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6月26日，重庆朝阳门码头，一艘并不算大的客轮逆水而来，徐徐地停靠码头，一群乘客匆匆踏岸而上。
在乌泱泱的人群中，有一个步履蹒跚的老人，在妻子潘兰珍的陪伴下，缓缓而行，与周围行色匆匆的人们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这个人衣着朴素，只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长衫，他鬓发皆白，中等身材，体态清瘦，虽然行动迟缓，可是目光如炬，炯炯有神。
这位老先生可并非一般人物，而是被毛泽东誉为“五四运动总司令”的陈独秀，亦是新文化运动的旗手，更是我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
1938年，真的是多事之秋，当年5月，徐州会战，中国战败，6月份，重镇安庆再次失守，10月份，武汉与广州两座城市相继沦陷，同年12月，大汉奸汪精卫率走卒陈公博、周佛海在河内发表臭名昭著的投降文，提出所谓的“善邻友好”，“东亚共荣”，“共同防共”等内容，彻底完成了卖国求荣的蜕变。
而此时的陈独秀，出狱才将近一年，1937年8月，在南京老虎桥监狱饱受折磨陈独秀，借着国共再次接触的春风，以及在胡适、张伯苓等一众友人的力保下，结束了四年多的铁窗生涯。
当时南京局势岌岌可危，日寇即将兵临城下，上至名流，下至百姓，纷纷逃亡，而武汉则成为了暂时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陈独秀也携家人来到武昌，后迁居汉口德润里。
在来的路上，重物无法携带，光指望潘兰珍这个娇弱女子拖带，根本不现实。无奈之下，陈独秀只得把行李一减再减，一扔再扔，不少东西都被扔掉，他倒不是太在意，最令他肝颤的是，历年收集的书籍字画，以及自己的著作手稿等无法带走，只得也陆续扔掉、赠人。
好不容易来到武汉，摸摸包裹，唉，心里有些凄惶，陈独秀与妻子潘兰珍只得蜗居在汉口吉庆街一家成衣店，逼仄阴暗的楼梯，狭窄的小屋，一张勉强睡下的木床，一床单被，一张破桌，两条木凳，两只旧皮箱。
每餐只有一小碗糙米饭，一碟咸菜，隔两三天，会烧碗蛋汤。
十年生死，境遇倒悬，从富足的状态，跌入谷底，陈独秀却安之若素，每天都看报纸，仍然关注时事，还奋笔疾书，写评论。
树欲静，风却不止。停脚歇息才一个半月，战火又延烧过来，烽烟警报，武汉又危在旦夕，人们只得再次启程，继续向西逃难。
可是许多没有门路的百姓，根本买不到船票，或滞留下来无法离开，或走陆路向西跋山涉水而行。
这两条途径基本上都是死路一条。
陈独秀万分焦急:自己已到花甲耳顺之年，死，不足惜，可是娇妻潘兰珍，才刚三十岁，她二十二岁就跟着自己，自己身陷囹圄，她仍不离不弃，自己欠她的太多了，自己一定要想方设法把她带离险境。
经过十天的奔走，靠着自己以前的人脉关系，陈独秀终于得以搭乘银行的包轮，从汉口启程，经宜昌，再前往重庆。
路上，他们蜷缩在“大菜外面打地铺”，啃食着干粮，就着凉水，忍受着饥寒。
四天后，轮船抵达重庆。
山城重庆，钟灵毓秀，风光无限好，但老迈的陈独秀没有丝毫的赏景之心:曾经叱咤风云的一党领袖，曾经的文化运动的擎旗者，曾经的北大名教授，被组织开除，又因战火的蔓延而颠沛流离，背景离乡，来到异地他乡，生活何其苦也。
政治上的两党，对他均无照顾，对国民党，陈独秀更是早已恨透，1927年7月，自己的长子陈延年被害，年29岁；1928年6月，自己的次子陈乔年被害，年26岁。
杀子仇，夺妻恨，自古就是刻骨铭心的，难以释怀的，只是陈独秀已成孤家寡人，只能把痛与恨埋在心里，最多也就是写于笔下，出于口中而已。
早在南京出狱时，陈独秀就暗下决心:坚决不过问政治。既然自己被两派都排斥，那又何必自讨没趣，”我不代表任何人，我已不隶属于任何党派“。
然而，正应了那句话: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到重庆时间不长，陈独秀就有些技痒。二十多年前，他就是一个笔锋犀利的人，激扬文字，指点江山的习惯，已深入骨髓。
他又开始对时局高谈阔论，先后发表《抗战一年》，《民族野心》，《论游击队》等文章，并进行多次演讲。
虽然没有了当年振臂一呼万人相从的轰动效应，但他毕竟是名人，文章及演讲还是引发一定的反响，让某些人感到不爽。
此时的陈独秀，最是窘迫，孤独，难以启齿，“破落户”是某些人对他的恶劣攻击，却也多少反映出现实：是啊，即使有人还在捧他的场，还在把他当作朋友，但着实是无法与当年相提并论啊。
八月初，由于难以忍受重庆“火炉般炙烤”，以及难以承受高昂生活成本，陈独秀决定前往江津，投靠老友邓仲纯，此前，邓仲纯曾多次力邀他前来。邓仲纯还曾写信给陈独秀:
若你和嫂夫人愿来江津，我及弟家热情欢迎，其住所和生活费用，均由我们二人承担，待抗战胜利，我们同返故乡。
这封热情洋溢的信，给凄苦的陈独秀带来了一丝温暖，他被老友打动了，即刻收拾了行囊，与潘兰珍登船，赶到90里外的江津县黄荆街83号，邓仲纯的住处。
一路上，他想象着从此以后的美好生活:老朋友同吃同住，诗酒豪情，高谈阔论，再潜心编修自己的著作，安心做一个名副其实的“寓公”，岂不快哉。
可是令他万万没想到的是，吃了“闭门羹”:自己没有提前告诉邓仲纯要来，又碰巧老友邓仲纯外出会诊病人，而邓妻拉开门一见是陈独秀，再看他们夫妻俩寒酸的装扮，邓妻直接“咣啷”一声把门关上。
如同大庭广众之下被人扒得精光，陈独秀的脸臊得通红，继而气得脸色发紫，双手颤抖，他都不知道是如何走下门阶的。
唉，天下之大，竟无栖身之地。
世态炎凉，不过如此。其实，邓妻对陈独秀早有成见:1919年时，陈独秀常抨击时政，参与街头政治，当局多次地来抓捕他，他逃避在外，但是每次警察到陈独秀家里，气势汹汹，鸡飞狗跳，弄得左邻右舍都不得安宁，而邓家正好住在隔壁。
邓妻是个传统妇女，她认为陈独秀是个不学无术，不正经营生的人，要不然也不会引来警察来抓。
这次陈独秀竟又找上门来，邓妻岂能有好脸色？
被拒之门外的陈独秀，带着妻子踟蹰返回码头，他真的不知去哪里安身。
幸好遇到好心的码头工人，介绍他认识了老乡方孝远，在他的帮助下，陈独秀夫妻在“郭家”小客栈栖身。
生活依然贫苦，老乡老友们看不下去，多多少少，资助陈独秀，但孤傲的文人心性使然，这些资助多被陈独秀拒绝。
友人们只好牵线搭桥，让陈独秀给《时事新报》等刊物投稿，赚取稿费。
独秀日撰文三篇发表，每篇登刊者，则送费三四十元，以维生活之需。
陈独秀支撑着病体（患有胃病、心脏病、高血压），拼命地写文章，他不知自己能撑到什么时候，只是想争取多活几年，与命运抗争一下。
于今老病干戈日，西来病骨日支离。
斗转星移，一年过去了。
1939年1月，经邓仲纯再三相请，陈独秀又同意了由小客栈搬到邓家居住。
然而，这一次，陈独秀又是自取其辱，住进邓家大院才五个月，他又被邓妻狠狠地、泼妇骂街般地当众羞辱了一番。
如果没有潘兰珍扶着，陈独秀几乎就栽倒在地上，他在床上躺了两天，痛定思痛，决计认为他们夫妻是不能在邓家继续住下去了，很快，他托人找到一处房子，带着妻子，毫无留恋地，有些狼狈地离开了邓家。
天下之大，对于老病在身，且又穷困潦倒的陈独秀来说，竟无一处长久的栖身之所。
四个月后，陈独秀又搬了家，来到鹤山坪的石墙院，之所以来到这里，是因为他确实太缺钱了，但国民党方面，以及国民党任何官员的拉拢与馈赠，他皆怒目而视，一概拒绝。而西北那边，他也不愿意去，因为去那里的前提是他必须要做一份深刻的检讨才行。
当年他被开除出来时，他也始终没有完全意识并承认自己有错误，就是到现在，他依然故我，决不会为五斗米而去做违背自己内心的事情。
石墙院住着一户杨家，以前是书香门第的大户人家。杨家主人杨庆余希望陈独秀能够帮助整理祖父杨鲁丞的遗稿，并且撰写序文。
摸摸干瘪的口袋，望着菜色的妻子，陈独秀把这些事情答应下来。
杨家盛情款待陈独秀，陈独秀这位新文化旗手，在政治上不太合格，在文坛却是享有盛誉，杨家想借个“名人效应”，抬高自己先人的文化地位。
搬到石墙院后，刚开始陈独秀夫妻与杨家人一起吃饭，杨庆余待之如上宾，陈独秀也挥汗如雨地认真整理杨鲁丞的遗稿，《群经大义》、《杨氏卮林》先后整理完毕。
靠才学能够很好地生活下去，可是陈独秀的独特个性又出来“碍事”了。他骨子里对杨鲁丞的遗稿其实是不以为然的，认为价值并不高，没有必要整理出版，可是为了生活，他只好稍微折了一下腰。
最后一道工序：题写序文，陈独秀却左推右挡，最后实在无法推脱，他便迫于无奈说出心里的实话。
他确实是违约了，但他实在无法违心，在他看来，“学问来不得半点虚假”，有价值的他肯定会力捧，无价值或价值低的，他也决不能去写什么序文，去给这样的文字去站台。
这下子得罪了杨家人，只是杨庆余毕竟也是读书人的后代，没有舍下脸去赶陈独秀夫妻，脸上却常常带出难看的颜色。
他想着陈独秀看到自己的冷漠面色后，应该知趣地离开。陈独秀早就敏感地察觉出杨家人对自己的态度，但是他却没有搬走，因为他实在没有地方可去啊。
既不能搬走，又不能成天看着别人难看的脸色，陈独秀就向杨庆余提出两家分灶。
杨家还是挺有人情味的，分给他们两间房子，也没有收取任何房租，偶尔还请陈独秀夫妻过来吃饭。
虽然如此，两家的关系确实已经冷下来了。
石墙院附近的乡民们，对陈独秀的印象是“身体很瘦，病萎萎的”。可是，在乡民们面前，陈独秀还是会故意现出一副有派头的文化人的样子。
桃花流水沓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
这一年，不知道是怎么了，陈独秀感觉到前所未有的痛苦，说不出来的烦躁。他继续拒绝着友人们来自四面八方的邀请，困守着石墙院，潜心完成了自己的文字著作。
风烛残年的陈独秀政治上无缘，经济上穷困，可是他始终没有向任何看不上眼的人或势力屈服。
1942年5月27日21时，因食用了发霉的豆花，引发了腹泻，后来严重到”头昏脑胀，四肢无力，冷汗淋漓“，不多时日，一代大家陈独秀、一位孤客陈独秀、一位硬汉陈独秀便去世了。
纵观其一生，陈独秀在性格上，“没有丝毫的奴颜与媚骨，他的骨头是最硬的”，而另一方面，“是非已付千秋论，毁誉宁凭众口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