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聚会后，出门的各路食客纷纷到服务台前取停车票。一位朋友见状说了这样一句话：过去的顶级奢侈品，如今驶入寻常百姓家。
朋友没有说错，就在三四十年前，任何一辆汽车开进某个山乡，那是要引起围观的；现如今，却到处“车”满为患。我到过的一些三、四线城市，上下班或节假日都有堵车之忧，遑论一、二线城市了——不堵车才不是常态。
谈起汽车，要回溯到1970年代。
当年十来岁的我们与父母一道生活在浙赣线西端的一个四等小站彬江，那里有一座自1950年代开始开山放炮的铁路采石场，所采各种规格的石子供修建铁路之需。后来，又伴生了一座铁路水泥厂。两个厂均有两条蜿蜒而入的铁路专用线，一条在山前，一条在山后。我们从小伴随着火车高亢入云的汽笛声长大，眼前是昼夜拖入或拉出的车皮——故而我们对大小蒸汽机头以及各种吨位的货车厢耳熟能详。更不用说，后来我又在距彬江以西15公里之外的另一个三等火车站宜春工作了7年，直到1978年高考恢复，考上江西大学，这才背着铺盖卷，扛着一只那个年代流行的小樟木箱，结束了与蒸汽机、货车、绿皮车以及散发着各种令人深嗅或掩鼻的货物日夜为伍的生活，乘车离开宜春去了南昌。
那个年代，起码对我们铁路边长大的孩子而言，火车易见，汽车难觅。
自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初，彬江铁路的两个厂子居然从没有过一辆汽车！不仅没有乘人之小车，更无载重之货车。
没有小车，大不了步行、蹬自行车与乘火车，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自行车是所谓家庭的“三大件”（手表、自行车和缝纫机）之一，得之并非容易。没有载重汽车，对于一个企业尤其是自力更生兴办一个新企业的单位来说，无疑困难重重。于是五金车间里一位工人师傅自告奋勇，将不知哪里弄来的一辆根本无法开动的德国造柴油机老卡车反复修理，摇动点火，但见它屁股后面冒出一串黑烟，轰隆轰隆地开动了，随即在一片欢呼声中征调上了工地。
水泥厂的建设需要一座十几层高楼般的高炉，下挖地基很深，挖下去之后，还要铺上厚厚的片石，方能一砖一石地垒砌高炉。这其中的不少体力活儿——挑土方，抬片石，留下了参加学工劳动学生娃的汗水，如今有了一辆大卡车来助力——尽管它垂垂老矣，还瞎了一只车灯，却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比起我们一群少年的人拉肩扛可得劲多了。
在我15岁年龄遭遇的那一幕，使我对汽车爱恨交织。
大约是1976年前后，彬江水泥厂前面的篮球场忽然驶入一辆草绿色的军用吉普车。这辆车并非外人开来办事的，乃是本厂一位子弟自部队转业之后亲自开回来的，后来得知这是花了几千元购买的一辆二手车。一则，几千元相对于我们父母只有六七十元的月薪，当然是一笔巨款，二则，在这么一个小地方，居然有了私家车——不是自行车而是地地道道的汽车，颇令人咋舌惊艳！
寻常百姓家也可以拥有私家车，这一绮思如雨后繁花，缤纷满眼，是在更晚的1990年代末到跨入21世纪的门槛。
1998年底，我从江西（南昌）大学调入深圳大学前后，其间经历了电话座机走入家庭、大哥大与BB机并行不悖，直到诺基亚、三星、摩托罗拉等手机成为普通人家的必需而非奢侈品。很快的，家庭汽车洗净铅华——素衣与华服一并争耀于大道通衢。在深圳这座以改革开放的窗口与排头兵自诩的城市，私人汽车的汹汹而来，毋宁要更早一些。
那是我调来深圳大学不久参加的一次私家车出游。当时我的调动并未携家带口，孤寡如单飞之雁，诱发了一位更早调来的朋友之怜悯，安排去一趟驱车粤西游。说好启动时日，来自各单位的一群朋友，开出一列长队，于某个清晨一起在南山区深大门口集合，一路向西。此车队的三十辆车子，高低胖瘦，妍媸并置。华服如美国GM公司生产的悍马，高大威猛，一往无前；素衣如重庆长安下线的奥拓，价廉物美，却也玲珑可喜。
大约因为我是此车队中不多的无车一族，且与获取驾照还有一箭之遥，反而被分配去乘坐了悍马。该“马”之骑手吴轶1990年代毅然从一家国企跳槽单干，很快便发家致富——拥有一辆价格不菲的悍马，便是富家身份的一个醒目徽记。好在此君毫无一般暴发户掩饰不住的盛气逼人，一路上谦恭礼让，指挥车队之余，还不时帮助一些抛锚车的队友排忧解难，见他屡屡降低身段，屈身爬进一辆低矮小车的腹下，叮叮当当一阵摸排故障，不由令我生出敬意。后来我写过一篇《顽主吴轶》的散文，连载于当年的《羊城晚报》。
相较悍马的迫人气势，倒是车队后面那辆红色的小奥拓更令我亲近。站在车前就可以越过车顶与对面的人谈话，使之透露出一股子驯顺与听话的乖巧。
这之后不久，我拥有了一辆二手奥拓，与其说多少与此趟出行有关，不如说，小小的奥拓与我刚调入深圳的经济资质两相匹配。
我的第一辆小车奥拓是深大师范学院的一位司机转售给我的，花费不高，仅8000元。我刚调入深大头两年的月薪是3000多元，花费不到三个月的工资买一辆旧车，可以说便宜得无以复加了！
这辆奥拓予我立下的汗“车”功劳主要有二，其一，刚拿到驾照的技术很是生疏的我，很需要一辆旧车练手，奥拓的不辱使命，勇为前驱，此其时也！我调入深大的前几年，一直住在校内的“海志楼”。当年校内才五六千学生，真有一种“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杜鹃山）更幽”的感觉。人不多，路却窄，生手如我，数次倒车撞在树上或台阶边，此乃老坐骑遭遇小青果的惨重代价，一辆轻薄的旧车很快被撞得前凹后凸。但小青果也就在小奥拓的不堪折磨的龇牙咧嘴中，渐渐修炼成了正果。
其二，我在2002年几乎是搭末班车分到一套位于福田区益田村的高层住房。房子的装修请来装修公司自不待言，监督者则是我的大姐夫。新房距离我的单位深大有十六七公里之远，且采买一些小材料也十分琐碎，这样奥拓就兼具了采买与送人之功。每当接送我大姐夫来去，以及出门采购一些小物件可以将车子直接停到小店门口，那种便捷，易如反掌，令人耿耿难忘。
伴随着的另一种耿耿难忘，便是小奥拓像孩童似的爱耍点儿脾气，动不动熄火罢工。熄火在我常去开会的市政协庭院倒还好，不碍别人；最怕是在车水马龙的大街上，事前无任何征兆，换挡之际在一组红绿灯前猝然熄火，后面车笛顿时此起彼伏，响成一片，再怎么打火，这个小祖宗愣是脖子一拧，不理不睬，真是令我惶悚万分。
为了将它唤醒，我记不清打过多少次电话请朋友开车过来点火助燃——用两条配着正负极的“过山龙”粗线，在一死一活两辆车的蓄电池上接驳点火。听得踩油门之后的突突声正常了，才得空去揩拭一下脑门子上的冷汗。后来也在自己的车里备了一对“过山龙”，红黑两副大夹子躺在那儿，像足了张牙舞爪的蟹螯。
大概是在新房装修好之后不久，我就把这辆不晓得是二手抑或是三手、四手的奥拓卖掉了。
在2004年前后，我买了一辆银灰色的捷达车，彼时驾车技术已经熟练了许多。大学不坐班，驾车上下班就自由机动得多了。捷达车动力足够，冷气也好，在深圳这样四季如夏的城市，堪称得其所哉。
驾驶捷达车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带学生去惠州采风。就在采风返回深圳之时，研究生小赖介绍说惠州沙田山乡还有一个“世外梅园”。我想既然路过，不妨开进去看看。
未料自大路进去还有十多公里，且多是土路，很是颠簸，想着天黑前赶回家，一路上加速行驶。下坡道上突然一声巨响，车子猛然一跳熄火了。再看捷达车的仪表盘，一只小小的机油壶亮了，心中一凉，趴在车下一看，果然下面在淅淅沥沥地滴油。这次是因为松软的黄土遮蔽了下面头角峥嵘的石块，速度加重了撞击的强度。
在这荒郊野岭，山风飒飒，我略一犹豫，冒着发动机烧瓦拉缸的危险，强蛮将车开到大路边，赶紧打电话找寻到一家乡村修车店，拖过去，一把将车子整个吊起来察看、修补机油盒。
回到深圳之后进店检修，这次底盘的刮碰或许太过激烈了，不仅撞漏了机油盒，连带发动机都有少许位移。
往后，我越来越不喜欢轿车型的小车，2011年便将服役七八年的捷达置换了一辆北京现代SUV。此种车型有较为轩敞的空间，令肢体和心灵都得到潜在的释放与休憩。购得此车后，我比较喜欢跑长途了。只不过，我的所谓长途，远不能跟一些朋友动辄去新疆、西藏漫游比肩，我的长途主要是江西，具体说来是宜春市下辖的宜丰，二姐夫的外甥刘晓鹏通达事理，聪明能干，把所主理过的乡镇打造得风生水起。每当暑假，他就向我发出邀请：舅舅开车来官山住几天吧。
宜丰的官山国家自然保护区，森林浩荡，绿岭逶迤，海拔千米以上的山峰有30多座。在山里有个车子方便了许多，平时去水电站寻访，去蜂农家探看，都得仰赖它的忠心耿耿。此前只知，一棵树可以同时开出不同颜色的花，在官山我第一次见到，一棵树还可以同时长出两种完全不同的树叶——是原生而非嫁接的树，边荷枫，一种国家二级保护植物，树叶半是荷（槲）叶，半是枫叶。我们在官山的蜂农老徐家里，品尝他自制的杨梅干、酸筒秆同时，还品尝了外面很少见到的边荷枫蜜。
车子让我们见识了更深邃广阔的世界，SUV让我希望走得更远，包括去广东汕头越海而上南澳岛，去广西梧州感受中国骑楼第一城……
何意百炼钢，化为绕指柔。逾20年的驾龄，原本所向披靡的锐气，早已被打磨得谨小慎微。城市路窄人多，且越来越促迫。况且停车场也是个个车满为患，于是我现在外出开会或参加活动，首选不是开车，是在手机微信的服务栏里选择网约车。
流行于1960年代的《我爱祖国的蓝天》唱道：水兵爱大海，骑兵爱草原，若问飞行员爱什么，我爱祖国的蓝天……
追加一句，若问汽车驾驶员爱什么？我爱，我爱，我爱一马平川的大道、坦荡如砥的戈壁、心旷神怡的荒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