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资治通鉴》和《后汉书》记载，公元110年，东汉皇帝刘祜年少，皇太后邓绥临朝执政。这一年，西羌部落势力日益扩大，不断侵扰西部边境，而北方又有南匈奴的频繁劫掠。使得皇太后邓绥的哥哥——大将军邓骘焦头烂额，疲于奔命。束手无策之际，他想出了放弃甘肃凉州的办法，理由是：“譬若衣败，坏一以相补，犹有所完。若不如此，将两无所保。”他的决定得到官员们一致赞同，凉州丢失，看来已成必然。
就在存失之际，一位时任“郎中”的“小官”站了出来，他大胆向太尉张禹进言：“若大将军之策，不可者三：先帝开拓土宇，劬劳后定，而今惮小费，举而弃之，此不可一也。凉州既弃，即以三辅为塞，则园陵单外，此不可二也……函谷以西，园陵旧京非复汉有，此不可三也。”
张禹感慨地说：“吾意不及此，微子之言，几败国事！”接着，他采纳了这位“郎中”提出的建议，并与“四府”进行协商，一致赞同这个“小官”的分析和建议，并加以实施，凉州这才得以保全。
后人都应该感谢这位“小官”，正是因为有了他的敢于谏诤和睿智分析，中国极其重要的“河西走廊”才得以保存。他有真知灼见，更有勇气担当。这位“小官”就是被后世史学家誉为“一代宗臣”的虞诩。
“凉州之议”后，邓骘任命虞诩为“朝歌长”。当时的朝歌局势非常混乱，数千人的盗匪集团烧杀盗抢，一连数年，州郡均无法平定。虞诩的朋友故旧都为其担心，虞诩却笑曰：“事不避难，臣之职也。不遇盘根错节，无以别利器，此乃吾立功之秋也！”
虞诩到任后，招募勇士，集结百多人打入盗匪内部，一旦抢劫就秘密通报，县府则埋下伏兵，剿灭了数百盗匪。他还派有裁缝手艺的贫民去为盗匪缝制服装，暗中把特定的彩线缝到衣服上，等到他们到城乡窥探或有所行动时，立即就地抓获。盗匪惊骇恐惧，四散奔逃。于是，朝歌县境内秩序得以恢复。
115年，虞诩又被派到了屡受西羌侵扰的西部边陲，担任武都太守。虞诩赴任，西羌对虞诩又恨又怕，派数千人在陈仓、崤谷进行伏击。虞诩行至谷口突然停止前进，扬言已派人去请求援兵，等援军到时，再行出发。羌军得到消息，便放心大胆地分别前往其他县劫掠。虞诩待到羌军兵力分散，立即日夜急行军，第一天奔驰一百余里，命兵士每人各做两个炉灶。第二天每人做四个炉灶每天倍增。羌军尾追，终不敢发动攻击。
有人问虞诩：孙膑当年曾经使用减少炉灶的办法，大破魏军。而今您却增加炉灶。兵法上说：部队行军，每天不可以超过三十里，为的是保持体力，以便突击，您每天行军竟然将近二百里，是什么缘故？
虞诩说，羌军多，我军少，走得太慢，容易被他们追到。我们迅速挺进，他们就不会知道底细。羌军查点留下的炉灶，会误以为郡府派来接应的部队已经到达。我军兵力既然强大，而且行军又快，羌军心理必然恐惧，斗志自会降低。孙膑故意显示微弱，我则故意显示强大，只因为形势不同而已。
虞诩抵达武都郡府所在地后，兵力还不满三千人，而羌军数万人围攻赤亭数十日，情势危急。虞诩下令，不准使用强弩，而只用小弓。羌军判断守城部队的弓箭已经用尽，不会造成伤亡，便集结城下，猛烈攻城。虞诩命每二十张强弩组成一个射击组，瞄准一个目标发射，无一不中。羌军惊恐，慌忙撤退。虞诩乘势出城反击，杀伤众多羌军。次日，虞诩命全军出城，从东门出，从北门入，入城后立即改换服装，如此出出入入几次，羌军遥遥望见，弄不清城中到底有多少守军，互相传告，引发惊惧。虞诩预判到羌军将要退走，先行派出五百人到附近河流水浅的地方埋伏，扼住退路。撤退的羌军果然由此经过，伏兵骤起，大破羌军，杀死及俘虏敌军无数。羌军从此溃散，无法再行集结。
战后，虞诩根据各种地势，构筑碉堡城寨一百八十余座，招揽流亡在外的难民回乡，赈济贫穷。他亲自带领将士勘察河川，从沮渠到下辨，长达数十里。组织人力，击碎巨石，开凿水道，使船只可以行驶。虞诩最初到任时，谷米每石一千钱，食盐每石八千钱，居民共一万三千户。三年之后，谷米每石八十钱，食盐每石四百钱，居民增加到四万户。家给人足，一郡平安。
虞诩不仅是一位学识渊博、知行合一、思维睿智、见解独到的人；而且，更是一个不畏艰难、不惧风险、勇于担当、身体力行的人。虞诩为官时，面对无数难题、危险和阻碍，内心是强大勇敢的，态度是富有挑战的，行动是果断的，思想是智慧的。他没有唉声叹气、怨天尤人；也没有脚底抹油、逃之夭夭；更没有得过且过，敷衍塞责。而是勇敢面对，挑起重担，恪尽职守，不遗余力。他的成功不靠运气，不靠对手慈悲，靠的是他的勇气、能力、胆识和智谋。这些充分展现出了他审时度势、智勇双全、心中有民、勤政务实的品德与才干。盘根错节不但不能绊倒他，反而更能发挥他的才能，展现他的风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