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考古学家从大西洋圣赫勒拿岛附近的海域打捞上来一艘沉船的残骸，在其中发现了一批明代的瓷器。这些古瓷的故事要追溯到四百年前，当时的荷兰人戴着以北美海狸皮毛制成的帽子，不远万里乘船前往亚洲，用波托西的白银从中国人手中买下大量的丝绸、茶叶和瓷器运回欧洲贩卖。其中一艘货船在海战中被击沉，使那批瓷器得以跨越古今，重见天日。
[加] 卜正民《维米尔的帽子：17世纪和全球化世界的黎明》理想国出品 2023年1月出版
同样跨越古今、令历史留驻其中的，还有荷兰的七幅油画与一件瓷盘。在本书中，著名汉学家卜正民从这些艺术品的细节切入，以维米尔等艺术家的作品中描绘的帽子、银币、烟管等物品及其流通为线索，梳理出17世纪在贸易浪潮的推动下，世界各地如何逐渐从孤立状态走向接触，进而连接成一个交流网络。在这个全球化的黎明时刻，彼此陌生的文化开始相识、碰撞、融为一体。
历史学家葛兆光说，卜正民是一个很棒的学者，这本书从荷兰画家维米尔的几幅画作说起，涉及16到17世纪荷兰的代尔夫特和全球贸易、这两个世纪之交明清交替、中国的寒冷和瘟疫、传教士来到东亚，还说到荷兰东印度公司的亚洲经营，荷兰人从海洋到达亚洲，甚至讲到“全球性流动现象重新界定他们（荷兰人）的世界观，还拓展了他们的世界”。维米尔的绘画，可能只是一个引子或者象征，不过通过这个小小的绘画，大大的世界历史就渐渐凸显了。
以下摘编自《维米尔的帽子：17世纪和全球化世界的黎明》一书序言部分，经出版方授权发布。
世界并非自然形成。人们通过自己的所做、所说、所信仰—最重要的是通过彼此的交流将其创造出来。家庭或村落中发生的事情，对置身其中的人来说很重要，但是这种效力往往仅限当地。正是跨区域和跨文化的交流创造了世界。这是历史的动力源泉，是世界变化的方式。
本书描绘了17世纪上半叶的剧变，越来越多来自世界遥远角落的人发现自己被聚合在了一起。变化的动力不是探索或者发现，也不是渴望遇到陌生人群，并理解他们如何不同—虽然这是随之而来的事情。推动这一新接触浪潮的是简单的经济学：贸易。虽然有一些风险，但购买在一个地方可以廉价获得的货物，并在另一个地方以更高的价格出售一直是一种赚钱的营生。17世纪出现的变化是贸易规模的扩大。贸易路线向外延伸、更大规模和更耐久的船舶被建造、航海知识传播开来、开采白银的规模足够大以至它可以作为一种通行货币。一个全球性的交易网络形成，明朝成为网络中的一个结点。
本书封面上那幅维米尔的画作，也许会使人觉得这是一本研究荷兰画家的书。但它不是，也并非一本艺术史的书籍。它是关于世界的转变，以及它如何触及世界各地的各个人，包括约翰内斯·维米尔（Johannes Vermeer）。在2008年本书英文版出版时，英语读者惊讶地发现，我们甚至有可能将维米尔与全球贸易联系在一起。这位荷兰画家因其绘制的那些在安宁祥和的气氛中的女性画作而为人知晓。他描绘一个安静的室内空间，似乎与房间外面的严酷现实相隔绝。他有一种使外部世界消失的天赋。我的读者全都没有想过在他的画作中寻找17世纪世界如何改变的标志—而这种改变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国。
我决定使用维米尔讲述一个他自己无意述说的故事，是为了我的西方读者。对他们来说，17世纪很遥远，明朝更远。大多数人认为他们没有办法接近中国，因而他们选择回避这一主题。为了说服西方读者跟随我进入陌生的领域，我需要给他们一位他们知道且信任的向导。假如我把董其昌的一幅画放在封面上，普通的西方读者会拿起这本书，和我一起回到明朝吗？恐怕不会。然而，通过跟随维米尔，他们惊讶地发现中国并不那么陌生。他们的另一个惊讶则证明维米尔这一向导是多么优秀：他的绘画并不是和更广阔的世界没有关系的封闭空间。事实上，它们被全球发生的事情深刻地影响。
中国读者可能从相反的方向走向本书，因为维米尔所处的是国外，而明朝则是自己家里。然而，对于你们来说，即便居于中国，也应该有一些不同的东西。有关明王朝的标准叙事，特别是明晚期，是一种国内政治衰落和道德沦丧。我在本书中提供的视角则扭转大家以往关注的方向，并将目光投向外部。我希望我的读者不要把明朝当成它自己的故事，而是把它看成全球故事的一部分；不要只认为景德镇瓷器是中国风格的表达，而要思考当这些瓷器出现在荷兰家庭时所产生的影响；不要以为中国人自古以来就喜欢吸烟，而是细观烟草如何传入中国，而就在同一时刻青花瓷正抵达西方。这些交流都不是必然会发生的，但是它们也不可能早于这时发生。它们是17世纪世界正在经历的历史转型的一部分。贸易将世界上曾经孤立的区域连接成一个全球交流网络，转移简单的商品乃至复杂的观念在内的所有东西。这是一个无人可以预测的变革，也无人能够扭转。它已经如此强大，以至于其他一切事物也都被改变，包括维米尔的画作。
四个世纪以后，我们对此似曾相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