个月的时间，儿子的喉炎才彻底算好。但真的像祖母说的一样，咳嗽似乎有根，而且根深蒂固。儿子上幼儿园不到半个月，再次出现发烧、咳嗽的症状，去医院一检查，还是喉炎，在医院碰见一个同事也带着孩子看病，简单的交流后得知，来医院儿科看病的，除了发烧感冒的，绝大多数都是喉炎。我咨询医生，为何会有这么多的孩子得喉炎，医生告诉我，除非不呼吸，空气中就有那些看不见的病菌。

……

李亚强，1989年出生，鲁迅文学院第四十届高研班学员。作品散见《散文选刊》《草原》《湖南文学》《朔方》《美文》《青年作家》等刊。曾获第十二届内蒙古文学创作“索龙嘎”奖、首届“许淇文学奖”。出版散文集《我另外的一条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