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十分钟爱村庄里飘荡着酒香的日子，
像钟爱一个随风飘荡的民间故事。
认得酒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就像想要真正认得一个人。
我所居住的村庄叫丹桂房，属于诸暨县枫桥镇地界，主要的作物是朴素的稻麦，以及花枝招展的油菜。村庄的模样极其江南，主要是因为经常有牛热气腾腾地从一座石桥上经过。当然，还有各色村夫农人在墙角村头出没，以及田畈里稻花飘香，村庄里炊烟激荡，还有那些骂人的话远远地传送过来。除了这些以外，是有酒的气息绕着篱笆围墙在游荡着的。比方讲村里人自己做的米酒，那种甜腻腻的酒气混合在村庄的空气里，会让人晕晕乎乎。我就在这样的气息里忘乎所以地成长。
经常能看到村里人在冬天来临的时候做酒，一缸一缸地做，一缸一缸地吃，仿佛他们的理想就是能吃酒。第二年的夏季来临之前，往往是酒没了，人还在。我就想，人的力量是该有多大，才能把那么多酒水吃掉。我们家也做酒，父亲买来酒药，蒸熟白得发亮的粳米，在竹篾编织的簟子上摊饭，发酵，一切都按部就班地进行。父亲能做酒，但是却不会吃酒。他还会捕鱼，但是他不吃鱼。这些都是令人奇怪的事。我不会捕鱼，但我吃鱼。我不会做酒，但是我吃酒。我的酒量差到令我无地自容，最糟糕的一次，是14岁那年收稻子从田里归来，吃了半瓶啤酒，就醉倒在地。那时候我趴在地上失望地想，我这酒量一辈子也当不上武松了。
我十分钟爱村庄里飘荡着酒香的日子，像钟爱一个随风飘荡的民间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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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逢丹桂房村某户人家的红事或白事，我都是可以吃到酒的。当然还有上梁酒，长寿酒，满月酒，订婚酒，以及各种各样的酒。我们尽管是贫穷的，但是我们的精神是富有的，我们变着花样找来酒吃。我们一般吃的是镇上国营酒厂生产的斯风黄酒，或者是绍兴生产的土绍酒。比方讲我们送一个已亡人上山，兴奋地一路上都在燃放着二踢脚，在道士连绵不绝的胡琴声里，我们一边吃酒一边喊，喜丧喜丧。或者我们把所有的使不完的劲用来闹新房，相互之间吵得脸红耳赤。在农村很开阔的晒谷场，一字排开摆满酒席，开吃。
我仍然记得，我平生第一次也是惟一一次当“娘舅”，为我的表姐陈燕去一座叫江藻的小镇送嫁。那年我只有十六岁，是一个“青光光”的年纪。新婚当天，很多人热衷于去“闹伴娘”，我却兴奋地参与了吃酒与胡乱的划拳。在她的丈夫家，一坛坛的酒被吃完了，看上去就像是要和酒过不去。好多人醉了，就直接倒在了地上，一觉睡到天明。他们确实很年轻，年轻得像一支春天的笋。看到横七竖八的人醉倒在地的样子，我就想起了战争片的场景。凌乱，血腥，安静，有蒸腾的水气，数丈开外野花开放……
在中国的大地上吃酒，多么像一场壮烈的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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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岁那年我也是雄赳赳的，但是没有跨过鸭绿江，而是跨过了长江去当兵。部队会餐的辰光，我们几个诸暨老乡会去伙房偷酒。我们偷酒胆大心细，有那种大盗的意思。谁都晓得，军裤的口袋是很肥大的，两只裤袋可以各装一瓶啤酒。因为裤袋装着啤酒，所以我们走路的样子，有点儿像企鹅。我们把啤酒偷到休息室，锁在柜子里，随时可以享用。那时候我是一个敢醉的年龄，每醉一次酒量就增一分。这个原理，大概和松紧带是一样的。终于我可以豪迈地吹啤酒瓶了，吹啤酒瓶的时候，我就觉得我是在战场上向着天空吹军号。我的脚下，战地黄花，呼啦啦地开遍了原野。
我的老乡孔有表告诉我，偷酒不好讲“偷”的，要讲“搬酒”。我们乐此不疲的搬运，显得十分生活，接近于最真实的人生片断。多年以后，我坐在办公室里一言不发地吃酒，抿一口酒以后是长久的静默。我在想，我们的一生，大概就是不停地搬运各种生活。
部队的那段年岁，像青瓜一样又青又脆。我们太寂寞了，所以我们集体爱上了吹牛。每次中队聚餐吃酒，好多人都吃醉了。特别是中秋节，所有人坐在操场上一边想家，一边为自己虚构一个女朋友。花天乱坠地说是村里的小芳，或者镇上的镇花，或者是厂里的头牌。这些传说中的美丽女子，都不约而同地爱上了我的那些战友们。他们像小说家一样，虚构了一个大同小异的情节，就是当兵时戴着大红花上车的时候，那个美人眼含热泪向他频频挥手。后来我终于知道，他们比我更像一名小说家。他们一直深陷在生活的泥淖中，而我以为，生活本来就是现成的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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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兵退伍回到诸暨的辰光，父亲希望我能分配进枫桥镇的国营酒厂。这个酒厂让他眼热得不得了，因为年底的时候，每个正式工（一共30多名正式工，100多名临时工）可以赶着一头猪回家，那些猪都是用酒糟喂大的，所以这些猪每天都脸红耳赤的样子，像是做了亏心事。除了这些醉醺醺的猪，正式工还能分到别人向酒厂抵债的木材。傍晚下班的时候，每人可以背着一棵被砍翻了的树回家。这是一种多么好的福利，有工资，有酒吃，还有猪和树。我们丹桂房村有一个人，在枫桥酒厂干临时工当大厨。他是个酒瘾犯，每天不晓得要偷吃掉酒厂里的多少酒。每天他下班的辰光，都是醉醺醺的样子，走在从酒厂通往村庄的泥路上。我觉得他是幸福的，因为幸福的人总是喜欢哼歌。那段时间，他哼得最多的歌是《九九女儿红》。
我们村里有一个人，从早上起床以后就要吃酒，他给自己下达的任务是，每天吃酒都必须吃到天黑。我们村还有一个人，他的腰间挂着一把军用酒壶，那壶里装的是一种叫“海半仙”的同山高粱烧。有事没事，他都要抿上一口。他并不是老土，他说电影里就有人会这么干。电视剧《黎明之前》，吴秀波始终握着一种叫杰克·丹尼的酒的瓶子，走来走去就那么边吃边进行地下工作。我一直认为，村里人对酒的热爱，要比城里人迅猛得多。我的父亲有一次早起，踏着薄雾笼罩的田埂，突然看到沟渠边土埂上放着一瓶酒。这瓶酒是谁放的呢，他这是想要诱惑谁？接下来我父亲发现了放酒的那个人，头朝下跌在三尺开外的水沟里。他死了，这算是醉死的还是淹死的，谁也不晓得。
吃酒总是快乐的。跌进沟里那就叫快乐过头了。做人也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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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的时候，我在《诸暨日报》当周末部的编辑，那段时间我吃酒吃得比较欢畅。我出差走到哪儿，比方讲南昌或者宜丰，比方讲无锡或者上海，我都愿自告奋勇地吃那么一点酒。吃醉的时候，我选择载歌载舞，还选择在地板上打滚，并且喜欢唱《男儿当自强》。我吃醉酒后不暴力，也不安静，我就那样在艺术的世界里徜徉恣肆，独自玩耍，偶尔还会唱几句流行歌曲或者莲花落，像文化馆里一个不领工资的文艺工作者。
2005年，老大不小的我，从小县城来到了杭州谋生。其时我的家小还在诸暨，我需要挣一些“麦内”养家糊口。大概在2007年以前，我还是喜欢去杭州南山路上的酒吧坐坐的。坐坐当然不是坐着的意思，应该是吃酒的意思。我记得有一回我在一个酒吧里，自己把自己“坐”醉了，而且随即就吐了。那天我请了乐队里的黑人吃酒，他很勇敢的样子，和我干起了杯。最后这位黑得发亮的国际友人送我一件乐器，那乐器一摇就会沙沙作响，名字叫沙锤。我不是大醉的那种醉，最后还能认得回家的路。于是我一路都摇晃着那个沙锤，在沙沙沙的声音里，回到当时我居住的叶青兜。
现在我的一些老哥还是热衷去酒吧，他们的声音比较宏亮，喊，同去同去。我就觉得，可能是他们比我更年轻。现在我不太去酒吧是因为，去酒吧是累的，不如在家里的一张小桌子上，来一碟花生米，三两“海半仙”同山烧。我想我是醉不起了，过了四十岁以后体力大不如前，酒醉的第二天，就不太容易恢复。我突然晓得，吃酒是需要有好身板扛的。酒场上劝酒的人，不会在意你扛不扛得动。
太阳照常会在每天升起的。不管那时候我们在不在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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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时候，我也能吃一点儿白酒。比方讲，同山烧。在冬天的深处，大雪已经封门，我突然就想起了晦涩的青春。那一年我很不得志，觉得生活铺在自己的面前，也是一片灰黄。后来我去大奕村找我的战友魏红军。我们生起了取暖的火炉，然后我们开始大口地吃酒，大口地吃狗肉。菜凉了，就动手热一下。酒凉了，就赶紧吃下肚。后来我就看到所有的景物都在摇晃，于是我果断地大着舌头说，红军，地震已然来临。
那个无比深长的夜晚，摇晃的岂止是我的身体，摇晃的还有那堆明亮的火光，摇晃的还有我不成样子的青春。
正是因为那时候我们啥也没有，就只剩下青春。所以我们喷着酒气打开门走出屋去，在一块白亮的雪地前，我们直挺挺地倒下，在雪地中拍出了一个个人影。我们是光着膀子的，所以我们全身通红，而且年轻的身体因为受潮而散发着热气。那些微雪，沾在皮肉上很快就融化了。丝丝的凉沁入到你的骨头，你会觉得这个冬天是多么的不一样。
我想起了我写在小说《惊蛰》里的情节，几个患难兄弟吃醉了酒以后，经常在一起唱歌：朝天一炷香，就是同爹娘。有肉有饭有老酒，敢滚刀板敢上墙。
他们行走在上海的街头，就像是行走在通往黎明的小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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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写过一个长篇小说，叫做《花雕》。也写过一部《花红花火》的电视剧，改编自我的另一个也叫《花雕》的小说。为了写这些，我长久地在绍兴一个叫东浦的小镇逗留，那是一个真正的酒乡。我那么钟爱这种黄酒，是因为我在村庄里生活着的那些年岁，吃了太多的黄酒。出差到北京的辰光，是可以吃牛栏山的，也可以吃二锅头的。在上海的辰光，可以吃一瓶石库门。在江苏，是可以吃到海之蓝的。在安徽，是可以吃到杨小凡先生的古井贡酒的。在厦门，能吃得上正宗的金门高粱烧。
但是等我们什么酒都能吃到了，最后所缺的往往是能扛得住酒的好身板。
记得好多年前的一个夜晚，火车在大地上冒着热气呼啸着狂奔。我乘坐Ｚ字头的快速列车，从杭州赶往北京。在餐车上，我吃了一瓶二两装的二锅头，随即就醉了。我的肚皮里，热辣辣的燃着一堆火，这使我找不到我的那个铺位。我就在过道上走来走去，像一只不知所措的蚂蚁。但我喜欢那条长长的过道。有些人睏觉了，有些人还在过道借着灯光看书。这样的安静，差点让我落泪。
我热爱着绿皮火车的那种晃荡，热爱着钢铁发出的巨响。我热爱着蒸汽火车喷着热气，车灯雪亮，黑夜中穿行在苍茫的大地。但我并不喜欢高铁，除了快一无是处，而且人生并不需要事事都快的。也不需要像高铁那样平稳，让你失去了坐火车的那种感觉。我就那样在过道上走来走去，看惯了旅人们那么多的人生。
而又有哪一双眼睛，会从包厢门缝里往外瞧，瞧见我暗夜里在火车过道上行走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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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我是有义务和必要，说说一种叫同山烧的高粱酒。同山镇这个地方，是诸暨和浦江县的接壤地。那是一块我不太熟悉的土地。那块土地上生长着成片陌生但却英姿勃发的高粱，它们弥漫着植物的清香，让我领略到人间美好。我对高粱最初的记忆，其实来自于一部叫做《红高粱》的电影。那时候我特别想当一名轿夫，可以颠轿，轿中坐着一位美丽的女子。现在想来，那是一种多么幸福而阴险的职业。电影的镜头中还出现过成片的红高粱，像茂盛而真实的生活。诸暨的同山镇也是这样，每年秋天，家家户户的高粱经过打晒、蒸煮、发酵，就有烧酒师傅在村庄里出没了。他们带着专门的蒸馏工具，像游方郎中一样在村庄里挨户问要不要蒸酒。他们在我眼里的正确名字，其实应该叫做酒匠。他们的出现，让同山镇的每一座村庄都酒气回荡，并且鲜活而生动起来。所以在同山这般酒气葱茏的地方，有一句谚语，溪水都有三度酒，麻雀尚能饮二两。麻雀一共也就二两不到的身体，它要是真的吃了二两，这酒装在它哪个部位呢？
七月流火，八月未央，九月同山镇的山间地头都是刚刚长熟的高粱。它们像海浪一样，朴素、热烈而真实地涌动着。它们使得这片土地，除了苍凉以外，可见三分的妖娆。这儿的高粱，和别处的高粱不同，杆有两三米高，我私下里称他们为“姚明粟”。“姚明粟”成熟的辰光，穗已经弯了下来，果实糯而丰满，用这样的好原料来蒸酒，味道醇厚，酒体闪动着瓷实的光芒，像一位酒中的侠客，侠着剑彬彬有礼地行走在你的食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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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都晓得的，我家酒风不盛，至今仍未盛开。我在工厂里吃，在村庄里吃，在部队吃，在酒会上吃……在我的努力下，我家略略有了些酒气。但我始终晓得，大醉不是一件好的事，贪杯更不是好事。我清晰地知道我红着一张脸，在这红尘里跌扑冲撞，过着最本真的生活。现在的我，仍然喜欢着这杯中之物，并且在饮酒里回忆往事。我能清晰地记得17岁那年的4月9日，我在涌动的春寒中出门从军，胸前戴着纸织的大红花，青涩得像一根路边的茅草，有点儿软，又有点儿刺，还有点儿新鲜的植物的气息。我也能在酒后，大步行走在农田阡陌，有时候真想把自己醉倒在稻草垛里，油菜垛里，麦田里，以及农人看管植物的棚屋中。有时候真想失踪半天，隐身在另一个神秘的空间里，用第三双眼看我凡俗的肉身，偶尔吃酒，偶尔发疯。
我在我十七楼的办公室里写字，吃茶，发呆，有时候还会打个盹，虚度光阴。办公室里的冬天是温暖如春的，透过狭小的窗口，偶尔也能看一看杭州城时而温婉时而气象万千的落雪景象。但是，我在绵长的莫干山路上看不到苍茫的大地，只能看到车水马龙，以及各种夹缝中的人生。我也晓得，我和我的青春已经十分遥远，但幸好，酒事始终辽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