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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徽骆驼’，就爱吃这一品锅！”胡适挥动筷子，夹着火锅中的腊肉、腐竹、青菜大口吃，额头上渗出汗滴也不去擦，“吃完了，骆驼上路，哪怕它山高水远风雨骤！”陶行知、徐志摩和陆小曼都笑了。周围方桌边的食客被惊动，打量这四个人，低头议论着什么，视线大都停留在身穿旗袍、面孔如同胭脂的陆小曼身上。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今天的主客，是适之兄，我俩徽州人，自然爱吃一品锅。志摩兄与小曼君，未必受得了这浓油赤酱的味道，下次再请大家吃西餐吧。”陶行知对徐志摩、陆小曼解释，微含歉意。
“我俩也爱吃徽州菜呵，陶先生。上海现在徽菜馆蛮多，大约因徽商多、徽州才俊多。似乎每条街上，都有徽州人开的当铺啊、茶叶店啊。这一品锅，名字好，味道热烈、赤诚，像胡先生、陶先生一样，比冷冰冰的西餐有意境多喽！”徐志摩这样回应，看陆小曼露出赞许神色，就很开心，笑了，也大口吃，但频繁喝水，“稍微咸了一些，应改良之。”胡适、陶行知、陆小曼都笑了。四人举起装满徽州土酒的酒杯，碰了碰，尽饮或浅酌，脸上都浮现出红晕。周围食客投来的视线，密集、频繁。陆小曼意识到自身艳丽的感染力，对举止更加负起责任，夹菜的动作缓慢而细腻，有着蝴蝶授粉一般的爱意与美感。
一九三〇年夏末，上海公共租界棋盘街，“升阳楼”徽菜馆，三十九岁的陶行知做东，为即将重返北京大学任职的徽州同乡、哥伦比亚大学同学胡适饯行。
五月初，陶行知自南京来上海，逃避当局追剿。自一九二六年始，陶行知相继辞去南京高等师范、东南大学之教职，舍弃优厚待遇，在南京郊外老山下的小庄，开启乡村教育实验。他把老山改名为“劳山”，“小庄”改名为“晓庄”，意即：以劳作与教育，改变中国乡村黯淡的命运，建设破晓一般的新生活。三年间，影响日甚，江南一带类似的乡村教育实验次第展开。此时期，晏阳初也正在河北定县进行乡村建设实验，形成“南陶北晏”之局面，引起各自母校哥伦比亚大学、耶鲁大学的关注和研究。一九三〇年四月，因晓庄实验学校师生游行示威，抗议英资企业“和记洋行”工人被殴、日本军舰停泊于燕子矶江面，被蒋介石密令解散学校。部分学生被枪杀于雨花台，年龄最大者二十三岁，最小者仅十六岁。校长陶行知遭通缉，罪名为“勾结叛逆，阴谋不轨”。遂携家来沪，隐居于苏州河边租界内。
这一年，胡适也遭受重创。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后，胡适先任北京大学英文系主任，参与《新青年》编辑，发表《文学改良刍议》，名动天下，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前锋。陶行知时任南京高等师范教授，开始教育改革，提出“生活与教育不能分离”之观点。陶行知、胡适的导师杜威来华讲学，肯定陶行知的乡村教育实验：“有思想，有行动，胜过我杜威。”一九二七年，胡适南下来到上海，相继任职于光华大学、中国公学，在徐志摩主办的《新月》杂志发表一系列政治时评文章：《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我们什么时候才可以有宪法》等等。当局不悦，变相打压，若干御用文人屡屡对其攻讦和围剿，在一九三〇年达到极端。胡适重返北京大学，暂避风波，实属不得已而为之。他喜欢上海——这座与纽约有着相似街景和气质的城市，他从中看到一个国度的现代性建设的可能。
餐馆一角，一个紫红色雕花矮柜上，点着一炷香，留声机轻声播放着黎明晖演唱的歌曲《毛毛雨》：
毛毛雨下个不停，
微微风吹个不停，
微风细雨柳青青，
哎哟哟，柳青青……
“这歌词多有韵味，志摩与小曼大约爱听，陶兄感觉如何啊？”胡适问。陶行知笑：“我也爱听。骆驼也喜爱柳色青青嘛。”徐志摩、陆小曼相对一笑。胡适轻拍方桌：“说得好！”举起酒杯，“陶兄一贯庄重，今日难得轻松如同风吹杨柳，干一杯！”陶行知端杯感叹：“这个作词作曲的黎锦晖啊，让女儿一唱成名。因为适之兄，中国才有这样明白如话的歌曲，动人心弦。”胡适已微醉：“如此时代，断弦尚有陶兄听……”徐志摩、陆小曼被两位先生的对话感动，悄悄挽手又松手。
胡适端详陶行知的手，感叹：“粗糙结茧了啊，这三年，陶兄不容易啊！带领乡村孩子，学木工、种稻、捕蛇、采集药材、演戏、画画，这些事，我都知晓。兄所改变的，不仅仅是一两个、四五个村庄，而是影响全社会。我这一双手就很惭愧啊，自制力尤其薄弱，贪杯贪麻将。好在一同受教于杜威先生，以教育变革中国，兄与我义不容辞，道阻且长。”陶行知眼睛微红，举手擦了擦。胡适继续说：“兄名源于王阳明，人已迥异于王阳明。他倡扬‘知而后行’，兄强调‘行而后知’，何不干脆把名字改为‘行知’！”陶行知眼睛一亮：“兄所言极是。我有一个演讲，《行是知之始》，主题就是省思阳明思想。兄在《新月》所发文章，我也看了，《知难，行亦不易》，异曲同工。那么，今日小聚，就算我的更名小仪式了？从此变身‘陶行知’！”胡适、徐志摩和陆小曼轻轻击掌致贺，引来邻桌食客注目，视点仍大多落在陆小曼身上。
胡适饮完一杯酒，拿过酒壶满上：“徽州土酒有劲啊，行知兄——这样喊，像在喊一个新人呢！很陌生呢！”几个人都笑。胡适又感叹：“一些人骂我‘误人子弟’啊，说我不懂‘之乎者也矣焉哉’，只会讲‘你我他的地得’。今日，我干脆也断了‘胡适之’尾巴，只称‘胡适’，不言‘适之’！断尾再生如壁虎？还是成不了老虎啊……”陆小曼捂着嘴笑，手势妩媚。胡适转向陶行知低语：“眼下处境艰危，嫂夫人受惊吓，望兄忍耐一段时光，再作打算。”陶行知握着胡适的手，摇了摇。胡适定睛于徐志摩：“《新月》，亦须谨慎……”徐志摩点头。陆小曼从手包中掏出镜子，略微打量一番妆容，不过分，更像为缓解一时气氛的凝重。
留声机里，王人美接替黎明晖，咿咿呀呀继续唱：
毛毛雨，满天飞，
意中人儿久不归
闷闷的守在这空闺，
我闷呀闷呀悲呀悲……
陶行知一边吃，一边嘟囔：“又是一曲毛毛雨，这雨下不完了，又不是梅雨季……”陆小曼笑，解释：“这是《新毛毛雨》，《毛毛雨》红了，黎锦晖就新写这一首歌。”
徐志摩起身离席。片刻后回来，坐下，听胡适在感叹：“七年前，九月，志摩请陶兄和我七八个人，从杭州、上海去海宁观潮，乘上到盐官镇的小船，船舱里那一锅菜，风格与这一品锅大相径庭，微微甜酸，极好、极难忘……”语调忽有些黯然。陶行知与徐志摩对看一眼，忙添酒、碰杯、续茶。光线在门外转移，把这徽菜馆照射出半明半暗的局面。周围食客已散尽。胡适表情有些走神：“分野中峰变，黄山正午的情景，就是这样幽静……”
陶行知起身去了片刻，回来后，散席。陶行知先与徐志摩握别，悄悄把一叠钱塞到他的西服衣兜里，低声说：“志摩兄，我知道你去结了账，情意我领了，但这顿饭一定是我请胡先生和你们夫妻，不然会不安……”徐志摩点点头：“先生珍重！”两个人转过身，看胡适已走到马路对面，大约正说着什么趣话，陆小曼笑得像春风吹动的一丛牡丹。
“站在这棋盘街上，一概是过河卒子，各自埋头向前吧。”胡适这样感慨着，合掌揖别。
2
“升阳楼”徽菜馆聚会那一天，胡适提起早年海宁观潮之行，不仅仅在于船上餐食滋味难忘，更因萦系于船上一女子。
一九二三年，九月，钱塘潮最壮丽的季节。上海、杭州等地旅行社大做广告：“乘坐火车去观潮！”北京大学教师徐志摩，邀请正在杭州养病的上司、英文系主任胡适，以及上海几位朋友，分别自沪杭两城坐火车，在海宁下车、碰头，乘一艘预先订好的小船去盐官。秋光温暖，摇橹的船夫俯身又直身，小船“咿咿呀呀”前行。船舱里，小桌上，摆着徐志摩备好的菜肴、米酒，众人吃着、喝着、聊着，气氛愉悦。胡适左边，坐着当时名为“陶知行”的陶行知，右边坐着一个女子，眼睛很大。此前，在浙江考察乡村教育的陶行知，闻悉胡适因病在杭州休养，遂前去探望，见胡适隔壁住着一个大眼睛女子，明白了几分，松一口气。当时，胡适介绍：“我表妹，曹诚英。”徐志摩在海宁火车站第一次看见曹诚英，也明白，胡适得了与自己类似的病，遂叹一口气。
风软扁舟稳。胡适看着岸边的树、飞鸟，问：“志摩最近有新作吗？”徐志摩答：“没呵，新月社刚成立，忙着筹备明年泰戈尔访华事宜。对了，我们正在排练他的诗剧《齐德拉》呢！”胡适狡黠一笑：“诗剧的男女主角，谁演呀？你和林徽因？”徐志摩有些发窘：“呵……是的，先生……”陶行知见状，转移话题：“新月社，名字美，为何这样命名？”徐志摩眼睛一亮，兴奋起来：“泰戈尔有一本《新月集》啊！新月，不圆满，就有了逐渐圆满的可能性，就像我们的生活呀。”胡适微微一怔，盯着米酒碗出神。良久，扭头看自己右边的女子：“诚英，你爱写诗，可向志摩先生请教。”徐志摩忙说：“惭愧，惭愧，我还要向胡先生请教呢。”曹诚英笑了笑，不语，一条孤独的长辫子，像马尾巴静静搭在腰身后，如同被拘束在马厩里，无法有大动静。胡适放下酒碗：“志摩，读一读泰翁的诗助兴，如何？”众人鼓掌。徐志摩打开手提皮包，掏出郑振铎翻译的《新月集》，读起来：
我独自在横跨过田地的路上走着，夕阳像一个守财奴似的，正藏起它最后的金子。白昼更加深沉地投入黑暗中，那已经收割的孤寂的田地，默默躺在那里。
胡适看看陶行知、曹诚英，说：“这不就是咱们徽州黄昏的情景吗？真好。志摩再读。”
孩子在纤小的新月的世界里，是一切束缚都没有的。他所以放弃了他的自由，并不是没有缘故。他知道有无穷的快乐藏在妈妈的心的小小一隅里，被妈妈亲爱的手臂所拥抱，其甜美胜过自由。孩子永不知道如何哭泣。他所住的是完全的乐土。
陶行知摘下眼镜擦拭着，又擦擦眼角：“一个爱孩子、懂孩子的人，才能写得这样好。中国要有很多这样的人，孩子们才会有一方乐土。”胡适捶了捶陶行知的脊背：“陶兄又想起自己的学生了吧？真像是他们的妈妈一样啊！好了，出来散心，就别那么沉重了，端酒！愿大家都被亲爱的手臂所拥抱，‘甜美胜过自由’！”几个酒碗碰在一起，叮当作响。
一九一七年，自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回国后，胡适就被母亲催促，与十三岁时就订婚的江冬秀结婚。十二月三十日，绩溪，胡氏宗祠内红绸高张，二十六岁的胡适成为新郎，旁边站着身材丰腴、一字不识的江冬秀。拜天地，入洞房。这一过程，被十六岁的伴娘、江冬秀的表妹曹诚英看在眼里。次日，江冬秀全身洋溢着一种欢快，胡适面孔则满是茫然。曹诚英的心，莫名疼痛起来。临别，她向胡适要北京大学的地址：“姐夫，我知道您有才学，想和您通信、求教，好不好呢？”江冬秀大声替丈夫回答：“好！好！娟聪明，会有出息的！”“娟”是曹诚英小名。当胡适从第一封信中的称呼“诚英”，过渡到“娟”，两个人都知道彼此有了爱意，也都惆怅：这爱意很难圆满，永远是一弯新月？
不久，曹诚英入杭州师范学校就读，被家人做主，嫁一花花公子。那公子后来另欲纳妾，曹诚英愤然离婚，给胡适写一封信：“我自由了。”海宁盐官镇观潮之前，胡适借参加上海一个学术会议之机，绕道来杭州看望曹诚英，并以调养身疾之名，向北京大学和江冬秀请假。观潮后，又延宕数十日，初冬时节才回到北平。在江冬秀挥动菜刀以死相逼的形势下，胡适放弃了离婚另娶的念想，写信劝曹诚英珍重前行。
“升阳楼”徽菜馆四人聚会的那一年，即一九三〇年，曹诚英就读于东南大学，后留校任教，从事胡适最初攻读的农学专业。一九三四年，曹诚英远赴康纳尔大学农学院求学。走在胡适从前走过的校园里，感觉正与“另一人”并肩前行。回国，她任教于安徽农业大学，成为中国第一位农学女教授。培育的棉花、马铃薯等品种，至今仍在各地葱茏生长。
曹诚英在一九七三年去世，七十二岁，墓地选在绩溪与旺川之间的一条公路旁。“这是他回家的必经之路，我会看见他的……”临终前，曹诚英这样说。她用自己的积蓄，对这条公路上的一座桥加固重修。其实，她知道，十一年前，胡适已经因心脏病离世。
海宁观潮之行的次年，一九二四年，泰戈尔访华。头戴红帽、手捋银白长须、身着棕色长袍，一个异域诗人的形象，风靡中国。那些充满爱意和童心的诗句，传诵南北。陶行知也把泰戈尔的诗歌，作为乡村实验学校的教材。五月八日，晚上，北京协和大礼堂名人云集，为泰戈尔祝寿并上演诗剧《齐德拉》，主持人胡适。大礼堂门口，向来宾派发节目单的一个娇媚女子，鬓边簪花，就是二十二岁的陆小曼。她不关心泰戈尔，也不关心个人命运即将出现的转折与高潮，拿着发表有徐志摩情诗的一张《晨报》，请刚走下舞台的诗人签名留念。尚未卸妆、满脸脂粉的徐志摩玉树临风，面对这陌生女子的吹拂，眼睛亮了一下，低头潦草挥笔，转身去照应泰戈尔。又四下张望，似乎在搜寻那一场携带花香的春风……
徐志摩与陆小曼相爱后，两人在一九二六年五月合写诗剧《卞昆冈》。我喜欢其中老瞎子一角的唱词：
我是天空里的一片云，
偶尔投影在你的波心——
你不必讶异，
更无须欢喜——
在转瞬间消灭了踪影。
你我相逢在黑夜的海上，
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
你记得也好，
最好你忘掉，
在这交会时互放的光芒。
这唱词，被众多读者看成狭义的情诗。我却觉得，它在咏叹、珍惜一切美与爱的相逢。即便寻常人事，转瞬间的交会也能互放光芒，更何况，那些不寻常的人与事呢？
一九三一年，“升阳楼”徽菜馆四人聚会后的次年，徐志摩随着一架邮政飞机，在济南的一座山顶，转化为天空里的一片云。
3
陶行知也是诗人，与徐志摩、胡适一样写白话诗，言文合一，口诵心惟。不同于徐志摩的私人表达，也区别于胡适的柔美抒情，陶行知致力于辨认时代、回应大众，像农夫、工人、士兵那样，低语或怒吼。这样的诗，粗粝甚至粗鄙，完全不适合作为外交辞令或交际语言，意义明晰锐利，如同犁铧在冻土上开拓时发出的闪光。
我手中有一本《行知诗歌集》，大孚出版公司，一九四七年版，纸页泛黄脆弱。
与徐志摩、胡适们的词汇表相对比，陶行知的诗歌修辞，频繁出现以下词汇：“老牛”“马桶”“镰刀”“锄头”“板凳”“大饼”“油条”“青菜”“糙米饭”“辣油”“混蛋”“老母猪”“放狗屁”“王八蛋”“小瘪三”“摸黑路”“蹩脚”“起劲”“吊膀子”“败家子”“闷葫芦”“国府”“阔人”“洋人”“穷亲戚”“百姓”“城里人”“挑粪”“糟糠”“公敌”“帝国主义”“拉车夫”“洋八股”“假人”“摩登小姐”“高跟鞋”“山芋”“学堂”“乡村”“行动”“知识”“创造”……
词汇就是世界，就是世界观。陶行知摆脱雅致、高蹈的古典审美范式，贴地而行，直面时代，去呈现那被忽视、被损害的人群和情感——汉语的现代性由此生成，避免陷入自闭、陈腐、不及物的境地。
陶行知并不以诗人自居，而是把自己定位成“歌者”。“我这些短句，是能谱成歌曲传唱的，只要能入得进心、听得进耳、唱得出口，就行了。”
一九三五年，“一二九”学生运动爆发。《义勇军进行曲》随着当年上映的电影《风云儿女》，回荡中国。陶行知与宋庆龄、何香凝、马相伯、沈钧儒等八百余位知名人士，联合发表《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在上海等多个城市开办工人夜校、训练班、识字班，去广州中山大学作《粉碎日本大陆政策》的演讲。应李宗仁之邀，去广西作《中国的出路》《中国民族的解放运动》等演讲。“救国”，成为充盈陶行知身心的关键词。诗意的比喻、音乐般的节奏，使其演讲完全像在朗诵长诗，像大海在朗诵一重又一重波浪。因激动和体弱，演讲中，他多次出现短暂眩晕，不得不中止几秒、十几秒，双手紧抓演讲台，喝口水，再继续演讲，那些铿锵顿挫的言辞，也就有了更深沉入心的力量。
站在这些演讲台上，陶行知一概穿着体面的长衫、皮鞋，头发一丝不乱，与田野上、夜校里那个满身尘土的先生，截然不同。他懂得，衣着与身体，须与所处的环境相映照，临危而益须庄严。
一九三六年七月，陶行知赴英国参加世界新教育会议第七次会议，向与会五十余个国家代表发表演讲，介绍“小先生制”与教育救国理念。其间，收到国内电报：救国会、全国学联，委托陶行知以“国民外交使节”身份，在欧美地区巡回演讲，让世界关注中国，使华人华侨支持抗战。自此，直到一九三八年九月，两年间，陶行知在英国、美国、法国、瑞士、比利时、墨西哥、加拿大、希腊、埃及、印度等二十八个国家和地区奔走，与各界人士交往、沟通、募集物资。当他身着西服站在演讲台上，听众们就看见了濒危而终将不死之中国——他挥动双臂，如一只凤凰，在黄肤色的火焰中展翅高翔。
大致在同一时期，胡适赴美开展外交活动，一九三八年十月，正式就任中国驻美大使。一个学者，曾立誓不与政治发生关系、保持中间立场，但在“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成为了耀眼的政治人物。
在华盛顿，一个冬日，两个徽骆驼有过短暂相遇。陶行知在侨界的一次集会上，慷慨陈词：“中国的出路在于，有笔杆的人用笔杆抵抗，有钱财的人用钱财抵抗，方能破解笼中之鸟、釜中之鱼这样的危境！”听众席上一派凝重。陶行知接着说：“我陶行知的笔力和钱财，都很匮乏，只能用一口铁齿铜牙来抵抗。”听众席有了笑声。“但这铁齿铜牙后面，是一颗赤子之心，与你们一样的心，爱国、忧国、救国之心……”掌声热烈如同夏日暴雨。陶行知走下讲台，发现胡适坐在后排一角鼓掌。两个人紧紧拥抱在一起。胡适说：“陶兄讲得好，比我有激情，幽默感比从前强了许多嘛。”陶行知开怀大笑：“兄调侃我——还在记恨？”胡适幽幽一笑：“哪里，哪里，两个徽骆驼，彼此爱多深就怨多深嘛。”因胡适开始深度介入政界，陶行知对其言行有了警觉和不满，曾写信和打油诗批评讥讽。胡适读罢信和诗，呵呵一笑：“这位仁兄，还是缺乏幽默感……”两个徽州人，无心幽默，乃因民族处于最危急时分；而幽默感的强化，则大约为了缓释重负，像一品锅，须投入一两颗麻椒来提神。那一日，胡适邀陶行知去寓所做客，陶行知因赶赴另一场演讲而谢绝，二人在街头冷风中拥别。陶行知笑言：“何以适之？唯有奋发！”胡适朗声回应：“知行合一，致良知！”
4
两支红烛，赋予重庆北碚这一座旧碉堡以“婚房”性质。
烛火照亮婚房景象：用两张单人床拼成的婚床；婚床上方，有戴爱莲等女生用红纸剪出的“囍”字；砖头垫起来的木板上，放一张“结婚证书”——
天也欢喜，地也欢喜，人也欢喜，
欢喜你遇见了我，我也遇见了你。
当时是你心里有了一个我，我心里有了一个你，
从今后是朝朝暮暮在一起，
地久天长，同心比翼，相敬相爱相扶持，
偶然发脾气，也要规劝勉励。
在工作中学习，在服务中努力，
追求真理，抗战到底。
为了大我忘小己，直等到最后胜利。
再生一两个孩子，一半儿像我，一半儿像你。
这一张手写竖排的结婚证书，最左端末尾有以下字眼：结婚人：陶行知、吴树琴；主婚人：吴恒勤；证婚人：赵鸿文、芦子英。落款是：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于凤凰山育才学校。
吴树琴，一九一五年出生于徽州休宁。少女时代，考入上海中法大学，攻读药学专业。一九三四年，认识正在建设山海工学团的陶行知。这一同乡前辈，灯盏般放射出理想的、人道主义的光辉，吴树琴深深为之吸引，开始追随这一灯盏，参与乡村教育实验，一路从上海到南京、杭州……当陶行知结束远在欧美的“另一种抗战”，吴树琴得到消息即赶赴汉口，出现在这一同乡同道面前。两年分别，彼此确认：爱情的果实已被苦难催熟，且有了更高比例的糖分。在重庆，在一九三九年最后一天，在充满转机与生机的临界处，陶行知和吴树琴，用结婚向新春表达期待。这一年，陶行知四十八岁，吴树琴二十四岁。
没有盛大的结婚仪式和酒席。“把防空警报当作乐队吧！我们的爱像这碉堡，坚不可摧！”烛光下，陶行知这样安慰妻子，身上穿着周恩来送的结婚礼物：一件毛衣。吴树琴笑着，脸上泛着羞涩的光。
碉堡外，就是陶行知创办的育才学校。一座荒寺，三十多间师生们动手建起的茅屋，成为教室和宿舍。战时六年间，学校先后培养了数百名学生，开设文学、音乐、戏剧、舞蹈、绘画、社会、自然科学等小组。作为国民政府陪都，山城一次次响起防空警报，师生们已习惯每天在校舍、树林、防空洞之间奔跑，手捏课本、乐器、画板。日军飞机持续长途奔袭，乌鸦般反复出现在山城上空，试图动摇一个国度的抗战意志。
抗战胜利后，陶行知面临又一次选择：向“左”，向着底层大众的命运而匍匐前行；还是向“右”，向着精致的、体面的上层社会攀缘？他依然用行动做出回答。
一九四五年十月，陶行知参与成立中国民主同盟。一九四六年二月，重庆校场口惨案发生，马寅初、章乃器等民主人士遭袭击，他带领育才师生游行抗议。四月，抵上海，筹备恢复山海工学团事宜。六月二十三日，上海北站，数万群众集结，为请愿代表赴京而送行，陶行知作为大会主席，举臂高呼：“建立民主和平，反对内战独裁！”汽笛声声，蒸汽涌动，如同一个人身体内最后的激情喷薄而出。七月，李公朴、闻一多相继遭暗杀，陶行知对吴树琴说：“我在等第三枪……”短短数月间，先后演讲达一百余场，陶行知面色苍黄、声嘶力竭。吴树琴紧跟丈夫，手袋中装有茶杯、急救药片。在演讲台上，陶行知总能看见，听众席有若干戴鸭舌帽和墨镜的神秘人物，毫不掩饰其举止的诡异，完全就是在公开警告。为防不测，陶行知时常变换住址。二十五日晚，在爱棠新邨内的一幢别墅亦即大孚出版公司借宿。吴树琴要求留下陪伴，陶行知拒绝：“明早再来看我吧，没事的……”
次日，天未亮，吴树琴从另一居处跑到爱棠新邨探望，陶行知已无生命迹象。周恩来闻讯急急奔至，握着陶行知尚有余温的手说：“朋友们会学习您的精神，尽瘁民主事业，直到最后一息。”上海、延安、重庆、香港等城市，相继组织集会悼念。宋庆龄题词：“万世师表。”十二月，陶行知安葬于南京晓庄。那里，也长眠着他的父母、亡妻、妹妹。吴树琴同时移居南京，大约想离丈夫近一些。
我见过一张合影：陶行知坐着，吴树琴站在后侧，身材壮实、气息朗健，绝没有陆小曼的妩媚、曹诚英的幽怨。吴树琴的确是一棵树，为烈日下的一个奔行者、殉道者，提供了六年绿荫。吴树琴也的确是一张琴，为知己之消失而弦断音绝，未再婚。之后她重启药物研发事业，每日进入实验室摇动试管、烧杯。当各种化学试剂融汇，玻璃器皿内就发生彩霞般的反应，她习惯眯着眼睛盯着，像看见破晓时分急剧变化的天光，以及天光下的一个人影。二〇〇三年冬，吴树琴去世，享年八十八岁。
我把陶行知、吴树琴“结婚证书”内那些灼热的文字分行，完全就是一首抒情诗，致献小我、大我和中国。
汗漫，诗人，作家。现居上海。著有诗集、散文集《片段的春天》《漫游的灯盏》《水之书》《一卷星辰》《南方云集》《居于幽暗之地》等。曾获人民文学奖、孙犁散文奖、琦君散文奖、雨花文学奖散文奖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