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讲 论欣赏和创作
前人读词的色香之说
欣赏和创作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我们对任何艺术，想要得到较深的体会和理解，从而学习作者的表现手法，进一步做到推陈出新，首先必得钻了进去，逐一了解它的所有窍门，才能发现问题，取得经验，彻底明白它的利病所在。熟则生巧，自然从追琢中来。前人所谓先贵能入，后贵能出，一切继承和创作的关系都是如此。词为倚声之学，要掌握它的特殊规律，创作适宜于配合曲调的歌词，更非得深入钻研，并予以实践，是很难谈到真正的欣赏，也就不能对创作上有多大的帮助。
“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这是晋代杰出诗人陶潜告诉我们的经验之谈。我们要想欣赏“奇文”，就得首先发现问题，分析问题，才能彻底理解它的“奇”在哪里，从而取得赏心悦目“欣然忘食”的精神享受。孟轲曾以“以意逆志”说诗，他所说的“志”也就是现在一般所说的思想感情。正确的思想和真挚的感情是要靠巧妙的语言艺术表现出来的。把读者的思想感情去推测作者的思想感情，从而得到感染，取得精神上的享受，是要通过语言艺术的媒介才能做到的。我们在前面已经谈过，词是最富于音乐性的文学形式，而这种特殊形式之美，得就“色”、“香”、“味”三方面去领会。正如刘熙载所说：
词之为物，色、香、味宜无所不具。以色论之，有借色、有真色。借色每为俗情所艳，不知必先将借色洗尽而后真色见也。
——《艺概》卷四《词曲概》
王国维也有所谓“生香真色”的说法（见《人间词话》卷下）。刘氏又称：
司空表圣（图）云：“梅止于酸，盐止于咸，而美在酸咸之外。”严沧浪云：“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水中之月，镜中之像。”此皆论诗也，词亦以得此境为超诣。
——《艺概》卷四《词曲概》
像这类“水中之月，镜中之像”和“美在酸咸之外”的词境，以及所谓“色”、“香”、“味”等等，是不可捉摸的东西，我们要理解它，又非经过视觉、嗅觉、触觉等等的亲身体验，是很难把它说得明白的。
由于词的语言艺术最主要的一点是和音乐结着不解之缘，所以要想去欣赏它，首先得在“声”和“色”两方面去体味。“声”表现在“轻重扬抑、参差相错”的基本法则上面，“色”表现在用字的准确上面。我们要初步理解和掌握这两方面的手法，就得先从读词做起。近人蒋兆兰说：
作词当以读词为权舆（始也）。声音之道，本乎天籁，协乎人心。词本名乐府，可被管弦。今虽音律失传，而善读者辄能锵洋和均，抑扬高下，极声调之美。其浏亮谐顺之调固然，即拗涩难读者亦无不然。及至声调熟极，操管自为，即声响随文字流出，自然合拍。
——《词说》
学填词必先善于读词。一调有一调的不同节奏，而这抑扬高下、错综变化的不同节奏，又必须和作者所抒写的思想感情的起伏变化恰相适应，才能取得内容和形式的密切结合，达到语言艺术的高峰。这一切，我在前面都已大致分析过了。关于四声平仄和韵位的安排，怎样通过发音部位而取得和谐悦耳，也非反复吟咏，细审于喉吻间，是很难做到声入心通，感受到作品的强烈感染力的。
谈到用字的准确，也得从两方面来看。一方面是“炼声”，也就是张炎所说，“要字字敲打得响，歌诵妥溜。”一方面是“侔色”，也就是陆辅之所说的“词眼”（见《词旨》）。这和《词人玉屑》所称：“古人炼字，只于眼上炼，盖五字诗以第三字为眼，七字诗以第五字为眼”，有所不同。刘熙载说得好：
眼乃神光所聚，故有通体之眼，有数句之眼，前前后后，无不待眼光照映。若舍章法而专求字句，纵争奇竞巧，岂能开阖变化，一动万随耶？
——《艺概》卷四《词曲概》
不论是通体的“眼”也好，数句的“眼”也好，这“眼”的所在，必得注意一个字或一个句子的色彩，须特别显得光辉灿烂，四照玲珑，有如王国维所说：“‘红杏枝头春意闹’（宋祁《玉楼春》），著一‘闹’字而境界全出；‘云破月来花弄影’（张先《天仙子》），著一‘弄’字而境界全出。”（《人间词话》卷上）这一个“闹”字和一个“弄”字，能使一句生“色”，也使通体生“色”。又如柳永《雨霖铃》“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也可算是通体的“眼”，著此一句，而千种风情，万般惆怅，都隐现于字里行间，玲珑透彻，言有尽而意无穷。但这种境界，非得反复吟讽，心领神会，把每一个字分开来看，再把整体的结构综合起来看，着实用一番含咀功夫，是不容易理解的。
从欣赏到创作的三个阶段
近代词家况周颐也曾以他数十年积累的经验告诉我们，使我们对这一方面有了下手功夫。他说：
读词之法，取前人名句意境绝佳者，将此意境缔构于吾相望中，然后澄思渺虑，以吾身入乎其中而涵泳玩索之，吾性灵与相浃而俱化，乃真实为吾所有而外物不能夺。
——《蕙风词话》卷一
像他这样的读法，确实有利于欣赏，同时也有利于创作。因为这样才能够把读者和作者的思想感情融成一片，通过语言文字的艺术手法，使作者当时所感受到的真实情景，一一重现于读者的心目中，使读者受到强烈的感染，更从而彻底了解各式各样的表现艺术，作为自己随物赋形、缘情发藻的有力手段。这在严羽叫做“妙悟”，而“妙悟”却由“熟读”中来。严羽教人学诗，又有所谓“三节”的说法：
其初不识好恶，连篇累牍，肆笔而成；既识羞愧，始生畏缩，成之极难；及其透彻，则七纵八横，信手拈来，头头是道矣。
——《沧浪诗话·诗法》
我们每一个有成就的卓越诗人或艺术家，都得经过这三个阶段。其实这也就是思想性和艺术性的结合问题，继承和创作的关系问题，在我们上一辈的文学理论家却只把它叫做“能入”和“能出”。南宋诗人杨万里就曾把他写诗的亲身体验告诉我们。他在《荆溪集·自序》中说：
予之诗，始学江西诸君子，既又学后山五字律，既又学半山老人七字绝句，晚乃学绝句于唐人，学之愈力，作之愈寡。
这是说明他由第一阶段跨入第二阶段，经过不少艰苦的历程。对前人的表现艺术有了深切的理解，从而感到这里面的甘苦，要把自己的思想感情表达得恰如其分，不是那么容易。接着他又说：
其夏，之官荆溪，既抵官下，阅讼牒，理邦赋，惟朱墨之为亲。诗意时往日来于予怀，欲作未暇也。戊戌三朝时节，赐告，少公事，是日即作诗，忽若有悟，于是辞谢唐人及王、陈、江西诸君子，皆不敢学，而后欣如也。试令儿辈操笔，予口占数首，则浏浏焉，无复前日之轧轧矣。自此，每过午，吏散庭空，即携一便面，步后园，登古城，采撷杞菊，攀翻花竹，万象毕来，献予诗材，盖麾之不去，前者未譍而后者已迫，涣然未觉作诗之难也，盖诗人之病，去体将有日矣。方是时，不惟未觉作诗之难，亦未觉作州之难也。
这说明他的最后阶段，也就是严羽所说的“透彻”阶段。这在诗家叫做“妙悟”，词家叫做“浑化”，也就是陆游所说的“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再明白地说，也只是深入了解过前人积累的经验，融会贯通了各种语言艺术，“物来斯应”，从而解决了思想性与艺术性的结合问题；只是把作者所要说的话，如实地巧妙地表达得恰如其分而已。
王国维推演其说，把来谈词，也有所谓三种境界的说法。他说：
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晏殊《蝶恋花》）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柳永《凤栖梧》）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辛弃疾《青玉案·元夕》）此第三境也。
——《人间词话》卷上
这第一境是说明未入之前，无从捕捉，颇使人有“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之感。第二境是说明既入之后，从艰苦探索中得到乐趣来。第三境是说明入而能出，豁然开朗，恰似“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我们对于前人名作的欣赏，以及个人创作的构思，也都必须经过这三种境界，才能做到“真实为吾所有而外物不能夺”。
关于能入和能出的问题，周济在他所写的《宋四家词选·序论》中也曾谈到。他说：
夫词，非寄托不入，专寄托不出。一物一事，引而申之，触类多通，驱心若游丝之缳飞英，含毫如郢斤斧之斫蝇翼，以无厚入有间，即习已，意感偶生，假类毕达，阅载千百，謦欬音请忾，谈笑弗违，斯入矣。赋情独深，逐境必寤，酝酿日久，冥发妄中，虽铺叙平淡，摹缋绘浅近，而万感横集，五中无主。读其篇者，临渊窥鱼，意为鲂鲤；中宵惊电，罔识东西；赤子随母笑啼，乡人缘剧喜怒，抑可谓能出矣。
这能入和能出的两种境界，也是结合欣赏和创作来谈的。什么叫做“寄托”呢？也就是所谓“意内而言外”，“言在此而意在彼”。怎样去体会前人作品哪些是有“寄托”的呢？这就又得把作者当时所处的时代环境和个人的特殊性格，与作品内容和表现方式紧密联系起来，予以反复钻研，而后所谓“弦外之音”，才能够使读者沁入心脾，动摇情志，到达“赤子随母笑啼，乡人缘剧喜怒”那般深厚强烈的感染力。例如李煜的后期作品，由于他所过的是“此间日夕惟以泪洗面”的囚虏生活，一种复仇雪耻的反抗情绪磅礴郁勃于胸臆间，而又处于不但不敢言而且不敢怒的环境压迫下，却无心流露出“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相见欢》）这一类的无穷哀怨之音，那骨子里难道单是表达着林花受了风雨摧残而匆匆凋谢的身外闲愁而已吗？又如爱国词人辛弃疾的作品中，几乎全部贯穿着“忧国”、“忧谗”的两种思想感情，有如《摸鱼儿》的“斜阳烟柳”，《祝英台近》的“层楼风雨”，《汉宫春》的“薰梅染柳”，《瑞鹤仙》的“开遍南枝”等等，都得将他的整个身世和作品本身紧密联系起来看，把全副精神投入其中，乃能默契于心，会句意于两得。所谓“知人论世”，也是欣赏前人作品的主要条件。
恰如其分地表达真情实感
所谓词的“生香真色”，又从什么地方去体会呢？我以为要理解这种境界，得向作品的意格和韵度上去求，要向整个结构的开阖呼应上去求。至于“真色”和“借色”之分，最显著的一点，就是要像唐人咏虢音国国夫人诗所谓：“却嫌脂粉污颜色，淡扫蛾眉朝至尊”，要像李太白诗所谓：“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这种“生香真色”，我以为最好的例子要算李清照的《漱玉词》。譬如那阕最被人们传诵的《醉花阴》的结尾：
莫道不销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
又如贺铸《青玉案》的结尾：
试问闲愁都几许？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
虽然上述两首词的结尾都是前一句呼起，接着融情于景，借相映带，而此中有人，呼之欲出。但两相比较，李词一种娇柔婀娜、惆怅自怜的天然标格，足使读者荡气回肠，而视贺作却更有深一层的韵位。初不假任何装饰，只是轻描淡写，而婉转缠绵，揭之无尽。这是清照的前期作品，该和她所写《金石录后序》的下面一段对读：
余性偶强记，每饭罢，坐归来堂，烹茶，指堆积书史，言某事在某书某卷第几页第几行，以中否角胜负，为饮茶先后。中即举杯大笑，至茶倾覆怀中，反不得饮而起。
读后就可想见作者的风流韵度和他俩的伉俪深情，以帮助我们对这些名句的欣赏。再看她在夫亡之后，遭乱流离，饱尝人生辛酸时所写的《声声慢》：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
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
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晚来风急？
雁过也，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
满地黄花堆积，憔悴损，如今有谁堪摘？
守着窗儿，独自怎生得黑？
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
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
这里面不曾使用一个故典，不曾抹上一点粉泽，只是一个历尽风霜、感怀今昔的女词人，把从早到晚所感受到的“忽忽如有所失”的怅惘情怀如实地描绘出来。看来都只寻常言语，却使后人惊其“遒逸之气，如生龙活虎”，能“创意出奇”，达到语言艺术的最高峰。这和李煜的后期作品确有异曲同工之妙，也只是由于情真语真，结合得恰如其分而已。
开阖跌荡的结构手法
词的另一种手法，就是要有开阖跌荡。有些“暗转、暗接、暗提、暗顿”的地方，必须“有大气真力斡运其间”（《蕙风词话》卷一）。例如苏轼《永遇乐·彭城夜宿燕子楼，梦盼盼，因作此词》：
明月如霜，好风如水，清景无限。
曲港跳鱼，圆荷泻露，寂寞无人见。
紞如三鼓，铿然一叶，黯黯梦云惊断。
夜茫茫，重寻无处，觉来小园行遍。
天涯倦客，山中归路，望断故园心眼。
燕子楼空，佳人何在？空锁楼中燕。
古今如梦，何曾梦觉？但有旧欢新怨。
异时对，黄楼夜景，为余浩叹。
直是盘空硬语，一片神行，而层层推进，笔笔逆挽，真称得上是“有大气真力斡运其间”，却又泯却转、接、提、顿的痕迹。又如他和刘仲达相逢泗上，同游南山话旧的《满庭芳》：
三十三年，漂流江海，万里烟浪云帆。
故人惊怪，憔悴老青衫。
我自疏狂异趣，君何事、奔走尘凡？
流年尽，穷途坐守，船尾冻相衔。
巉巉，淮浦外，层楼翠壁，古寺空岩。
步携手林间，笑挽攕攕。
莫上孤峰尽处，萦望眼、云水相搀。
家何在？因君问我，归梦绕松杉。
这也极尽开阖跌宕的能事，而那浩然胸次，洒脱襟怀，直如与我辈相接于苍茫云水间，不假刷色而自然高妙。刘熙载只欣赏他另一阕《满庭芳》中的“老去君恩未报，空回首、弹铗悲歌”，以为“语诚慷慨，究不若《水调歌头》‘我与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尤觉空灵蕴藉”，而认为这些都是“词以不犯本位为高”的极则，却不曾点出苏词都因有作者的“逸怀浩气”运转其间，恰如严羽所说：“七纵八横，信手拈来，头头是道”。要之，他所运用的手法，也只是开阖跌荡，恰能随物赋形而已。
在开阖跌荡中，又要“仰承”、“俯注”，见出“针缕之密”。例如陈与义《临江仙》：
忆昔午桥桥上饮，坐中多是豪英。
长沟流月去无声。
杏花疏影里，吹笛到天明。
二十余年如一梦，此身虽在堪惊。
闲登小阁看新晴。
古今多少事，渔唱起三更。
刘熙载曾拈出“杏花疏影里，吹笛到天明”两句的好处，就是因为它仰承“忆昔”，俯注“一梦”，所以“不觉豪酣，转成怅悒”。我们仔细体味这整篇所临摹的意境，上阕中间七字句于“豪酣”中已隐伏“怅悒”的根子，下阕七字句却又从“堪惊”二字宕开，仿佛“忧中有乐”。这样后先映带，构成一幅完美无缺的图景，就更值得反复吟玩。又如李煜《浪淘沙》的下阕：
金剑已沉埋，壮气蒿莱。
晚凉天净月华开。
想到玉楼瑶殿影，空照秦淮。
这前面两句，是何等的衰飒悲凉。接着却把格局宕开，显出一种豁然开朗、光辉无际的高华气象。却又骤然跌入极度沉痛的深渊中，转高华为凄咽，于酸楚中见情恨。后来范仲淹的《御街行》，也是用的类似手法：
真珠帘卷玉楼空，天淡银河垂地。
年年今夜，月华如练，长是人千里。
这种手法的特点是：前面尽力拓开，后面陡折收合，把绝壮丽语转化为绝悲壮的意境。我们理解了这些手法，进而予以灵活运用，那么无论是对古代名篇的欣赏，还是对自己的创作，都会得到启发而渐入佳境的。
忌用代字
所谓“借色”，最常见的是用替代字，例如周邦彦《解语花》的“桂华流瓦”、吴文英《宴清都》的“嫠蟾冷落羞度”，用“桂华”和“嫠蟾”来代“月”，本意也只是为了声响和色彩的调匀，却使读者产生“隔雾看花”的感觉，反而要“损其真美”。但周、吴一系词人多爱玩弄这一手法。我们要理解他们的作品，也非得注意这一手法不可。沈义父曾经指出：
炼字下语，最是紧要。如说桃，不可直说破桃，须用“红雨”、“刘郎”等字。如咏柳，不可直说破柳，须用“章台”、“灞岸”等字。又用事如曰“银钩空满”，便是“书”字了，不必更说“书”字。“玉筯双垂”，便是“泪”了，不必更说“泪”。如“绿云缭绕”，隐然髻发；“困便湘竹”，分明是簟。（所引例句皆见《清真集》）正不必分晓，如教初学小儿，说破这是甚物事，方见妙处。
——《乐府指迷》
原来使用种种譬喻，来形容某些事物的美，而使它更加形象化，也是在语言艺术上一种由来已久的手法。例如《诗经》上形容女人髻发的，就有“鬒音枕发如云”（《鄘音庸风·君子偕老》）、“首如飞蓬”（《卫风·伯兮》。汉赋里形容女人眼睛的，就有“目流睇而横波”（傅毅《舞赋》）。后来进一步把“绿云”代发髻、“秋波”代眼神，有如《西厢记》的名句“怎当他临去秋波那一转”，也并不感到“秋波”这两个代字的讨厌。但专门在这上面玩花样，不堕于纤巧，即落于陈套。像这样来“指迷”，只能使作者和读者更陷于迷惘中，确是要不得的。
结语
总之，欣赏和创作都得从反复吟诵入手。掌握声律的妙用和一切语音艺术，用来抒写高尚瑰伟的思想抱负，作出耐人寻味、移人情感的新词，我想，这是每个文艺工作者所日夕向往，同时也是广大人民所迫切要求的。
附龙榆生先生关于今日学词应到之途径
词学与学词，原为二事。治词学者，就已往之成绩，加以分析研究，而明其得失利病之所在，其态度务取客观，前于《研究词学之商榷》一文（本刊第一卷第四号），已略申鄙意矣。学词者将取前人名制，为吾揣摩研练之资，陶铸销融，以发我胸中之情趣，使作者个性充分表现于繁弦促柱间，藉以引起读者之同情，而无背于诗人“兴”、“观”、“群”、“怨”之旨，中贵有我，而义在感人，应时代之要求，以决定应取之途径，此在词学日渐衰微之际，所应别出手眼，一明旨归者矣。
各种文学之产生，莫不受时代与环境之影响，即就词论，何独不然。晚唐、五代之词，所以多为儿女相思之情，与留连光景之作者，处衰乱之世，士习偷安，月底花前，浅斟低唱，所谓“不为无益之事，曷以遣有涯之生”也。北宋柳永一派之词，所以“大概非羁旅穷愁之情则闺门淫媟之语”（《艺苑雌黄》）者，永生北宋盛时，饱暖则思淫俗，失意则感穷愁，就教坊靡曼之新腔，以期取悦于众耳，又势所必至也。南宋辛弃疾一派之词，所以激昂排宕、悲壮慷慨者，以生当强敌侵凌、虎豹当关之际，满腔忠愤，无所发泄，故其抑郁无聊之气，不得不一寄于词也。姜夔一派之词，所以清空超拨，又严于声律之辨者，其时偏安局定，山林隐逸之士转寄其情于专门艺术，不啻于倚声界中，别辟疆宇也。凡此诸作者，皆各其环境身世关系，以造成其词格。吾人将依前贤之矩矱，以从事于倚声，则今日之环境为如何？个人身世为如何？填词之鹄的又复何在？试一寻思，恐不免爽然自生矣。
周止庵氏尝明示吾人以学词之途径矣。其言曰：“问途碧山，历梦窗、稼轩以还清真之浑化。”（《宋四家词选·序论》）而其所以拈出此四家以为矩矱者，则以：“清真，集大成者也。稼轩敛雄心，抗高调，变温婉，成悲凉。碧山餍心切理，言近指远，声容调度，一一可循。梦窗奇思壮采，腾天潜渊，返南宋之清泚，为北宋之浓丽。”由周说而从事于倚声，应于半塘翁（王鹏运）所标举之“重”、“拙”、“大”，可以几及。其路甚正，其影响于清季词坛者亦至深，绵延迄今，余波犹未遽绝。强村先生序《半塘定稿》云：“君词导源碧山，复历梦窗、稼轩，以还清真之浑化，与周止庵氏说，契若针芥。”清季词家之风骨遒上，一扫枯寂尖纤之病，以接迹宋贤者，未尝非周氏开示法门，以“导夫先路”之力也。
清词自张惠言《词选》出，而作者始致意比兴之义，门庭稍隘，而斯体益尊。止庵从而推广之，疆宇恢宏，金针暗度，学者由此端其趣向，经共轨于坦途，自半塘翁以至强村先生，盖已尽窥堂奥，极常州词派之变，而开径独行矣。强村先生固亦推挹周选者，帮有：“截断众流穷正变，一镫乐苑此长明”（《望江南·杂题我朝诸名家词集后》）之语。然先生尝语予：“周氏《宋四家词选》，抑苏而扬辛，未免失当。又取碧山与梦窗、稼轩、清真，分庭抗礼，亦微嫌不称。”则知先生固雅不欲以常州词派之说自限也。考止庵所以抑苏而扬辛之故，固谓：“东坡天趣独到处，殆成绝旨，而苦不经意，完璧甚少。稼轩则沉著痛快，有辙可循。”（《宋四家词选·序论》）据此，则知止庵之推挹稼轩，盖犹在其技术之精练，与其所以推碧山为“声容调度，一一可循”之本旨，正复相同。唯其特别注意于声容调度之可循，侧重于技术之修养，其流弊往往使学者以碧山、梦窗自限，而无意上规清真之浑化，与稼轩之激壮悲凉。于是以涂饰粉泽为工，以清浊四声竞巧，挦扯故实，堆砌字面，形骸虽具，而生意索然。此固王、朱诸老辈之所不能忍言，而亦止庵始料之所不及也。
况蕙风先生（周颐）尝云：“性情少，勿学稼轩。非绝顶聪明，勿学梦窗。”（《蕙风词话》）此诚通达之论。乃独于所谓词律，拘守特严。其所持之理由云：“畏守律之难，辄自入于律外，或手托前人不专家、未尽善之作以自解，此词家大病也。守律诚至苦，然亦有至乐之一境。常有一词作成，自己亦既惬心，似乎不必再改。唯据律细勘，仅有某某数字，于四声未合，即姑置而过存之，亦孰为责备求全者？乃精益求精，不肯放松一字，循声以求，忽然得至隽之字。或因一字改一句，因此句改彼句，忽然得绝警之句。此时曼声微吟，拍案而起，其乐何如！”（《蕙风词话·三四》）居今日而学词，竞巧于一字一句之间，已属微末不足道。乃必托于守律，以求所谓“至乐之一境”，则非生值小康，无虞冻馁之士，孰能有此逸兴闲情耶？且自乐谱散亡，词之合律与否，乌从而正之？居今日而言词，充其量仍为“句读不葺之诗”。特其句度参差，极语调之变化，又其抑扬轻重，流美动人之音节，诵之而利于唇吻，听之犹足以激发人之意志感情，但得婉转相谱，声情相称，固已足尽长短句歌词之能事，以自抒其身世之感，与心胸之所欲言，又何必专选僻调，以自束缚其才思哉？
且今日何日乎？国势之削弱，士气之消沉，敌国外患之侵凌，风俗人心之堕落，覆亡可待，怵目惊心，岂容吾人雍容揖让于坛坫之间，雕镂风云，怡情花草，竞胜于咬文嚼字之末，溺志于选声断韵之微哉？溯南宋之初期，犹有权奇磊落之士，豪情壮采，悲愤郁勃之气，一于长短句发之。南宋之未遽即于灭亡，未尝不由于悲愤郁勃之气，尚存于士大夫间，大声疾呼，以相警惕。如张元干之所谓“正人间鼻息鸣鼍鼓”（《贺新郎·寄李伯纪丞相》）者，知当时犹有有心之士，不忍坐视颠危，而出作狮子吼也。居今日而言词，其时代环境之恶劣，拟之南宋，殆有过之。吾辈将效枝上寒蝉，哀吟幽咽，以坐待清霜之欺迫乎？抑将凭广长舌，假微妙音，以写吾悲悯激壮之素怀，藉以震发聋聩，一新耳目，而激起其向上之心乎？亡国哀思之音，如李后主之所为者，正今日少年稍稍读词者之所乐闻，而为关怀家国者之所甚惧也。言为心声，乐占世运。词在今日，不可歌而可诵，作懦夫之气，以挽颓波，固吾辈从事于倚声者所应尽之责任也。
吾人既知今日之时代环境为如何，又知词为不必重被管弦之“长短不葺之诗”，而其语调之变化，与其声容之美，犹足以入人心坎，引起共鸣。则吾人今日学词，不宜再抱“只可自怡悦，不堪持赠君”之态度。阳刚阴柔之美，各适其时。不务僻涩以鸣高，不严四声以竞巧，发我至大至刚之气，导学者以易知易入之途。或者“因病成妍”（元遗山语），以堂堂之阵，正正之旗，拯士习人心于风靡波颓之际。知我罪我，愿毕吾辞。
善乎王灼之言曰：“东坡先生非心醉于音律者，偶尔作歌，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笔者始知自振。”（《碧鸡漫志》）胡寅亦称：“眉山苏氏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度，使人登高望远，举首高歌，而逸怀浩气，超然乎尘垢之外。”（《酒边词·序》）所谓“向上一路”，所谓“逸怀浩气”，并今日留心世运者之要图，而为学词者所应抱之鹄的也。自东坡出，而词中乃见倾荡磊落之气，足以推倒一世之豪杰，开拓万古之心胸。继之以晁补之、叶梦得、陈与义、向子諲之流，沿流扬波，以迄于南渡之际，悲歌慷慨，异境别开，而辛稼轩以一代雄才，蔚为中坚人物，“所作大声镗鞳，小声铿鞫，横绝六合，扫空万古。”（《后村诗话》）一时作者，如张元干、张孝祥、陆游之属，从而辅翼之，以自成其为豪杰之词。刘克庄、刘辰翁，庶几后劲。刘过、陈亮能作壮语，而声不副其情，抑亦其次也。私意欲于浙、常二派之外，别建一宗，以东坡为开山，稼轩为冢嗣，而辅之以晁补之、叶梦得、张元干、张孝祥、陆游、刘克庄诸人。以清雄洗繁缛，以沉挚去雕琢，以壮音变凄调，以浅语达深情，举权奇磊落之怀，纳诸镗鞳铿鞫之调。庶几激扬蹈厉，少有裨于当时。世变极矣。“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切乎声。”（白居易《乐府古题·序》）世有以吾言为然者乎？请事斯语。
前人有谓学苏、辛将流为粗犷者，此自不善学者之过，亦由其时代环境关系，勉作壮音，其性情怀抱，雅不相称故也。必欲于苏、辛之外，借助他山，则贺铸之《东山乐府》、周邦彦之《清真集》，兼备刚柔之美，王灼曾以“奇崛”二字目之（见《碧鸡漫志》）。参以二家，亦足化犷悍之习，而免末流之弊矣。
文芸阁先生（廷式）云：“词家至南宋而极盛，亦至南宋而渐衰。其衰之故，可得而言也。其声多嘽缓，其意多柔靡，其用字则风云月露、红紫芬芳之外，如有戒律，不敢稍有出入焉。迈往之士，无所用心，沿及元、明，而词遂亡，亦其宜也。”（《云起轩词钞·序》）吾人怵于国势之阽危，与词风之衰敝，深感文氏之说，实获我心。而所谓词至南宋而渐衰者，则沿文人之习见，以姜、吴一派，代表南宋词家。文固力主辛、刘者，此派实创自东坡，而发扬于南宋也。文氏又致慨于“迩来作者虽众，然论韵遵律，辄胜前人，而照天腾渊之才，溯古涵今之思，磅礴八极之志，甄综百代之怀，非窘若囚拘者所可语也”（《云起轩词钞·序》）。世有闻文氏之风而起者乎？愿馨香祷祝以俟之。吾辈责任，不在继往而在开来，不在守缺抱残，而在发扬光大。强村先生称文氏词，有“拔戟异军成特起，非关词派有西江，兀傲故难双”（《望江南·题云起轩词钞》）之句，此强村先生之所以为大，在其能并蓄兼容也。世有“兀傲难双”，如芸阁先生者乎？假长短句以警惕痴顽，发浩然之气，而砺冰霜之节，愿与当世学词者共勉之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