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车子在峡谷中穿行，翻过这座山，那座长满木棉和凤凰树的小县城就不远了。我印象中的县城还是以前的样子，它是群山之间一个小小的存在。实际上现在的它可能比我印象中还要小，而且破旧。自从十多年前确定下游要建大型水电站，它就停止了生长。
此刻窗外还是山和瓦蓝的天空，我内心有点期待又有点忐忑，我摇下车窗，风吹了进来。这风干冽中有暖意，是山区特有的风。我突然意识到，生活在大城市里这么多年，我没有体会过这样的风。大城市不太吹风吗，还是吹了我也没感觉到，我不知道。
半年前的一个晚上，我下班回家走进家门，当时的丈夫肖原坐在餐桌前，递给我一张报纸，上面写着我老家县城将于八个月后被淹没的消息。他说，你不打算在淹没前回去看看吗？我还没回答，他又说起来：“报纸上说当地居民已经陆续撤离，游客们在老城里穿梭合影，记录下即将消逝于水下的世界。”
“即将消逝于水下的世界”，这是他一个字一个字照着报纸上念出来的，他平常可不会这么说话。我接过报纸，旅游版的右下角，四分之一的版面在说这件事。
文中还有一张小小的配图，相机镜头从灵关山俯瞰整个小县城。一条河流把县城分成两半，河的西岸上方，依稀能看到我们的学校，它还是我记忆中的样子，不同的只是那栋木头小楼（我们当年的宿舍）看不清了，那个位置只看见一大片茂密的杉树，也许房子已经拆了，也可能只是被树挡住了。
照片拍摄于不久前，记者的配文说，自从十多年前公布建设水电站的消息之后，这座县城就停止了建设。但因为各种层面的原因，水电站几经搁置，虽然造成了不少时间和精力的浪费，但也有一个意外的收获：这座即将被淹没的县城完完全全还是多年前的样子。也因此，它成了“不可多得且即将消失的旅游资源”。
“你应该回去看看你的学校，看完学校回来我们再去办离婚手续吧。”肖原一只手推了推他的眼镜架，仰头对我说。肖原在表达他很了解我，同时还有点洞察一切的自得。过一会儿他又补一句：“离婚的事我不急。”这句话中隐藏着一丝温柔，但我讨厌这样的温柔，它的内部包裹的是一种情绪上的压迫，且让我无从反抗。
两个月前我在肖原的大衣口袋里发现一支口红，我猜是个女人故意放进来的。那晚他在一个深夜回来，把大衣递到我面前，要我帮忙整理一下，第二天拿到干洗店去洗。没有一点余地，我当着他的面掏出了一堆东西，其中就有那支金色磨砂外壳、细管、我从来不会用的口红。
当时肖原站在原地咳嗽了一声，想说什么，又觉得应该等我先开口。他望着我，我觉得他是在等我说离婚。我拿着那支口红，像一个演员说出规定的台词一样对他说，那就离婚吧。他说好的。我们都松了一口气。
然后我转过身，眼里充满了泪水，一个孤寂的、自负的女人的泪水。我尽量不让自己呜咽出声来，我不想让肖原听见。肖原走过来，一只手放在我的肩膀上，但我马上把身子一挺，往旁边扭了下，试图甩开他的手。他倒好，顺势就把手拿开了。
唉，他叹了口气，走进厨房了。那管口红还留在桌上，第二天我才想起来把它扔进垃圾筒。扔之前我还打开看了下口红的颜色，大红，鲜艳，骄傲，我心里被刺了一下。
这两个月我们还住在这套房子里，按照约定，离婚之后我就得搬出去。现在，肖原要我在离婚前回老家看看学校，我知道他认为我们走到今天，我之所以是现在这样的我，早由十多年前决定了。我给自己倒了一杯水，喝了一半就打算回自己的房间。我离开前他还坐在小餐桌前，他拿起我剩下的半杯水，一口气喝完，然后他说，“米小易，你呀，不要总盯着过去。”
我们关系还好的时候，有一次坐公交车，上车不久，几米外的一个乘客大声喊，说她的钱包丢了。一车人躁动起来，有几位上了年纪的阿姨在帮那个乘客分析，试图帮忙找出偷东西的人。这时候肖原发现我的手变得冰凉，额头冒出汗水。
下了车我整个人还是瘫软的，脸通红，我们在站台旁边的台阶上坐着休息了五分钟。
肖原问我是不是哪里不舒服，我说没事。我打开自己的包包翻看，把包里的手机、笔记本、钱包、纸巾、一瓶逍遥丸、两支笔都拿了出来，再一件一件收回去。后来进了家门我又开始打开包找东西，肖原很诧异，他问，米小易你在做什么？你认为你和那个丢了的钱包有关系吗？
我确实有这个想法，会不会是我在某种出离状态下，拿走了那位乘客的钱包？
理智告诉我，这想法是荒唐的，但在那种场合下，当那位乘客用他询问的眼神四处搜寻，并在我涨红的脸上停留了一秒钟，我马上陷入了一种完全孤单的、无限臆想的境地，逃无可逃。我跟肖原讲起十多年前在县城中学的遭遇，讲了和李美有关的那件事，肖原一把抱我在怀里说，没事米小易，不是你的问题。
但后来肖原就常说：“所有的问题都是自己的问题。”他这么说的时候总是用那种宽容的眼神看着我，这使得这句话包含了特定的意思。在工作上他也常对包括我在内的下属这么说。我们在一家广告公司，是同事，他做总策划我做文案，公司主营业务是为房地产企业做建筑企划和楼书。他之所以喜欢上我，用他的话说，米小易你是最听话的小黄人，这么好，不娶你回家就太可惜了。
而我之所以答应嫁给他，是因为他对我好。大学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遇见第一个对我好的人，我就跟他好上了，一切理所当然不是么。老实说我想不清楚我到底是爱他，还是感激他。我会因为感激而爱上一个人，也许潜意识里觉得自己不配人家的好，只能去爱。
结婚不久肖原就想要孩子，而我拒绝了。他没有想到我什么都听他的，却单单在要孩子这件重要的事情上一意孤行。其实我也没想到，结婚的时候我也没想过这个问题。但我就是不想要，也许那是我们关系恶化的开始。
我们很快离了婚。如果那个晚上肖原递过来报纸时不说那句话，不用那种温柔的语气，离婚后我应该会回一趟老家的。但因为他说了，我就不打算回了，这算是我小小的反抗吧。离婚后我辞职，换到了另一家广告公司，业务还是为房地产企业做楼书。我们生活的城市最不缺少的就是即将拔地而起的高楼。
一个人的生活没有我想象得那么难，文案工作虽然枯燥，常常加班，但不需要应酬交际，且工资待遇已超过我的期待。我对人对事向来不会有过多期待。生活在大城市里，每天上班下班，除了工作上必须要见的人，回到自己的小房间就跟小时候钻进深山老林差不多。
只是在一些时刻，那个即将淹没在水下的世界就会在我的脑子里铺展开来。我开始想象大水淹没县城的场景，想起操场，篮球架，通过教学楼的楼梯，每一间教室，宿舍走廊，还有灵关山上成片的马尾松和夹竹桃。我看见大水是如何流向它们，漫过它们，慢慢浸出一个水下的世界。
就这样，学校在我无数次的想象中愈发清晰起来，且时不时地以另一种方式再次与我相遇。
有一次公司安排我和领导去东面一个海岛上看项目，海岛上有个很小的渔村，一家大公司准备在这里开发度假房，选址是一所废弃的学校。我们沿着岛上唯一的公路往山坡上爬，隐藏在山坳里的学校突然出现。小小的操场以及旁边一栋红砖房，一下子让我想到了我们县城里的中学。虽然眼前这栋比我印象中的县城中学更荒凉，也没有凤凰树掩映下的木质宿舍楼，但我总觉得李美就坐在一楼其中一间昏暗的教室里。我跟同行的人说，我想走进去看看，理由是也许将来企划书会用到。我就一个人走进那间一楼教室，坐在讲台边发很久的呆，直到他们等得不耐烦把我叫走了。
有时我会在下班后驾驶（离婚分得的那辆）大众POLO车，从公司出发漫无目的往前开。沿着随意选中的一条路开下去，经过漫长曲折的公路，远离城市，到达一片沼泽，或者没有人迹的荒野。到了路的尽头又马上调头，回到灯火通明的城市。
最近这几周，我开始变得害怕黑夜，并不是害怕黑暗本身，晚上睡觉必须把窗帘关得死死的，怕有光进来。有时候明明已经躺下了，闭上眼睛了，总觉得窗帘还留了一小条缝隙，赶紧再拉一次。而到了早晨，睁开眼睛却浑身没有力气，不想面对新的一天。我通常会清晨醒来躺在床上看天花板，看上一小时才有力气爬起来走出我的小屋。我还慢慢开始怕冷，准确地说是怕皮肤裸露在外面，盛夏的时候我也穿着长袖衣裤，晚上睡觉用一张薄床单把自己全身上下包裹起来，只露出鼻孔。
每天总还是可以挣扎着按时上班，吃饭就没那么规律了，两三天才吃一顿像样的米饭，没有食欲，不吃也不觉得饿。其他时候就是零食、面包和咖啡，一杯又一杯的黑咖啡。有段时间嘴皮上长了一排疱疹，出于担心，去医院做了个全面检查，结果显示没有任何问题。医生说可能是工作压力大，免疫力低下，给开了些维生素就过去了。除了每个月固定时间给在另一个城市的我妈打个电话报平安，几乎和所有朋友亲人断了联系，就这样一个人进入黑暗的底部。
一个月前单位组织去旅行，在一处风景区的山顶，大家都在最高处一块石板上站着拍照，我默默地退到一边，我心里很清楚，只要条件允许，站上石板我很可能会往身后的悬崖跳。那种控制不住的冲动，看到高处就想跳下去。
上个周末，半夜因为胸口出现一阵压迫感，在睡梦中惊醒，全身瘫软，汗流不止，我用身体里残留的一丝力气把自己移动到电脑前，查了老家县城的消息。网上的消息是，县城还没有被淹没，但是距离电站蓄水的日子越来越近，现在是县城经历的最后一个春天了，这两周正是河边成片的野樱开得正好的时候。
我记得那片野樱，我想回去看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