储劲松，安徽岳西人。作品见于《山花》《青年文学》《天涯》《雨花》等，著有《雪夜闲书》《草木朴素》等多部。
小雪前几日，一个黄昏，在故园木瓜冲的瓦屋纸窗下，有人展纸挥毫，给我写了一幅字。用的是宣州诸葛齐锋笔，自制的海南松烟墨，写在四尺软白的桑根纸上。其字丰肥姿媚，左卑右昂，结字扁平，错落蕴藉又恣意天真，松雪道人所谓“黑熊当道，森然可怖”，山谷道人所谓“落笔如风雨”。写字的人站在夕光里，我未能看清面目，只记得是个长身老叟，头戴青黑色高筒短檐帽，身穿交领灰白色旧长袍，站在书案前搦管如飞。书写内容如下：
余自海康适合浦，连日大雨，桥梁大坏，水无津涯。自兴廉村净行院下乘小舟至官寨，闻自此西皆涨水，无复桥船，或劝乘疍并海即白石。是日六月晦，无月，碇宿大海中。天水相接，星河满天，起坐四顾太息：吾何数乘此险也？已济徐闻，复厄于此乎？……七月四日合浦记，时元符三年也。
我得此字，如获至宝，当即恭恭敬敬折叠好，小心收进书桌抽屉中。那老叟也随之仙然而去，背影嵌进夕阳，如史册隐逸传中人。整个过程，我和他未交一言。
翌日清晨醒得早，翻身下床就去拉抽屉，不料屉中竟然空空如也。梦耶？梦也！纸上墨迹淋漓，字句历历宛在眼前，真不似梦。居然是梦！回想起来，梦中人仪表风度，如赵孟頫所绘东坡小像，梦中人所书，是《东坡志林》里的《记过合浦》。如此如此，梦中人当是眉山苏轼。这几个月，我日日批阅东坡诗词，夜夜圈点东坡文章，思之念之，琢之磨之，东坡先生不期然入我梦里来。费解的是，梦中我竟然未曾请教一语，也不曾请他喝一杯清茶。
东坡诗文汤汤涓涓，有天上神明悄然指授，东坡书画奔逸绝尘，有地府鬼判暗中襄助，天然神妙，得大造化，并非只关人力。韩愈《杂诗》：“翩然下大荒，被发骑骐驎。”东坡《潮州韩文公庙碑》：“手抉云汉分文章，天孙为织云锦裳。”这两句诗文，都可移来称道东坡先生的高妙诗文。
那天早上，我怔怔站在窗前，念起昨夕的“神遇”，欣喜久之也怅惘久之。眼前忽然浮现一个执白拂尘、衣袂飘举的老道士，他正站在一艘大木舟的舷边，横渡琼州海峡，往海南岛而去。
距今九百余年前的那个暮春，道士吴复古再次冒着葬身海底的风险，漂至海南岛。一上岛，他就直奔海岛西北部的儋州。他是专程来看望挚友苏东坡的。
吴复古又名吴子野，翰林侍讲吴宗统之子，博学多才又任侠好义，曾在宫中担任教授，因厌恶官场虚伪诡诈，辞职做了一朵闲云一只野鹤。他是苏东坡众多和尚道士友人之一，在苏东坡贬谪黄州、惠州、儋州期间，曾多次出其不意地出现在苏东坡面前，传信，送物资，陪伴孤苦的老友。苏东坡流放儋州不久，他就来过一次。此行，他给挚友带来一个天大的喜讯：改朝换代了，元祐诸臣全部遇赦，苏东坡迁入内郡。
北宋元符三年（公元1100年）正月，哲宗皇帝赵煦病逝，皇弟端王赵佶即位，是为徽宗。皇太后向氏垂帘，权同处分军国事。两宋多贤后，向氏是其一。她垂帘听政不过半年，七月即还政于子，次年正月去世。在这一年中，借新帝登基大赦天下的良机，她全力翼护元祐诸臣，起用忠良，恢复元祐党人范纯人等的官职，迁徙苏轼等入内郡，追复已故元祐宰相文彦博、司马光、吕公著、吕大防、刘挚等数十人的官职。遭贬谪放逐的儒臣都予以赦罪、升迁，至少得到完全的行动自由。同时，她把章惇、吕惠卿、蔡京之流归入奸人、坏人、小人之列，免职的免职，贬官的贬官，流放的流放。此前，因熙宁变法、轻启边衅、朋党之争、元祐党案、奸臣当道，宋家朝廷政事几番更张，朝野一团乌烟瘴气，江山气象已然衰索。此时，因为一个女人，局面短暂一新。
四月，朝廷诏命下达，以生皇子恩，授苏轼舒州团练副使，永州居住。五月，又量移廉州。
所谓量移，是指官吏因罪远谪，遇赦酌情调迁近处任职。也就是说，苏东坡可以离开孤悬在大海之中的岛屿，回到内陆了。
朝廷诏命由京城抵达儋州，需要一些时日。吴复古带来的消息，大约是道路传言，苏东坡想必将信将疑。但几天后，谪居雷州的秦观接到特赦令，立即派人给苏东坡送了一封信，证实吴复古所言不虚。
这个时候，苏东坡流放儋州已近三年，老迈投荒，料无生理，也早就作好了客死海岛的准备。两年多前，由惠州再贬儋州，渡海之前，他在给广州知州王古的手札里说：“今到海南，首当做棺，次便做墓。”又说，“仍留手疏与诸子，死即葬于海外，生不契棺，死不扶柩，此亦东坡之家风也。”
初到儋州，苏东坡受到太守张中的优待，让他住在官舍里，并定期供应官粮。不久，宰相章惇派遣心腹爪牙巡视各地，伺察元祐诸臣的动向和过失，图谋将他们全部逼死害死。苏东坡和陪伴他的小儿子苏过，被董必的手下从官舍里驱逐出来，无处栖身。太守张中亲自挖泥运砖，与当地居民和苏东坡的十几个弟子一起，用竹子和茅草帮助苏东坡盖了三间茅屋。茅屋建在儋州城南一个桄榔林子里，苏东坡名之为桄榔庵，并作《桄榔庵铭并叙》。叙言中说：“东坡居士谪于儋耳，无地可居，偃息于桄榔林中，摘叶书铭，以记其处。”无纸写字，摘叶作铭，其穷困程度可知。
儋州荒远穷苦，一应物资多靠大船从海峡对岸运来，遇到恶劣天气，大风大浪多日不止，衣食和一应生活用品就十分短缺。苏氏父子更是生活困顿。他们日日在桄榔庵中相对读书著作，就像两个苦行僧，衣食用度多依靠当地居民、读书人和各地官员朋友接济，经常面临无米下锅的窘境，以至煮苍耳为食，甚至学道家辟谷之法，食阳光止饿。在元符二年（公元1099年）四月十九日的笔记中，他这样写：“儋耳米贵，吾方有绝食之忧。”在给惠州秀才程儒的信中，他说得更为直白：“此间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然亦未易悉数，大率皆无尔。惟有一幸，无甚瘴也。近与小儿子结茅数橼居之，仅庇风雨，然劳费已不赀矣。”
徽宗皇帝赵佶登极这一年，苏东坡已经六十四岁。虽然文名政声早已誉满天下，诗词、文章、书法、绘画、五经诸般艺事日益精进，但历经长期的颠沛流离和蹭蹬忧患，他已是衰老多病之身。老迈遇赦，孤臣北归，他自然欢天喜地，感念皇太后和新皇帝恩情浩荡。其愉悦心情，由过琼州海峡写于船上的诗《六月二十日夜渡海》可知：
参横斗转欲三更，苦雨终风也解晴。
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
空余鲁叟乘桴意，粗识轩辕奏乐声。
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
诗中的苦雨、终风、云散、月明，都是双关语。苦雨，久雨也。终风，终日刮着不歇的风，语出《诗经·邶风·终风》：“终风且暴。”苦雨终风，隐喻恶劣的政治环境，也是身世之感。云散月明，意思是自己本来就清白如海上明月，政敌的诬陷和打击犹如浮云遮月，现在终于黑云散、明月来。不恨、奇绝，则是脱困之后的言语，在流放之时，我以为即使胸襟开阔、从容裕如、心地良善似苏东坡，也未必能时时这样旷达乐观。
古人称大海为巨壑，深沟大谷之意。苏东坡过巨壑琼州海峡，历死生之险，前后应当是三次。第一次是三年前放逐荒服，初来海南。第二次是此番遇赦北归。第三次是《记过合浦》中言，十天之后的六月三十日，北上途中，从海康到合浦，原本想走陆路，不料突然遭遇大水，不得不走一段回头路再回徐闻，绕海道到合浦。
巨壑淼淼兮无涯，旅人战战兮命悬。古今人均视大海为畏途，尚无现代化先进轮船的古人，更视渡海为死路。苏东坡后两番渡海，动身之前，想来也同第一次一样“许菩萨”，也就是向神祷告。第一次，他由雷州过海，之前就依照当地习俗，到供奉着征南二将军的先贤祠中，向神像祈祷平安。据当地人说，凡在风涛险恶处，过海旅客都求神开谕，决定吉日良辰开船，神有求必应。
三次历海，苏东坡果然是吉人有天相。苏子一生坎坷而传奇，危难之时总有贵人相帮，屡次逢凶化吉，如《周易·大有卦》上九爻辞：“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劫后余生，心犹悸悸。建中靖国元年（公元1101年）正月，苏东坡归程再次经过大庚岭，在岭上村店中小憩。店里的一位老翁见了，就问他的侍从：“官为谁？”侍从答：“苏尚书。”老翁问：“是苏子瞻么？”答：“正是。”老翁走到苏东坡跟前，作了个揖，惊喜道：“我闻人害公者百端，今日北归，是天佑善人也。”苏东坡笑着谢过，然后留诗《赠岭上老人》于村店墙壁上：
鹤骨霜髯心已灰，青松合抱手亲栽。
问翁大庚岭头住，曾见南迁几个回？
当年读这首诗，我在书眉批曰：此诗，东坡自言劫后余生之福庆也。细品后二句，又有难言的恐惧和后怕在字间。
远谪天涯的南迁客终于归来了。客老矣，无复年少初出川时的雄心万丈。何况，路上已经听说，皇太后向氏因病崩逝，新皇帝赵佶也不见得是贤明大有为之君，朝廷已有再次起用奸臣的迹象，善人都不见容，一切情形显示朝政又将全复旧观。“吾其如天何？吾其如天何？”苏东坡几声长叹之后，决意不再入朝为官，也不愿住在京畿附近以免再次招惹是非，而是选择到远离京都、位于太湖之滨的常州终老。久历坎窞，他自然小心谨慎。
果然，不久宋徽宗因童贯举荐，复召蔡京为翰林学士承旨，官拜尚书左丞，俄而为右仆射，又进左仆射。崇宁元年（公元1102年），朝廷再次追贬元祐党人司马光等四十四人的官职，并刻所谓的奸党碑于端礼门，随即又刻石于州县，周知天下。奸党碑碑文为蔡京所书，上面刻着三百零九个人的名字，侍从以司马光为首，文臣以苏轼为首，武臣以程颢为首，宦者以王献可为首。当然，这已经是苏东坡羽化登仙之后的事情了。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按照南宋施宿所编《东坡先生年谱》里的解释，宋徽宗启用建中靖国这个年号，是因为“是时上意厌党人攻击不已，欲以中道为衡，消弭其变，归于无事，故以建中靖国纪年。”自古朝廷上的忠奸之争，短时期内，必以奸胜忠退为结局，因为忠良有廉耻而小人无廉耻。调和忠奸，无异于痴人说梦。古今可笑之人可笑之事可以填满汪洋大海，以建中靖国为年号，中未建、国不靖，不过是其中一例。
苏东坡的死因，按照他自己的说法，是因为热毒，也就是感染了瘟疫。按施宿的说法，是“瘴毒大作”。也许说的是一回事。这些年读苏东坡著作、年谱、墓志铭，我怀疑这瘟疫是在北归途中感染上的。他从儋州到常州，路上行程加上走亲访友、看山望水耽搁，所费时日恰好是一年。假如他未曾蒙赦放归，一直住在儋州，与田夫野老、山林海波为伴，或许能多活几年。逝世之前半个月，在给径山寺维琳方丈的信中，他说：“岭南万里不能死，而归宿田野，遂有不起之忧，岂非命也夫。然生死亦细故尔，无足道者。”
逝前，长子苏迈请示遗教，苏东坡不发一言。其实所有该说的、不该说的、想说的，他都已经说过了。
“生死亦细故尔，无足道者。”这十个字，淡如云，轻如风，是旷达人之语，出世人之语，心悟不迷者之语，打通儒释道三教者之语；但细思之，这十字又有铁石之重，是天涯沦落人无可奈何之语。
东坡先生在《自题金山画像》诗里，自问自答：“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他说的功业，自然不是报效朝廷、造福百姓的功劳业绩。他这方面的成就，主要显现在外任凤翔、杭州、密州、徐州、湖州、扬州、颖州、定州期间，他自己的诗文和弟弟苏辙所作《东坡先生墓志铭》，对此都写得清楚明白。因此，我认为诗里的功业，是指文章学问。
在先后两次，涉及黄州、惠州、儋州三地，总计长达十一年之久的贬谪流放生涯中，苏东坡如同武侠小说里打通了任督二脉的大侠，打通了儒释道三教，无论是人生观念还是诗词文章，皆以儒为体，参以佛老，融会贯通三教并在其中自由出入。这当然并非是自发的，而是被情势所逼。他是以佛老之言来为自己纾困解难。
生死细故，这话一如庄子所说的齐生死，也就是看淡生死，视生如死，视死如生。庄子《齐物论》借南郭子綦之口说：“吾丧我”。意思是“我自忘”，自己忘记自己。归有光评注这三个字：“我自忘矣，天下有何物足识哉！故都忘外内，然后超然俱得。”识，古时通志，记也。苏东坡既然“丧我”，则生死两可忘也，生死都可忘，诬陷、侮辱、打击、牢狱之灾、贬谪、流放、蹭蹬、孤苦、病痛、饥寒、齿摇发稀、亲人四散之类，何者不可忘？
北归途中，苏东坡写过一首《乞数珠赠南禅湜老》，诗中有“未能转千佛，且从千佛转”的句子，显然化自六祖慧能的偈语。按《传灯录》，慧能为法达禅师说法，有“心迷《法华》转，心悟转《法华》”一语。非但如此，这首诗还最能体现儒释道三教在他身上的合一。“未能转千佛，且从千佛转”，释也；“儒生推变化，乾策数大衍”，《易》也，儒也；“道士守玄牝，龙虎看舒卷”，道也。白居易晚年自称香山居士，以“儒”饰其身，以“佛”治其心，以“道”养其寿。观苏东坡自四十五岁被贬黄州，以后二十年所持人生观念，与白居易实在是很相近的。大致是，任职期间以儒为主，以佛老为辅，贬谪期间则倒过来，以佛老为主，以儒为辅。这种主从关系，可于其诗词、文章、手札、笔记品味一二。苏辙为兄长所作的墓志铭，对此梳理得至为明晰：
少与辙皆师先君，初好贾谊、陆贽书，论古今治乱，不为空言。既而读庄子，喟然叹息曰：吾昔有见于中，口未能言，今见庄子，得吾心矣。乃出中庸论，其言微妙，皆古人所未喻……既而谪居于黄……读释氏书，深悟实相，参之孔老，博辩无碍，浩然不见其涯也……最后居海南，作书传推明上古之绝学，多先儒所未达，既成三书，抚之曰：今世要未能信，后有君子当知我矣。
墓志铭中所说的东坡三书，是指他注解《易经》《论语》《尚书》的书传。前两部成书于黄州，在海南，他接着注完了《尚书》。
自从进入仕途，苏东坡的履历大致是：外任—在朝—外任—入狱—谪黄—还朝—外任—还朝—外任—谪惠—谪儋—北归。其人生遭际，可谓复杂，可谓大起大落、几番起落。
在贬谪时期，心灰意冷之时，苏东坡或许会时常想起，当初与父亲苏洵、弟弟苏辙一起出蜀入京时的凌云意气；想起自己参加礼部会试时所作《刑赏忠厚之至论》中的铿锵之言：“可以赏，可以无赏，赏之过乎仁；可以罚，可以无罚，罚之过乎义。过乎仁，不失为君子；过乎义，则流而入于忍人。故仁可过也，义不可过也”；想起欧阳修见此文，给梅圣俞写手札推崇自己：“老夫当避此人，放出一头地”。
本质上，苏东坡是儒家信徙，是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的。初次出川路上，他作了一大批诗歌，意气风发如火烧曹军的周公瑾，慷慨挥斥之豪气浮于纸面。《荆州十首·其十》：“北行运许邓，南去极衡湘。楚境横天下，怀王信弱王。”纪晓岚批点此诗：“此犹少年初出气象方盛之时也，黄州后再无此议论。”仕途遇挫，尤其是几番遭贬，最后贬到不能再远的海南，渐渐让他“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漫漫贬谪路，他以佛老自我融通、自我完足、自我开释。
在黄州，苏东坡有时自称逐客，有时自称幽人、孤鸿。《初到黄州》：“逐客不妨员外置，诗人例作水曹郎。”《和秦太虚梅花》：“万里春随逐客来，十年花送佳人老。”《卜算子·黄州定惠院寓居作》：“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贬惠州、儋州，他又多了两个自称，孤臣和故侯。《八月七日初入赣，过惶恐滩》：“山忆喜欢劳远梦，地名惶恐泣孤臣。”《赠王子直秀才》：“幅巾我欲相随去，海上何人识故侯。”无论是逐客、孤臣、幽人，还是孤鸿、故侯，都是内心凄苦的真实显露。
翻检苏东坡在黄州、惠州、儋州的大量作品，其中多有灰心、沮丧、沧桑、凄怆之语。《寒食雨二首》：“君门深九重，坟墓在万里。”《纵笔》：“白头萧散满霜风，小阁藤床寄病容。”《上元夜过赴儋守召，独坐有感》：“搔首凄凉十年事，传柑归遗满朝衣。”《倦夜》：“衰鬓久已白，旅怀空自清。”《儋耳》：“残年饱饭东坡老，一壑能专万事灰。”九百年后读来，仍叫人肝肠寸断。我以为，苏东坡的逐臣之心，在黄州时，是萧瑟落寞之心，对重新起用甚至担任朝廷重臣尚抱信心，在惠州特别是儋州，是枯干萎落之心，体衰志竭，已不指望能够北归，遑论还朝。
宋朝的统治手段与前代相比，相对温和，如许将给哲宗皇帝赵煦上书所言：“本朝治道所以远过汉唐者，以未尝辄戮大臣也。”但大臣得罪流放南方和西南者却极多，死于流放地和流放途中的也很多，譬如范祖禹、吕大防、刘挚、梁焘，且多是被威逼致死，或被暗杀。苏东坡兄弟自入仕，朝野即称他们有宰相之望，说这话的还是仁宗皇帝赵祯。一次散朝回后宫，他欣然对皇后说：“吾为子孙得两宰相。”但后来苏氏兄弟的经历，却如巨壑之上的扁舟，浮浮沉沉，沉沉浮浮，苏东坡更是数次濒临绝境。在贬谪期间，苏东坡寄意诗词文章，兼习书法绘画，并深研佛老之学，用这些来为自己渡劫。
北宋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朝廷下诏，苏轼责授检校尚书水部员外郎、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这一贬谪诏命是神宗皇帝的圣谕，看似是贬，实则是救，把苏东坡从乌台也就是御史台监狱里捞了出来。因御史李定、舒亶、何正臣等罗织“指斥乘舆、词皆讪怼，愚弄朝廷、包藏祸心”等罪名的诬告，苏东坡于八月十八日，被官差从湖州逮捕入狱，此时已被关押一百三十天，其间受审四五十日，差点庾死大狱。李定等人，本意是将他处以极刑。相对于坐牢、诛戮，贬谪算是薄罚了。第二年二月，苏东坡到达黄州，寓居定惠院。
从京城到黄州，他水陆兼行，其间乘船渡过淮河。几年前，我到河南息县濮公山，当地父老说东坡赴黄州曾经过此地，还为濮公山题了“东南第一峰”数字。这个第一峰的意思，应当是他往东南方向遇到的第一座山峰，而非第一高峰，因为濮公山并不高，主峰海拔也不过一百四十九点三米。
死里逃生，从政治权力中心被逐出，发配到边远的黄州，苏东坡内心的郁闷彷徨可知。既然积极进取的儒家学说不能为自己带来光明，他就反求于消极避世的佛老之学，从中获得内心的抚慰和安宁。所谓积极和消极，有时候是相对的、互转的，在苏东坡身上就是如此。
在黄州，苏东坡参禅问道。
初到贬所，他在写给老朋友章惇的信中说：“初到，一见太守。自余杜门不出，闲居未免看书，惟佛经以遣日，不复近笔砚矣。”在《黄州安国寺记》里，他写道：“道不足以御气，性不足以胜习。不锄其本，而耘其末，今虽改之，后必复作，盍归诚佛僧求一洗之？”五年之中，每隔一两天，他就去城南精舍安国寺，从早上待到晚上，焚香默坐，深自省察，刮大风下大雨也不耽误。他自陈，归诚佛僧后，“物我相忘，身心皆空，求罪垢所以生而不可得。一念清净，染污自落，表里翛然，无所附丽，私窃乐之。”自我内视反省或许有之，但未必深切，图一念清净之乐，才是他的本意。
数年之后，好友范镇（字景仁）去世，苏东坡说过几句话，最能见到他对佛学的态度。他说：“范景仁平生不好佛，晚年清慎，减节嗜欲，一物不芥蒂于心，真是学佛作家，然至死常不取佛法。某谓景仁虽不学佛而达佛理，虽毁佛骂祖，亦不害也。”东坡说佛，得真佛旨。
向佛之外，苏东坡又对道家尤其是养生术生发兴趣，曾到天庆观闭关清修七七四十九天，并与道士过从甚密，与滕达道、王定国、苏子由等人相互切磋炼服丹药。《南堂五首·其二》：“故作明窗书小字，更开幽室养丹砂。”《与王定国书》：“安道软朱砂膏，轼在湖亲服数两，甚觉有益利，可久服……近有人惠大丹砂少许，光彩甚奇，固不敢服。然其人教以养火，观其变化，聊以悦神度日。”
一个普通人，一日心情尚有几变，醒来与梦中，白天与夜晚，醉后与醉前，所思所想多有参差甚至相违。这是人之常情。被贬谪之人，心绪自然更是多变的。由苏东坡在黄州写的诸多诗文可知，他时而旷达超迈时而悲愁叹息，时而随缘自适时而忧心忡忡，时而积极阳光时而消沉晦暗，时而出世时而入世。儒释道三教，在他身上也时常相互抵牾。说到底，他归诚佛僧，并不是沉溺于其中，而是如《黄州安国寺记》和《答毕仲举书》所言，是以佛法驱赶心头的阴霾，洗涤内心的尘土，让自己尽量保持豁达平和的处世态度。他学道，炼丹、合药、服丹药、闭关、打坐、练瑜伽，主要是为了养生，也是为找些事情来做，以遣送无聊时光。虽然向往延年益寿之术，但他也并未达到痴迷的地步。
黄州时期，佛老气息在苏东坡身上虽然日益浓厚，有时甚至占据了思想的主导地位，但尚在肌肤。到了贬谪惠州、儋州时，其佛老思想已经深入骨髓。我以为，苏东坡学佛学道，一部分是天性，更主要是时势使之然，他不得不然。
东坡高才，当世无双。
他的著作，仅留传下来的，就有诗两千七百多首，词三百多首，其他论、传、书、表、策、记、檄、疏、札、叙、铭、题跋等各类文章四千八百多篇，浩浩乎，洋洋乎，数量之多、质量之优，在人才辈出、济济多士的北宋，也是最高文学成就的代表之一。然而他写得最好的作品，自己最满意的作品，世人有口皆碑的作品，无疑是在黄州、惠州、儋州贬谪时期所作。
从御史台诏狱里刚刚放出来，这个因诗获罪的人，当天借着酒兴，就写了两首诗，诗题为《十二月二十八日，蒙恩责授检校水部员外郎黄州团练副使，复用前韵二首》，诗中说：“平生文字为吾累，此去声名不厌低。”又说，“却对酒杯浑是梦，试拈诗笔已如神。”写完掷笔而笑：“我真是不可救药！”
国家不幸诗家幸，先生诗笔已如神。观其黄州所作诗词文章，《定惠院寓居月夜偶出》《寒食雨二首》《鱼蛮子》《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洞仙歌·冰肌玉骨》《念奴娇·赤壁怀古》《记承天寺夜游》《前赤壁赋》《后赤壁赋》诸篇什，篇篇贵于黄金，首首珍于美玉，每一篇每一首都可以拿来换五座城池，真似有鬼助神襄。苏东坡对此也是颇为自得的。《与陈季常书》：“近者新阕甚多，篇篇皆奇。”又在笔记中说：“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而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其他虽吾亦不能知也。”他评价韦应物、柳宗元诗：“发纤秾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评价陶渊明诗：“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这些评语，其实也可以拿来评价他自己。
黄州是他身体和灵魂的放逐之地，也是他的文章福地。后来的惠州、儋州也是。
苏东坡的诗文，虽然苏辙说“得之于天”，但其少作稍嫌稚、涩、粗、空，有刻意锻炼的痕迹，学李杜而未精熟，还未形成鲜明的苏氏文风。后来在朝廷、地方做官，特别是贬谪三地，其诗文风格逐渐形成。他后两次在朝中任职，熙宁时期与王安石变法派激烈争斗，无暇写诗作文，作品很少，元祐时期又与司马光、程颐等缠斗，作品虽然不少，但多是应酬诗。在朝时，其作品风格大致是快利雄健、论辩滔滔，然而多不足观，除了题画，更无名篇。在地方官任上所作，大体而言，清旷简远，空灵蕴藉，远胜在朝时期。而在贬所，得大好江山之助，得身世多艰之力，又深受陶渊明诗风濡染，诗文日益精进，越来越趋向平淡自然，越来越精湛纯熟，名篇佳作迭出。其风格的形成和渐变，和其经历密切相关。
“秀语出寒饿，身穷诗乃亨。”这话是苏东坡说的，出自《次韵仲殊雪中游西湖二首》。“应怪东坡老，颜衰语徒工。”这话也是苏东坡说的，出自《行琼儋间，肩舆坐睡，梦中得句》。说起寒饿，说起身穷，说起老迈，于苏子而言，大体上惠州甚于黄州，儋州又甚于惠州。说起诗之亨，说起语之工，说起滔滔汩汩一日千里无难，说起笔如神，也是惠州甚于黄州，儋州又甚于惠州。东坡越老，头发越白越少，其诗词文章越工，书法绘画越妙。黄庭坚跋东坡文章：“皆雄奇卓越，非人间语。”“东坡道人在黄州时作，语意高妙，似非吃烟火食人语。非胸中有万卷书，笔下无一点尘俗气，孰能至此。”他论东坡书画：“蜀人极不能书，而东坡独以翰墨妙天下，盖其天资所发耳。观其少年时字画，已无尘埃气，那得老年不造微入妙也。”“东坡墨戏，水活石润，与今草书三昧，所谓闭户造车，出门合辙。”真乃知音之言。
清夜里，寒风在户外啸叫，我端坐书案前，重读苏东坡在惠州和儋州所作《荔支叹》《章质夫送酒六壶，书至而酒不达，戏作小诗问之》《和陶拟古九首》《被酒独行，遍至子云、威、徽、先觉四黎之舍三首》《减字木兰花·春牛春杖》《书上元夜游》这些诗词文章，不禁拍案而叹曰：老东坡文神附体也！作诗填词著文章，出经入史，随物赋形，神完气足，酣畅淋漓，迅捷如铜丸走坂，浩荡如海水扬波，自然如和风吹湖，轻矫如野兔上山，清峭如雪中老梅，超妙如仙人隐现，不测如鬼魅去来。如之奈何！
20世纪40年代，林语堂赴美，在大洋彼岸读苏东坡，用英文写苏东坡。他说：“苏东坡是个秉性难改的乐天派，是悲天悯人的道德家，是黎民百姓的好朋友，是散文家，是新派画家，是伟大的书法家，是酿酒的实验者，是工程师，是假道学的反对派，是瑜伽术的修炼者，是佛教徒，是士大夫，是皇帝的秘书，是饮酒成癖者，是心肠慈悲的法官，是政治上的坚持己见者，是月下漫步者，是诗人，是生性诙谐的人。可是这些还不足以勾绘苏东坡的全貌。”
林语堂概括的苏东坡，的确不是苏东坡的全貌。譬如，苏东坡还是炼丹术士，是药剂师，是垦荒的农夫，是天涯流浪客，是五经博士，是学道人，是中国公立医院最早的创建者，是和尚道士的俗世密友，是画家，是制墨家，是美食家……最重要的，他还是一个积极的生活家。
诗人、词人、书画家、文章家的灵魂飘荡在天地之间，用来盛装和寄托风雅的肉身，却需要一个遮风挡雨的庇护所。即使在贬谪之中，苏东坡也积极认真地生活，最显明的是，无论在哪里，他都要为自己建一个虽然简陋但必然清雅的居所。
初到黄州，苏东坡暂住古刹定惠院。不久因为太守的礼遇，苏东坡一家迁居临皋亭。临皋亭本是驿亭，在长江边上，官员走水路时经过，可以在亭中小住。这里风景清旷，白云左绕，青江右回，有风涛烟雨之美，有云山水霞之胜，往下走十几步就是长江，江水一半来自故乡峨眉山。苏东坡对这里很是满意，在给友人的手札里说，此地“江南诸山在几席，此幸未始有也”，又感慨说，“江山风月，本无常主，闲者便是主人”。后来陆游到黄州，在《入蜀记》中说，抵达临皋亭，烟波渺然，气象疏豁，东坡先生曾经寓居于此。
临皋亭是官家的，住家可以，读书会客却不太相宜。于是第二年，他在东坡筑了雪堂。东坡是黄州城东的一面山坡，名字是苏子取的，原是一片荒地，估计是已经废弃的兵营，瓦砾遍地，荆棘丛生。友人马正卿同情苏东坡一家缺衣少食，主动请求太守拨付数十亩荒地供苏东坡耕种。从元丰四年（公元1081年）起，一直到元丰七年（公元1084年）正月改迁汝州团练副使离黄赴汝，东坡先生一直躬耕其中，并自称东坡居士。在唱和孔毅甫的诗里，他说：“去年东坡拾瓦砾，自种黄桑三百尺。今年刈草盖雪堂，日炙风吹面如墨。”雪堂就建在东坡，大雪纷飞时完工，有房子五间，墙是他自己油漆的，画着雪里寒林和江上渔翁。雪堂虽朴陋，却来过很多尊客，米芾就是在这里初识苏东坡的，他们在这里喝茶、饮酒、谈闲、论书画。几十年后，陆游也来过。陆放翁在文章里说，雪堂正中间挂着苏东坡画像，画像上的苏子身着紫袍，头戴黑帽，手持藤杖，倚石而坐。按陆游的描述，这幅画像很像李龙眠画在金山寺、后来苏东坡补题“问汝平生功业”的那一幅；但肯定不是同一幅，苏东坡在世时，很多人为他画过像。最有名的除了赵孟頫画的东坡小像，李龙眠画的金山画像，就是《西园雅集图》中那幅纸本水墨。《西园雅集图》也是李龙眠所画，画里的苏东坡倚桌写字，黄庭坚、秦观、米芾、晁补之等人在旁围观。
那几年，苏东坡白天在东坡劳作，或在雪堂读书著述，晚上回到临皋亭陪伴家人。暇日，便与渔樵为友，遍览山水之胜。在僻陋多雨的黄州小镇，他过了一段逍遥日子。但元丰七年（公元1084年）正月，神宗皇帝一通御札将他调至汝州。御札文字为：“苏轼黜居思咎，阅岁兹深，人才实难，不忍终弃，可移汝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哲宗皇帝即位，苏东坡复朝奉郎，知登州；到了登州，又召为礼部郎中。既而，遵照神宗皇帝遗命，除起居舍人，再迁中书舍人，翰林学士兼侍读。
苏东坡品性高洁，又正直倔强，眼里容不得沙子，更不会韬光养晦左右逢源。刘器之论苏东坡，说了句很到位的话：“非唯不合于熙宁、元丰，而亦不阿于元祐，非随时上下者也。”此次在朝，苏东坡卷入政治漩涡，先是与司马光政见不合，后又陷入朋党之争，复因言论锋利被当权者所恨，屡屡不安于朝，为求自保，只好乞求外任，先以龙图阁学士知杭州，后辗转多地，再徙扬州。元祐七年（公元1092年），他以兵部尚书兼侍读召还朝中，不久迁礼部尚书，兼端明殿、翰林侍读二学士。第二年，御史黄庆基、董敦等连连上疏弹劾，称朝中蜀党太盛，苏氏兄弟相为肘腋，又指苏轼起草诏制多次讪谤先帝，苏东坡无奈只好乞郡自效，以端明殿、翰林侍读二学士知定州。
宋哲宗绍圣元年（公元1094年）四月，章惇拜相，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蔡京等也入朝任要职。这些奸人以绍述熙宁、元丰新政为名，尽复被后人尊为“女中尧舜”的高太后临朝时废弃的新法，同时大肆迫害元祐旧臣，党争之祸全面爆发。说起元祐党争，前人论述十分明白，自司马光去世后，朝中一班贤臣失去了领袖，分裂为蜀党、洛党、朔党三党，君子与君子相互攻诋不已，终被奸人指为朋党，最终酿成大祸。洛党之首是程颐，朔党之首是刘挚、梁焘、王岩叟、刘安世，而蜀党之首就是苏轼。苏东坡是道德君子、文章大人，但也并非完人。他率蜀党排挤大儒程颐一事，就为当时朝臣所诟病。其言谈率性、尖锐又戏谑，行事意气，也容易得罪小人。
此时，章惇与苏东坡这一对故交早已反目，他第一个向苏东坡开刀，指使御史旧事重提，再次诬陷苏东坡“毁谤先王、讥斥先朝”，并说“当明正典刑”。苏东坡被削去二学士职，远调岭南为英州太守。赴岭南途中，一个月之内官职一降再降，一直贬到惠州，充任宁远军节度副使。贬惠州的圣旨由林希奉章惇风旨起草，用意极为恶毒，其中说到：“朕初嗣位，政出权臣，引轼兄弟，以为己助。自谓得计，罔有悛心，忘国大恩，敢以怨报。若讥朕过失，亦何所不容，乃代予言，诬诋圣考。乖父子之恩，害君臣之义。在于行路，犹不戴天，顾视士民，复何面目？”
这年冬十月，苏东坡跋涉一千多公里到了惠州，开始了第二次流放生涯。此时的苏东坡，厌倦了朝中的互相倾轧，身心疲惫不堪，有了贬居黄州的经历，加上当地官员和百姓的悉心照顾，他在惠州倒是过得不错。到惠州后，黄州老朋友陈季常来信，说打算过来探望。因路途迢遥，苏东坡回信劝阻：“到惠将半年，风土食物不恶，吏民相待甚厚……欲季常安心家居，勿轻出入。老劣不烦过虑……亦莫遣人来，彼此须髯如戟，莫作儿女态也。”
在惠州，苏东坡先是寓居合江楼，俄而迁嘉祐寺，又居松风寺。第二年春天，他开始在归善城城墙附近的一座小山上盖房子。因房子建在白鹤峰上，苏东坡名之为白鹤居，后人为纪念王朝云，称之朝云堂。白鹤居很是精雅，有房屋二十间，四周遍植柚子、荔枝、杨梅、橘子、枇杷、栀子和桧树。此前，他给王巩写信说：“南北去住定有命，此心亦不念归，明年筑室作惠州人矣。”言语中有巴适之意。
已近花甲之年的苏东坡，是真心打算终老惠州。惠州离贬谪高安的苏子由不远，兄弟二人时相往还。邻近地区的官员都来和他结交，不断送来酒、食物、药物、礼品。他和州里的农民、读书人、和尚、道士、隐士、手工业者交朋友。他早说过，自己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不久，惠州连鸡鸭猫狗都认识苏东坡了。他的邻居，一家是翟秀才，可以与之谈诗论画，一家是酿酒的林老妪，可以经常赊她的酒喝。他依旧爱饮酒，写了好几篇酒赋，还亲手学习酿造当地人爱喝的桂酒。对于酒的态度，他在《书东皋子传后》里坦言：“余饮酒终日，不过五合，天下之不能饮，无在余下者。然喜人饮酒，见客举杯徐引，则胸中为之浩浩焉，落落焉，酣适之味乃过于客。闲居未尝一日无客，客至未尝不置酒。天下之好饮亦无在余上者。”又在《浊醪有妙理赋》中说饮酒佳境：“在醉常醒，孰是狂人之药；得意忘味，始知至道之腴。”每每读来，心间湛若秋露，身上如沐春风。东坡先生是真饮者，真饮者不在酒量大小，在得酒之真趣。
他依旧研究佛经和道家的养生术，依旧热衷社会改革和公益事业。他建议并协助当地官员建筑桥梁，安葬暴露于荒野的尸骨，赈济灾民，推广黄州用于插秧的“浮马”，用大竹子相连接引山泉到城中，想方设法阻止瘟疫的流行。当然，读书著作，写字画画，仍是日课。
他在惠州过得还算不错，何况有朝云陪伴左右。朝云姓王，钱塘人，年龄比苏东坡小了二十多岁，美丽聪明又活泼有生气。她是苏东坡的爱妾，也是他的红颜知己，“学士一肚子不合时宜”的典故美谈至今。他的第二任妻子王闰之此前已经去世，朝云也是他事实上的妻子。苏东坡显然是爱恋朝云的，引佛经典故，称她为天女维摩，意思是她纯洁不染尘埃。在《朝云诗》中，苏东坡有句云：“不似杨枝别乐天，恰如通德伴伶元。阿奴络秀不同老，天女维摩总解禅。”关于她的相貌，秦观在诗中说她美如春园，目似晨曦。苏东坡在《殢人娇·白发苍颜》词里也写道：“朱唇箸点，更髻鬟生彩。”可见是个妙人。
只惜佳人命薄，生的儿子苏遁十个月时早夭，自己又不长寿，到惠州不久就染上瘟疫去世了，其时只有三十四岁。遵照她的遗愿，苏东坡把她安葬在湖边小山上。在《悼朝云》诗里，他这样追悼心爱的女人：
苗而不秀岂其天，不使童乌与我玄。
驻景恨无千岁药，赠行惟有小乘禅。
伤心一念偿前债，弹指三生断后缘。
归卧竹根无远近，夜灯勤礼塔中仙。
朝云往西方乐土去了，高情已逐晓云空，弹指三生断后缘，苏东坡在惠州的安心日子很快也到了头。绍圣四年（公元1097年）二月四日，因怀疑皇帝拟再次起用元祐党人，章惇再次重贬司马光、吕公著、吕大防、刘挚、苏轼、苏辙等人。当年闰二月，苏轼责授琼州别驾，昌化军安置，苏辙贬雷州。六月，他在雷州别过子由，带着苏过渡海，七月抵达昌化。
这一回，一代大才子真是穷途末路了。其“某垂老投荒，无复生还之望。春与长子迈诀，已处置后事矣”诸语，令人不忍卒读。
海南那时候虽然在宋廷统治之下，实是化外之地，是荒服中的荒服。甫至儋州，苏东坡在笔记中写道：“岭南天气卑湿，地气蒸溽，而海南为甚。夏秋之交，物无不腐坏者。人非金石，其何能久？”又写道，“吾始至海南，环视天水无际，凄然伤之曰：何时得出此岛也？”
苏东坡初到海南，也是寄居官舍。所谓官舍，只是一所破旧的房子，雨一来屋就漏，床得东挪西移。如前所言，后又被董必派人逐出，在当地官民帮助下，在桄榔林中盖了三间茅屋，如老僧一般居住其中，三餐食芋，日夜著书。
《周易·蹇卦》六二爻辞：“王臣蹇蹇，匪躬之故。”虽然不是为自己的私事，王的大臣还是漂流海外，生死不可知。
既然生还北土无望，要么老死儋州，要么病死儋州，苏东坡于是干脆乐观地生活着。他劝慰自己，海南固然不宜人居，但儋耳百岁老人很多，八九十岁的不计其数，自己未必不长寿。他又参佛老之言，宽慰自己说，海南虽是孤岛，但天地在积水之中，九州在大瀛海之中，中国在少海之中，天下生物哪一个不是在孤岛上呢？他的意思是，在哪里生活都是一样的。
如此如此，在诸般用度紧缺的窘迫中，他大多时候也能安之若素。这种积极的、至少是随遇而安的生活态度，反映在诗歌里。《寄子由》：“他年谁作舆地志，海南万里真吾乡。”《汲江煎茶》：“大瓢贮月归春瓮，小杓分江入夜瓶。”
话虽如此说，诗虽如此作，其实他是口吃黄连苦在心。《纵笔三首》其二：“父老争看乌角巾，应缘曾现宰官身。溪边古路三叉口，独立斜阳数过人。”斜阳下，当年的王的重臣，孤独站在三叉路口上，默默数着路过的人。《海南人不作寒食》：“老鸦衔肉纸飞灰，万里家山安在哉？”寒食之日，他携一瓢酒，找当地读书人共饮，不料他们都已经外出，只有一个符姓老秀才在家，两个人你一杯我一盏喝到酩酊，醉里想到远在万里之遥的故乡眉山，想到自己和兄弟都不能到父母坟前烧一刀黄表纸。
落魄极矣，孤清极矣，惨淡极矣。
多年以前在黄州，苏东坡写《正月二十日与潘郭二生出郊寻春，忽记去年是日同至女王城作诗，乃和前韵》，诗中说：“人似秋鸿来有信，事如春梦了无痕。”《念奴娇·赤壁怀古》中也有“人生如梦”之语。世事不过如春梦，春梦无痕迹，却有呼应。在儋州，有一天，他头上顶着一只大西瓜，在田野里边走边唱，遇见当地一个老妇人。老妇人对他说：“翰林大人，从前你在朝廷上当大官，现在想起来，是不是像一场春梦？”我猜测，这个被苏东坡称为春梦婆的老妪，她的一番话让苏东坡愣怔了好久。就像那夜我“神遇”东坡先生，醒来在窗前愣怔好久一样。
仍是《周易·蹇卦》，其上六爻辞说：“往蹇来硕，吉，利见大人。”过去偃蹇，归来可建大功，吉祥，利于出现大人。无生还之望的人，终于等到了朝廷量移内郡的赦免令，六十四岁的苏东坡竟然生还了。归来再建大功就免了吧，君子出海岛矣，如同当年出黄州、出惠州，当地父老含泪相送，不舍先生离去。
即使是齐生死的人，有生之希望，还是宁愿活着。离开儋州前，他在《儋耳》诗里这样写：“霹雳收威暮雨开，独凭栏槛倚崔嵬。垂天雌霓云端下，快意雄风海上来。野老已歌丰岁语，除书欲放逐臣回。残年饱饭东坡老，一壑能专万事灰。”狂喜之情态，绝似李太白《早发白帝城》。赴廉州经过澄迈，《澄迈驿通潮阁二首·其一》如此写：“余生欲老海南村，帝遣巫阳招我魂。杳杳天低鹘没处，青山一发是中原。”天帝派遣巫师来招我魂魄了，行行复行行，中原的青山像头发丝一样，隐隐在望。北归路上的苏东坡，心情实在是复杂的，但总体而言，是喜出望外。即使一年后就病逝于常州，他也无憾了，毕竟是死在心心念念的地方。
一生历事无数，游历做官所到地方无数，交友无数，诗文无数，先生生平正如其《六月二十日夜渡海》中的四个字：兹游奇绝。
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这个早年自称天涯倦客的人，其实也是天涯不倦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