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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杨献平:南太行季节书

夏天的几个片段

麦子熟了,手一摸,扎得手疼。在自家地里摘一穗儿,放在手掌里面,合起来一搓,就是一手新鲜饱满的麦粒。张开嘴巴,吹掉皮糠,拣掉碎成一段一段的麦芒,放进嘴巴里嚼上一会儿,满口的香味。忍不住再摘一穗儿,母亲或者父亲看见了,就说,都揉着吃了还不打麦子?意思是说,麦子就是一粒一粒地堆起来的,不要过早糟蹋了。我就不吃了,有时走到别人地边,看看四周没人,我会迅速摘上几穗儿,放在兜里,等到了没人的地方,再揉着吃了。如果摘多了,还可以拿到后山沟里去,随便找些干柴,点火,把麦穗儿烤熟了吃,滋味比生吃更好。

进入五月,青青的麦子在阳光下面,每天都在变着颜色,早上和晚上都不一样。村人们找出闲置了将近半年的镰刀,在自家院子里的磨刀石上磨着,钢铁和石头摩擦发出沙沙的声音。大概镰刀知道就要收割东西了,心里边也格外兴奋。对镰刀来说,它们的使命就是被人拿着,使麦子和其他一些完整的作物身首异处,方才显示出它们的生命价值。有些时候,镰刀虽然被人掌握着,但还会翻过身来,割破人身上的某一处,有的很深,有的只是擦了一片皮,人一看自己流血了,心里就慌,有特别心疼自己的,还对镰刀发一通火,在石头上磕打磕打,再把镰刀扔在地上,找东西为自己包扎伤口去了。若是镰刀碰着石头,缺了口,人也会惋惜。说是人惋惜镰刀,不如说是惋惜买镰刀的钱。镰刀使人受伤大都是人的过错,人可以把镰刀扔了,镰刀却不会把人给扔了。

把镰刀磨利了,阳光充足田地里的麦子已经熟了,连秆子叶子都金黄金黄了,麦穗摇摇欲坠,用手一捏,暗黄色的麦粒就爆了出来,在人的手掌里面,人一看,就觉得心里特别舒服,像是老天对自己劳动的一种回报和犒赏。本来绷着的脸一下子就漾起了笑容。尽管喜悦是一瞬的,但对常年在田地劳作的人们来说,恐怕是一年中最纯净最自然的一次笑了。

背上木架子,在路边的就拉上架子车,到了地边,放下镰刀,先在麦地里走上一圈,摸了地边的再摸地里根儿的,看了向阳地方的再看看背阴地方的。觉得整体熟透了,就回到地边,抓起镰刀,扔掉手中的烟头,先往地上吐一口唾沫,再往抓镰刀的手上吐一点,两手掌合起来搓了,就俯下身子,右手抓一把麦子,左手的镰刀伸到麦秆的根部,胳膊一拉,噌的一声,一把麦子就倒在了人的手里。再抓住一把,割掉,再整齐放下,一边挪着脚步,向着更深的麦地前进。

早在初春,麦子还在生长,就在麦垄间夹种了玉茭、黄豆、扁豆角和芝麻;麦子全部熟了的时候,新种的玉茭和豆类苗儿还小,还没有麦秆三分之一高。因为镰刀伸到了麦子的根部,一不小心,就把玉茭苗儿捎带着割下来了。待收了麦子,还得重新补种。熟稔如父亲一般的村人,几乎没有错割玉茭苗儿的可能,有也是一个两个,不像我这样的半大小子,干什么活计都莽莽撞撞,如果一个人割了三分地的麦子,恐怕就得有20多株玉茭苗儿葬身我手。父亲在旁边一看,就训斥。母亲就唠叨,说你慢点慢点,种个玉茭你当容易呀?还得挑水挖坑儿撒化肥。其实,我也不想割麦子把玉茭苗儿割了,都是手艺不精和心不在焉的过错。

没有路不能车运的麦子全靠人扛人背,尤其是上塘旱地里的,不光是麦子,玉茭、豆子、谷子和高粱都要压在人的身上,才可以来到自己家里。往石盆走的路上那块地,倒是可以用车拉,但很少,一车装不满,还要送到场上,比人背还麻烦。

我们村的麦场在村子前面的山岭上,右面坡下是杏树洼村,往东面是坡地,后来又有人盖了房子,房子下面是路面一直向上的公路。收割了麦子,村里人大都靠肩扛背背,远的横穿村庄之后,还要走上一段山路,来回少说也有三四里。有的麦地在麦场的下面,之间的坡度很陡,人扛了或者用背背,踩着流沙,吭哧半天,流几身臭汗,才能把麦子送到场上。

各家各户的麦子堆在麦场上,一家一堆,堆起来像一座小山。各人不但牢牢记住了自己麦子堆放的位置,就连麦子秸秆长短、穗儿大小都记得清清楚楚;这样还不放心,怕谁趁没人的机会,拉几捆麦子放在自己的麦堆里面,就使小孩看着。因为麦场的地势高,村里人在自己家里就可以看见,时常站在院子里面,朝麦场上看,若是有人,赶紧蹿将过去,看看自己的麦子少了没有。有疑心重的人,总以为自己的麦子少了,东瞅瞅西看看,看别人麦堆里有没有自己的麦子。若是有了,就再偷回来,这一家看见了,老远就张开喉咙骂,一会儿两家人就聚在一起,指着鼻子骂爹损娘,连祖宗十八代和还没出生的儿子孙子重孙子都要损上一遍。实在不可开交,就打上一架。

过不了几天,青的黄的麦子被太阳晒焦了,村里人就去栗岩坪村叫来电工,拉出脱粒机,接了电,挨着打麦子。脱粒机一开,轰隆隆的响声哪里都可以听到,若是砾岩村的人打麦子早,鞍子沟、杏树洼、和尚沟的人都可以听到,就说,人家都开始打了,咱也开始吧。

我们村人合伙购买的脱粒机很小,一次只能往里面填一把麦秆,若是填得多了快了,机器就嗡嗡的,像是不堪重负的老牛,气都喘不上来。很多时候,不但烧了本村电闸的保险丝,还把整个南沟村的总闸给烧了。村人开始不太会用,此类的事情经常发生。几年后,逐渐掌握了技巧,就很少发生了。

脱粒机一开,整个麦场就尘土飞扬,尤其是碎了麦芒,被脱粒机一扬,和尘土掺乎起来,迷人的眼睛,呛人的肺。脱粒机也很危险,飞速旋转的鼓轮可以将秸秆打成碎末,打人的手当然不在话下。每次打场,我就特别担心,抢着担任往脱粒机里塞麦子的工作,母亲不让,父亲也不让。我就一遍一遍地提醒,叫父亲小心点儿。有几次父亲不在家,母亲担任此项工作,叫我一把拉了过来。

把麦子秸秆打了一遍,再打一遍,基本上就干净了,把碎了的秸秆用叉挑在一边,母亲用簸箕簸着麦糠,里面的麦籽虽然不多,但谁也舍不得扔掉,一粒不剩也是不可能的。收拾完毕,用布袋装了麦子,扛回家,放在房顶上暴晒,几天后,用牙咬咬,觉得干透实了,再放进瓮里面。

麦粒进仓,五月已经过去了。随着天气的不断加热,夏天的氛围异常浓烈,村里人下地都戴了草帽,没有太多的活儿,早上起个早,到地里忙活一阵儿,热得不行了,就回到家里,做饭吃了,躺在炕上睡觉。到太阳不是很毒辣的时候,再揉揉睡眼,扛了工具下地。

夏天的正午是孩子们的好时光。上着学,中午回家吃了饭,一个个背起花布书包,说是上学不假,但离上课的时间还早。几个人一商量,说是去什么地方偷杏子、山楂和李子吧。那时候,杏子骡子圈村很多,好像是专门栽的,是经过接枝改良的品种,个儿比我家后背子上的野杏大好几倍,也熟得晚。小孩子们也知道大人中午睡觉的习惯,就背了书包,越过两道山岭,瞅着杏树下面人家院子里没人,几个人聚在一块儿商量一下,明确了分工,就开始行动。

一个人爬到树上,负责偷,一两个人趴在山头的两边,把风放哨。一有人来,赶紧朝树上的人使眼色,树上的人一看,赶紧隐了身子;若是不小心让树主看到了,也不管书包里面摘了多少,像猴子一样从树上溜下来,一声招呼,沿着陡陡的山坡往没人的地方跑去。这样的事情,我也做过几次。有一次和老军蛋、老民棍子一起,我上树偷,他们把风,那次很成功。不料,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那两个家伙就把我出卖了,叫人家树主找到我们家里,母亲骂了我一顿,给了人家十块钱才算罢了。我很生气,见到老军蛋和老民棍子就骂他们的娘,他们也骂我。心里边挺不服气,想把母亲给那人的十块钱捞回来。没有可靠的人,我把弟弟带上,弟弟虽才6岁,爬不了树,放风是没有问题的,更重要的是,弟弟不会出卖我。那一次,我们天黑时候行动,自始至终没有一个人发现,满载而归,甜杏子吃了好几天。

李子树很远,在和尚沟里面,离砾岩村的旧址还有一段路程,在和尚山山腰的森林里面。那儿住着一个孤寡老妇人,房子很旧,为了防狼和野猪,门上钉了铁板,窗户上装了铁条。一进门,就看见一口棺材,说是她自己为自己准备的,什么时候觉得自己不行了,把门插上,往棺材里面一钻,就算入土为安了。

要到那里,吃到李子,一个中午的时间远远不够,只好放在星期天,一边沿着山坡捉蝎子,不知不觉地,就到了那里,若是孤寡老人不在家,就可以坐在树杈上肆意吃,若是在家,跟老人家说一声,也让吃,根本用不着偷。

砾岩、和尚沟和南垴村等几个村子的下面都有大水库,数砾岩村的大,据说里面住着王八精,有人还看见它在里面游泳,很大的个头,一会儿就不见了。水库边儿的蛇也很多,水库满了的时候,一个人绝对不敢下水的。要叫上一帮子同学,十几个人冲到水库边儿,三下五除二地脱光了衣服,找个干净的石头放好。先尿一泡尿,用手接一点儿,在自己肚脐眼上摸摸,据说这样可以防止拉肚子和感冒。

下水游了一会儿,再爬上大坝,风一吹,打个冷战。就觉得外面虽然太阳毒辣,但还没有水里暖和,一个个抓住坝边的石头,只露个脑袋,相互说笑。玩起了兴趣,就由一个人提议,大家站成一排,一起喊一二三,快步跑过大坝,冲向水库,扑通扑通,一个个钻到水里,像鱼一样,屁股一挺一挺的,游三百多米,就游到了水库尾巴浅水区。在沾满污泥的石头上歇一会儿,再翻身游回来。有一次,我正在奋力游着,不远处的水面上游着一条水花蛇,很长,身子一弯一弯,很是迅速,我一阵发慌,向后也不是,向前也不妙,干脆停在那里不动,水花蛇好像没有看见我,一会儿就消失在水库边儿的石缝儿里。挖开那里的泥土,可以找到许多蛇蛋,胆子大一点的,捡起来甩在石头上,但没有一个人敢吃。

有时候,我们也会去和尚沟和南垴村下边的水库玩水儿,可总觉得太小,没有砾岩村水库玩得爽快,玩了一会儿,就又跑到砾岩村水库去了。有时晌午玩水儿的人多了,大呼小叫,吵得砾岩村人睡不着觉,扯开嗓子就在上边骂。有时候,我们也给予回击,大人不和小孩子一般见识,我们骂得再难听,如果是十几个人一起骂,他就没招儿,要是一个人骂,看你大人没本事,准跑下来揍上一顿,才肯罢休。

我读小学五年级的时候,有个女同学是砾岩村的,我对她有一种特别的感觉,当然是男女之间的。她家就在水库上面住,每天中午去玩水儿的时候,她和她的家人时常坐在院子外边的核桃树下吃午饭。我脱成光屁股,她也看,那时心里隐约有一种表现的欲望,跳水的时候,我的声音叫得往往最大,无非是想吸引她的目光。她看我,我就激动,有几次还高兴地喝了几口脏水。

几乎每个夏天,总有小孩儿淹死的消息传来,不是这个村子的,就是那个村子的,还有更远处某个村子的。我们一听,心里边也害怕,下定决心不再去游泳,但隔不了几天,大人们看得松了,一个个就又跑到水库玩水去了。

玩够了水。核桃也挂上了枝头,虽然表面青涩,里面的仁儿已经凝固了,我们的兴趣逐渐转向核桃、柿子和山楂。每天上学的时候,带了小刀,放学的路上,找一棵核桃树爬上去,摘下一枚核桃,用刀子伸进缝隙,再顺着缝隙一旋,轻轻一撬,就齐整整地开了。再用刀子挖出里面的仁儿,剥皮放进嘴里,味道很香。这时候,玉米也都结出了穗儿,剥开表面的皮,用指甲一掐,嫩嫩的水儿溅得满脸都是。偷着在谁家地里摘上一些,跑到没人的山沟里,架火烤了,吃得满嘴黑灰,还乐不可支。

知了在树上叫着,苹果被太阳打红了脸蛋;玉茭秸秆蹿了一人多高;满山的荆柴花儿开出紫色的花朵,蜜蜂又开始了忙活。田地的青纱帐子里面,到处都是白色的花粉和紫色的缨子,果实到处都是,芳香弥漫心田。村人们整天笑着,除了那些当医生、当官儿和做了大生意的人脸色和往常一样之外,剩下的人们,最关心的事情,就是这个秋天的粮食收成。

 

秋天的板栗

满山的板栗树,没几年,就完全遮蔽或者说取代了原先的荒坡。我小时放过羊的、堆满乱石、土质坚硬的后山坡,也都绿叶婆娑。三四年树龄的板栗树一棵棵开枝散叶,覆满了整个南太行乡野。十多年前,南太行山区也有很多的板栗树,多是村里先人们栽种和嫁接的,属于集体所有,后来包产到户,板栗树也分到了个人头上,多数大致有水缸那么粗,有的需要两个人合抱。21世纪初,有人栽种板栗树,一年挣了几十万块钱,村里人就觉得栽种板栗树可以赚钱,就开始大规模种植;与此同时,老的板栗树也在岁月中纷纷阵亡,它们的枝干被村人砍了拿回家去,做了柴禾,烧饭吃了。

政府号召“封山育林”,一时之间,先前在山坡或者河边低吼的黄牛,以及登山如履平地的黑山羊彻底没了踪影。次年夏天,没了牛羊翻来覆去的啃食,有些光秃秃的山坡上绿草葳蕤,黄荆的嫩枝条蹿起一人多高,曾被啃得浑身斑白的洋槐树也嫩枝横生,不断伸向各个方向。

我们家背后的山坡上也是板栗树,是父亲还在世时候买树苗种的,嫁接之后,很快就结果了。板栗树春天生叶子,然后开花,花状呈长条形,犹如加长版的毛毛虫,一根根地悬挂在边刃上长着尖刺的叶子中间。板栗树的叶子,犹如刚出生婴儿的手掌,初生颜色暖黄,既而青翠,至秋季,则蓝得发黑。一条条的板栗花,犹如好看的金黄色的门帘,挡住了树叶和树叶之间的某些缝隙。十多天后,板栗花枯萎、变短、萎缩,有的直接掉落,有的则会一直待在原处,与新生的浑身长满绿刺的板栗果纠结在一起。

板栗这种果实,大抵是我们南太行所有树种里面最有自我保护意识的,也是最具备抵抗外力侵袭能力的,此外,就是著名的漆树和核桃树。其他的树木,都是较为温和的,也是极其擅长逆来顺受与随遇而安的。就像几千年来我们的祖先,一直到父母这一代。树木乃至其他的生灵,大抵也是地域性极强的产物,同时也和当地的人,性情、脾气、观念、意识和文化缝隙有着紧密,甚至相互构成与催发的关系。

每次在春夏秋时节回去,整个南太行的茂密与青翠,总是令人想起仙境或者生态极其良好的地方。当然,从生态角度看,矿产资源较少的北方乡村,相对于其附近的大小城市,自然环境的完整度还是相当可观的,当然也成了周边大小城市人周末和节假日寻求放松的、就近的消闲去处。据村里人说,这些年来,有不少离退休的城里人,不断地来到乡村,专门寻找那些带有土炕的旧了的石头房子,租下来居住,至冬天方才返回。因此,多数人家看起来被绿苔和荒草侵袭的老房子大都还在。有的人家,还在老房子前后种植了板栗、苹果、山楂、柿子、核桃、樱桃、杏子、梨、桃等树种,一来不使得空间闲置,二来还可以多一些吃的。要是有人租住的话,也是一道风景,为乡村的田园生活又增加了一层色彩。

站在我家背后的山岭上,环顾四野,起伏奔走的各道山冈的阴面和阳面,大都是一片片的板栗树林,即使是没有路的后山之中,生硬的岩石之间,也都长着板栗树。村里一位堂哥,与我父亲年岁差不多,多年以来,以后山为家,毕十多年之功,硬是将先前犬牙次互、岩石深嵌、碎石成堆的山坡修成了一片大的板栗树林。春夏时节,他还在板栗树林中种了点玉米、芝麻、黄豆、花生等农作物,一年下来,板栗树和玉米、豆类等,也能收获几千上万斤,卖几万块钱。这当然也是一种不错的生活。在这位堂哥身上,我看到的是人定胜天的奋斗精神,也觉得,他于荒山野岭之间不间断的农业劳作,也是一种有意思的晚年生活,既劳动锻炼身体,又可以在这几无人迹的山里,获得一份心灵上的安静。这种生活,大致是村人心目中自我感觉良好的一种状态。

可我挺反对这样的。南太行乡村,几十上百座自然村,家家户户都在栽种板栗树,挖掉原先的黄荆和酸枣树,也将原生的野草驱逐干净了。尽管板栗树一年年长大,根部向着黑暗而坚硬的地下不断扩张,树冠乘着日光和风,吮吸着大地的琼浆,朝着四面八方拓展,也努力接近青天。但自然本是多样性的。板栗树的板栗能卖钱,人们便都偏爱这一种,以至于每一片板栗树林之外,其他树种皆是异类,如洋槐树、楸子树、酸枣树、黄荆等,一旦接近板栗树,无一不遭到人们斩草除根式的彻底驱除。早年间,母亲在院子东边种了一些毛竹,几年时间,这南方普遍的植物,竟然蔓延了整个北方的山冈,其色四季苍翠,成群的细竹根根峭立,以柔软而强大的姿态,为我们家带来了一道别致的风景。有几次,母亲居然把那些竹子砍掉、挖掉了一些,说是要种板栗树。我听说后,坚决制止。说,这多好啊,板栗树很多,可是竹子,在咱们南太行,这还是独一家呢!

母亲这才答应,再也不砍竹子了。每次回去,站在板栗树之外的竹林里,恍如置身于另一个地域,竹叶尖尖,犹如匕首,质地也相对坚硬,相互摩擦的声音,有一种飒飒的清爽之感。我这才品出了苏东坡“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的真正况味。

到了夏天,先前犹如线团的板栗越来越大,浑身的青刺,所有来犯之敌,哪怕是狂风,也难以吹到它们的内心。板栗生长的状态,像极了哺乳动物的怀孕过程,在胎儿尚未足月之前,任何外界的干扰和可能的伤害被母亲遮挡了。农历六月和七月初,板栗持续膨大,摘下来,用石头或者锤子砸开,里面的果仁就有些饱满了,表皮正在变黑,内仁洁白而微微泛黄,吃起来清脆,但没有甜味。

果子还没熟,人为地中断它们的发育,有些残忍和暴殄天物的感觉。到农历八月底九月初,风忽然凉下来的时候,大地也跟着降低了自身的温度,整个南太行乡野,瞬间就感知到了时节轮回的那种不容置疑的强大张力。这时候,板栗树的叶子也开始老化,大地停止了对它们的营养供应,板栗树本身,也像是一个鞠躬尽瘁的忠心之人,知道自己的使命差不多完成了,便开始迅速衰败下来。

日光是最好的抚慰,也将板栗犀利地剥开。没几天,原先全身布满铁栅栏的板栗纷纷打开了自己的城门,里面的板栗果仁露出了它们浑圆或者弯月形的身材,并且在不断的日月轮换之中,嫩嫩的皮衣开始变黑,而板栗外壳,也开始张大,萎缩。果实在一夜之间,就代替了板栗树和板栗外衣在天地之间的现实生活。为了防止板栗自己掉下来,人们拿了长竿,提着黄荆编制的各种篮子,站在板栗树下,采摘秋天的果实。如此几天,板栗便成为人们的战利品,放在院子里,然后被剥开,放在日光下晾晒,再或者,直接卖给收购的人,进而被运到更远的地方,一颗颗地进入不同的嘴里。

我从重修于明万历年间的《沙河县志》上看到,明、清两朝,我们南太行的板栗,也是贡品之一。这里的水土适宜,板栗仁儿越放越甜,个头不算很大,但饱满度还是可以的,大的如青李子,小的也有一般瓶盖模样。《本草纲目》中说板栗:“咸、温、无毒。主治腰脚无力,小儿口疮、鼻血不止”。母亲说,这些年,村里板栗种植多的人家,遇到好的行情,一年也可以卖十多万,最少的,差不多三四万。要是果真如此的话,这一带乡村人们的温饱问题算是解决了。可这些年来,南太行乡村一带的气候有了明显的变化,一是春夏干旱,秋冬无雪的现象越来越多,甚至连续三四年都是这般,以至于先前的小河已经全部断流,泉水干涸。二是夏天的雷电越来越低,有几次,击穿了处于村子旁边的电线杆。目击者称,当时,电线杆整个通红,他们打比方说,犹如孙悟空的金箍棒。三是遍地栽种板栗树之后,其周边的荆棘和杂草全部被清除,多数山坡裸露,犹如一块块的癍癣,猛然暴雨之中泥沙随水下奔,水土流失严重。

利弊总是缠绕着世间万物,自然界也不例外。就像板栗外壳遍布的青刺,既是母亲般的保护和防御,也是拒绝其他事物靠近的武器。人们热爱的,只是板栗的经济价值,从而精心栽种与呵护。

这其实也不公平,爱板栗而弃其他树种,似乎是对生物多样性的人为妨碍。

无论何时,人总是功利的。或许,这种功利是集体性的,因为,在物质和货币的社会层面,凡物都在交换,等价或者差价,次或者好。这也不能够怪任何人。每次回到南太行乡村,闲暇时候爬山,去小时候经常去的地方,重温一下童年少年时候的某些心情与情境,无不与板栗树遭逢。几乎每个角落,都静默着大片的板栗树,挂着果子或者果子稀疏,或者满身青葱,或者光秃凋零。即使村子之外数里的明长城遗址,没人居住的、传说张三丰修行过的和尚山上,也充满了极好辨认的板栗树。有一年夏天,傍晚的时候,趁着落日扑上西边山顶的时刻,坐在板栗树下,山风吹来,凉爽得令人有一种神仙的感觉,满树的绿叶之间,以青刺戒备全身的板栗摇摇曳曳,那种姿势,令人想到美妙的诗歌,而且是那种充满力量的不朽之作。

 

隐秘的冬天

人和北风一起,将村庄再一次收拾干净。这个时节,世上的一切,该干枯的干枯了,该死的死了,活着的还照样活着。野草暂时不把身子和脑袋伸在上面,泥土多温暖啊,正好蜷缩着睡觉。蚂蚁、蚴蜒、甲壳虫等小东西也厌倦了地面上的生活,像人一样,天气一冷,赶紧回到屋里,不把自己的身子和内心交给北风吹冻,北风再大,天气再冷,也都成了外面的事情,与自己无关。蝎子们更是精明,翘着尾巴,爬到地鼠的家里,凭着自己家族庞大的势力,抢占别人的家园。乌鸦不远万里,从西伯利亚或者更远的地方飞回去年的地方,有一些老了,有一些死在路上,还有更多肯定第一次来到这个地方。它们呱呱叫着,在叶子落尽的枝头上面,蹦来蹦去,还是去年的样子。

冬麦苗儿出来了,长到两寸多长的时候,就在寒风的阻止下,暂且停止了向上的野心和宿命,一门心思地挨着土地取暖。北风吹动着它们的身子,挡不住的寒冷,让它们神情迅速枯蔫,但有阳光,人再浇上一次冬水,麦苗儿根基牢固了,再大的北风也不用当回事,守住自己就行。

灰雀和乌鸦一天天多了起来。灰雀是本地土著,人的房屋、树杈、草窝和堆放的庄稼秸秆里面,各个角落都有它们的巢穴,村庄就是它们的家。收了麦子的田地空着,秋天时候倒青的藤蔓还在蓬勃地长着,如果白天不是很冷,夜里冻一阵子,中午就又缓过劲儿了,虽然它们不知道要往哪儿长,但长的本身就是对生命存在的一种证实。耐冷的韭菜还不肯像草一样无精打采,扑棱着葱绿的身子,时时在提醒,要人赶紧来把自己割了。

鸟儿们不失时机地占领了田地。人在收庄稼的时候,过于成熟和粗心大意,在里面剩下不少粮食籽粒,鸟儿们当然欢喜了,它们比人更乐意不劳而获。再说,它们也一直觉得,人吃的东西肯定比它们的好。很多时候,村人们吃饭的时候,鸟儿们就在树枝上看着,馋得流口水,用人听不懂的话骂人。再一生气,干脆拉一泡稀屎,能掉在人碗里边当然好了,掉不到碗里也算是一种警告。

闲了下来,人就到地里,把全身空荡荡、又干又脆的庄稼秸秆背回来,用铡刀切成一段一段的,留着喂牲口,多余的就在院子旁边掇起来,让鸟儿们冬天有个温暖的被窝。这当然是我的想法,村里人大都将庄稼秸秆用作引火柴,自己的事情都还顾不过来,没时间去为鸟儿们做些什么。村子内外,到处是叶子的尸体,厚厚的一层,人就拿扫把扫成一堆,用篮子装了,扔到粪堆里,再挑上几担子土盖了,沤粪。如果是孤寡老人,就收了晒干之后当柴烧,这个活儿,不用费很大的力气,就能攒好多,虽然不耐烧,但有总比没有强。

没事儿的时候,人就想找点事儿做,种地打的粮食仅仅够吃,或者不够,再拿去卖钱基本上不可能,为了柴米油盐,老婆的衣服,孩子们的学费和玩具,只有到外面打工。上了年纪的人不愿意走动,到外面打工也没人要,待在家里闲得慌,就背着架子、提着斧头,别了镰刀,到山上砍柴,或者修整一下田地。到了地里,也不要像播种收获时候那样紧张,干多少算多少,谁也没定数定量,由着自己性子来就是了。

年轻一点的男人要出门,老婆也支持,有的男人懒,想在家里守着老婆孩子,过几天吹牛聊天的清闲日子,老婆不让,说快过年了,家里一个钱儿都没有,给孩子穿啥吃啥?没钱剁指头儿呀?其实,村庄的大部分女人也不希望男人出门,一个人在家,几天还行,一个月以上,就有点难熬了。有的捎信儿让男人回来一趟,说是有事儿,而且是紧要事儿。有的婆娘什么也不说,男人啥时候回来算啥时候。

听女人一说,男人们想想也是,就响应女人“号召”,会木工的就到别的村子里给人家做家具去了,会拉大锯的就跑到山西,也是打工;余下什么都不会的,就出去打工,什么活计都干。两口子,在家里是天天好,即使吵架了,第二天一早也就好了。可有的男人,一旦到了外面,模样长得标致的,混个相好是常有的事情。这样的男人一般回家很少,从十月初到年根儿,回来一次就足够了。有的男人在干活的时候,遇到心花的女人,心里边想要的确想要,可转念一想,这样的女人无非是想挣点钱,贴补家用,生理的需要倒在其次。怕自己挣的那个钱被人家骗了要了,回家没办法给老婆交代,就硬着心肠拒绝。实在拒绝不了的,就来一次,人家要的钱多了,就暗里懊悔一阵子,发誓就这一次,绝对不干了。想是这样想,至于能不能办到,谁也不知道。

上山打柴的捆好了柴正准备往回走,刮了一阵风后,地面的残枝败叶贴着地面或者在空中飞舞着,从房顶、院地和牲口圈上边擦过,本来还不太冷,风走过,就冷了下来。有人会说,这天气咋就变这么快?看样子要下雪了。有人搭腔说,下雪好呀,麦苗儿不吃亏。

雪花说下就下了,不跟人商量,也不惊动人。雪花的落下完全是雪花的事情,跟人一丁点关系都没有。但村里人不这么认为,老了的人尤其迷信。把下雪称作老天爷造福于村庄和人间的善举,或者说今年春节咱村人都到砾岩村的龙王庙烧香了,龙王爷看着这片人好,下点儿雪,算是村人对神仙虔诚的一种回报。久而久之,年轻人也不自觉地顺从了老年人的说法,虽很少发表议论,心里边也还是这样认为的。

我行我素的雪花不分地点,该落在哪儿就落在哪儿,只是风一吹,它们就偏离了既定的方向。当我仰头看的时候,纷纷扬扬的雪花,在暗冥的天空中,仿佛珠链儿,一颗跟一颗,中间是灰色的空气。但它们下落到一定高度,就再也不是直线了,而是整串儿地微微斜着,像是谁在下面拉着奔跑一样。不一会儿,村庄就不见了,白色的雪覆盖了青灰色房子,村庄一片安静。远山近坡上面再不是枯草和荒地的破落样子,一个个一面面光洁起来。

树枝上也落满了,有个成语说是“玉树琼花”,好像就是这个样子,岑参也说过,那不是雪,而是满树的梨花。

雪下得大了,村人们跑到柴火堆前,用斧头劈了粗的,剁了细的,一摞摞地抱回家,放在雪下不着的屋檐下面,或者灶火跟前,再去麦场上掏一筐子麦秸,用来保障吃饭。不光是民以食为天,只要张着嘴巴的,不管哪一个,都得以食为天。就连不说话的树木,也要向泥土要吃的。

村庄进入少有的安静,村里人之间往日的打骂和叫嚣声,也因为下雪而少了许多。但这只是表面现象。下雪了,家家都没事干,那时候村里才几家有电视,想来村庄也真可怜,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城市电器已经普及,村庄里还是十四寸的黑白,最多也不过三台。年轻人喜欢看电视,整天钻到有电视人家家里,不管人家给多少白眼,都赖着要看。老年人大概不习惯看电视,就坐在家里或者找人扯闲话。五十来岁的妇女们也闲不住,让肚子里的闲话憋得四处乱跑,到东家说西家不好,到西家说东家亏心。

其中有一些,特别擅长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只要一开口,不一会儿,嘴角就冒出了白沫子。瞅个空隙,叫人家倒碗水喝,不管烫不烫,喝几口赶紧接上话茬儿,继续说东道西。说到最后,村里没一个好人,就她自己好。

不光孩子们活跃,下雪天也是光棍们的大好时机。这类的事情,很多人避讳,或者直接闪过了,其实在乡村很普遍。比如,哪个光棍要是和谁家的婆娘有过一次,下雪的时候,恰巧男人又不在家,机会难得,吃了晚饭就直奔目标。自己有婆娘,而且孩子几个的男人若热衷此道,其实早就瞅好了目标。要是准备下手,就要多费些口舌和心机,女人一般不会主动开口。什么事情都要讲究个水到渠成,你情我愿。强行的话,那就成了名副其实的犯罪行为,村里人再傻,也还有点法律或说道德意识。

对有点积蓄的光棍来说,找相好的时候还有选择的权力,家境不好的光棍只能随遇而安,好赖逮着一个就算不错了。穷点的光棍吃着饭,或者躺在光板儿炕上,脑子里一刻不闲,把附近村庄的婆娘统统想一遍,然后再筛出那些男人不在家的婆娘,一个一个地想,觉得没可能的就遗憾地放在脑后,有可能的再想,从每一个细节开始,以自己平素时候的观察为主线,以经验为结论。然后付诸行动。

但这种关系大都不稳定,有几个没几天就闹翻了,有一些则持续的时间长一些,保密工作也得做到家。我在村庄的时候,看到过这样的事情,不知怎么着,这家婆娘或男人就和某个光棍吵将起来了,两个人摩拳擦掌,准备大干一场,仔细一听,原来是因光棍骚扰了人家婆娘,或者谁谁说了人家的闲话,当事人知道了当然不饶,吵架打架自在情理之中。

有一次,和一个光棍在山上打柴时候遇到,说起这里面的事情,光棍守口如瓶,决不说具体的人名。他先前和自己叔伯嫂子之间的勾当全村人都知道,已经到了明铺暗盖的嚣张地步。因了他堂嫂子为人刻薄狠毒,自家的男人管教不住,离婚又怕自己也沦为光棍。时间一久,看见了就当没看见,不生哪门子气。就此,人总是会说,再大的事儿,只要不把它当事儿,它就没事儿了。

他自己说,和他堂嫂子的事情很偶然,自己都没想到。也是一个冬天的时候,他一个人闲得没事儿,躺在炕上心里边火急火燎,就四处转悠。见他堂嫂子家亮着灯,就去了,从窗口缝儿往里一看,只见村里的另一个光棍在里面正穿衣服,穿好后,又拿出钱放在炕沿上。彼光棍开门走后,此光棍就跟在后面,一把拍了人家肩膀,那小子吓坏了,还以为半夜里碰了鬼,哎呀一声,吓得一屁股跌坐在地上。抬头一看是他,就说,哎呀兄弟,你这一次可把俺给吓坏了。

第二天傍晚,这光棍就到他堂嫂子家去了,说还没吃饭,他堂嫂子做了饭给他吃。吃完了这家伙还不走,有一句没一句胡乱拉呱,想好的话几次到嘴边都没说出来。眼看就要夜里十二点了,这小子才嗫嚅着说,昨夜里碰见那个谁了。他堂嫂子一听,就知道他的意思了。收拾了碗筷,哄睡了儿子,大花被子一拉,啥事儿都水到渠成。此光棍自此交了色运。每年打工挣不少钱,除了自己零花,基本到了他堂嫂子手里。

且说雪后,天空放晴,积雪开始融化,一天时间,向阳处的就消失得差不多了,田地里雾气蒸腾,氤氲缭绕,仿佛夏天一般。而一到傍晚,气温骤然下降,正在融化的雪不得不暂时停下,已经化成水儿的就结成了冰,村庄的房前屋后到处悬着冰凌。有悬挂不牢的,冷不丁掉下来,吓人一跳。

冬天像是一只老熊,步子缓慢,不知不觉地,就到了年关。出外打工、做木工、拉大锯的人相继回来,钞票不管多少,总要带一点的。遇个暖和一点的天,有勤快的人家,把牲口和猪圈里的粪铲出来,和土粪掺和了,春节一过,再等上个十来天,就又该往地里送粪了。

 

杨献平,河北沙河人。先后从军于巴丹吉林沙漠和成都。作品见于《天涯》《中国作家》《人民文学》等刊。主要作品有《沙漠里的细水微光》《黄沙与绿洲之间》《弱水流沙之地》《沙漠的巴丹吉林》等边地散文系列,《生死故乡》《南太行纪事》《作为故乡的南太行》《自然村列记》等南太行文学地理系列,以及书写当下时代个人现实与精神困境的《中年纪》和多部小说。曾获首届三毛散文奖一等奖、全军文艺优秀作品奖、在场主义散文奖、四川文学奖等。现居成都。中国作协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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