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歌，苏州人。1990年代开始小说创作，在《人民文学》《收获》《十月》《当代》等核心文学期刊发表作品800余万字。大量作品被《小说选刊》《小说月报》《中华文学选刊》《长篇小说选刊》《中篇小说选刊》《新华文摘》和各种年度精选本转载收入。作品集《八月之旅》入选“中国小说50强丛书”。另有作品被翻译至国外，多部作品被改编拍摄为电影。
一
松陵镇是吴江县城。吴江后来撤县设市，再后来又成为了今天苏州市的一个区。尽管如此，吴江人还是觉得自己是吴江人，苏州人也觉得吴江人就是吴江人。苏州人和吴江人都并不觉得吴江人就是苏州人了。这有点奇怪，不知道别的地方情况怎么样。比如南京，住在江宁那里的人，他们当然觉得自己就是南京人，不会说自己是江宁人。
话休絮烦。我在进入县文化馆工作之前，也是曾经在松陵待过的。那是1980年代中期，我任职于吴江县非常偏僻的一个乡镇学校，那个地方名叫八都，整个镇子一共只有三五家小店，最大的单位，就是中学和小学了。学校里白天还算热闹，下午一放学，学生都回家了，老师们也都回家了。因为学校大部分都是民办教师，他们是不住在学校的，所以晚上校园里空荡荡的，只有校长和教导主任两家，还有一个我。那是一段非常寂寞的记忆。由于我跟校长关系不好，他便想方设法要把我调走。他几次三番到县城，跑去文教局，就是专门为了要把我调走，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文教局并没有正式将我调到别的学校，而是通过借调的方式，让我暂时离开八都中学，去了位于县城的湖滨中学，也就是今天的松陵一中。那时候年轻，更没有城府，对此安排无法知其所以然，也不想深究其中原委。走就走吧，管它是调动还是借走，高高兴兴地就去了。
那时候松陵镇不大，湖滨中学位置相对偏僻，跟商业繁华的三角井地区隔着很广阔的农田。记得正值春天，我经常走过这片农田，看到菜花金黄如海，不免诗兴大发。是的，那时候我已经开始写诗，并在一些报刊发表了作品。我还自己油印装订了一本《荆歌的诗》，书名脱胎于《志摩的诗》。不过，路过农田的时候，我并没有打算为春天写一首抒情诗，而只是在诗情涌动之下，斟酌出了两个句子，那就是：“春风风人，菜花正花。”我很为这两句话自鸣得意，并越发感觉汉语尤其是古代汉语的精妙。你看呀，两个风，两种词性，第一个风是名词春风，后一个风成了动词，风人，就是风把人吹得麻酥酥暖洋洋的意思。而“菜花正花”的第二个花，在这里也名词动词化了，是菜花开放、绽放、怒放的意思。这多有意思嘛！
湖滨中学语文教师办公室，是一个欢乐的地方。
教研组长赵安民，是一位语文功底超级扎实的老师。他的绝活是，解释词语往往跟《现代汉语词典》相差无几。我们都不相信他会没事就抱一本《现代汉语词典》逐条背诵。他的本事就是对词义吃得准，说得精确。这样的人，无需去背词典，词典一定就是由这样的人来编写的。
谢钟老师因为名字里有一个钟字，我们就经常在背诵惠特曼的诗《船长啊！我的船长》时，把那句“响吧，钟！”吼得仿佛要把屋顶掀掉。这时候的谢钟老师，就会笑眯眯地说：“诗人与精神病，果然就是一步之遥！”谢老师这样的反应，并不表示她就是一个少见多怪的保守的人。恰恰相反，她非常开放。她生了一个儿子，居然既不随父姓，也不随她姓，而是选择了不要姓，直接就叫“天然”。那时候我们都没有深究，她给儿子起这样的名字，她爹妈是不是答应，她公婆是不是答应。即使她公婆爹妈都答应，派出所报户口的地方又是不是能够答应。
小钱是一位比我还小一岁的年轻女教师，我们因为年纪相仿，并且办公桌挨着，所以关系也就特别好。学校里的老师们，都以为我们有可能成为一对，这种猜测，甚至还在学生中流行。但我们却始终保持着纯粹的同事关系，并且这种友谊一直持续到今天。那时候我经常去她家里玩，她的妈妈特别慈祥，每次都会留饭，又特地多做几个菜。小钱有一个妹妹一个弟弟，家里很是热闹。小钱绝对是个“文青”，不仅读很多书，还拉小提琴。《围城》和《写在人生边上》当时都是她借给我读的，我因此对钱钟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后来我去买了《管锥编》和陈寅恪的《柳如是别传》，发现看不太懂，于是就明白了小钱老师为什么不把它们推荐给我读。我们那时候在办公室，有事没事都会比赛背诗。背徐志摩，也背戴忘舒，舒婷北岛顾城的也背，还有洛尔迦、金斯伯格、海涅和泰戈尔等等。
如此文艺的气氛，是那个时代的显著特征。我们的办公室，更因为有着另外一位特殊人物而有了更加浓郁的文学氛围。此人就是王宗轼，我们都叫他阿轼。
阿轼的父亲，是苏州大名鼎鼎的文人王西野。王西老不仅是有名的画家，还是一位精通造园艺术的高人。苏州许多颓败甚至废弃的园林在1980年代的恢复修葺，都有王西老的贡献。王西老与周谷城、陈从周、何满子、邓云乡、杜煊等当时显赫的名流过往甚密。沾了阿轼的光，我至今还藏有王西老的花鸟画和邓云乡的书法。在当时，阿轼这样的人物，实在是让我们大开了眼界，让我们知道了许多也许一辈子都不会知道的事情。阿轼没有辜负他的书香门第出身，他年纪轻轻，就一肚子学问。在苏州大学读书时，他是跟着钱仲联教授研究清史的。他对五四时期的文学和外国现代派文学，也都有深入的了解和研究。虽然他与我们是同事，但实际上他是我们的老师，是文学上的启蒙老师。他曾经发表过一篇著名的文章《文学的倒流》，开启了文学界对除鲁迅柔石等少数作家之外的大量五四作家的关注和研究。沈从文、张爱玲、废名、陆蠡、施蛰存、徐志摩、陆小曼，这些名字在当年对我们来说是那么的陌生和新鲜，但是在阿轼的嘴里说出来，却如数家珍，仿佛这些人都是他的朋友和邻居。
阿轼还做得一手好菜。这菜，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厨师菜，而是李渔、张岱、袁枚、汪曾祺、王世襄之流的名士手艺。在湖滨中学他的宿舍里，我们不知道吃了多少他亲手在煤炉上做的菜。我至今还记得一道鱼鳞冻，是用青鱼的鳞片以小火煮出胶质来，掺入陈皮、姜丝、松仁和料酒轻盐，进冰箱冷冻后切成二厘米见方的精致方块，入口鲜美，咬上去弹牙，是妙品。
那时候我跟苏州城里的诗人车前子、陶文瑜、叶球等已经有了来往。二十出头的年纪，精力充沛，他们到湖滨中学来看我，竟是骑自行车而来。来了之后，自然要见阿轼。阿轼也就免不了做一顿饭招待大家。不过我清楚地记得，那天煤炉有点刁钻，火力不济，阿轼做得很不顺手，估计也是有点累了，只听他轻声抱怨道：下次不做给你们吃了！
阿轼轻易是不生气的，总是红光满面，一团和气，面容酷似弥勒。他的人生乐趣，除了读书做菜，就是跟同事们在一起说笑。我们是一个文武双全的办公室，不仅谈诗论文，还在地上用粉笔画了线，比赛立定跳远。玩得嗨了，竟然还翻起了跟斗。有次忘记把门锁上，一名女学生进来交作业，看到几位老师竟在地上翻跟斗，惊得尖叫了起来。
阿轼在苏州大学读书的时候，与范小青是同学。毕业后，范小青留校任教，阿轼却被分配到了吴江县里。我们有缘，能够有半年快乐的相处。我借调结束，正式去了震泽第二中学，阿轼也调回了苏州城里，后来进到陆文夫挂帅的《苏州杂志》去了。当年我也想去杂志社工作，但是陆文夫不要我。我和车前子，他都不要。他曾几次对我说：“你上了人家的当！”有一次在饭局上，我实在忍不住，就问他道：“陆老师，我听不明白，我到底上了谁的当？”陆文夫见我来者不善，便笑笑说：“现在好了！”其实我心里是清楚的，他指的是我的写作。那时候我已经开始写小说了，他总是觉得我和车前子是“现代派”。而他是很看不惯“现代派”的，所以就说我是上了别人的当，上了卡夫卡和乔伊斯他们的当呗！
陆文夫不要我，他要了阿轼。他是有眼光的。把阿轼这样的人弄去办《苏州杂志》，当然是再合适不过了。阿轼不仅自己肚子里有货，而且人脉广，组稿自然不是问题。
可是阿轼不久就得了白血病。据说是因为家里装修了新房子，甲醛没有散去，就匆匆住进去了，而且是冬天，门窗又紧闭着。可怜他这么一个妙人，英年早逝，真是叫人恸哉惜哉！
借调湖滨中学短暂的一个学期，是一个快乐而充实的学期。我一面向阿轼学习文学，一面也把文学的种子播撒在学生的心里。
学生受了我的影响，也都弄个本子，抄录一些诗歌。他们的小脑子里，也都装进了艾略特和波德莱尔。后来一位姓金的学生，高考居然语文成绩全县第一，上了复旦。消息传来，真是让我扬眉吐气。这位金同学大学毕业后，成了一名企业家，和我一直保持着亦师亦友的良好关系。我结婚那天，他还和阿轼、小钱老师一起来参加了我的婚礼。后来我们经常在一起吃饭、旅行，两次自驾去青藏，所经历的奇异和惊险，写出来的话又是很长的篇章。
二
1988年5月，我调入吴江文化馆工作。县文化馆坐落在葱郁的松陵公园内，是一幢民国小洋楼。我觉得这个地方才是吴江县城的中心，因为，在我们的小楼后面，就是一个隆起的土包，它的名字叫七阳山。说它是山，实在勉强，它是连丘陵都算不上的，也许只是当年公园里挖池塘挖出来的泥堆成的，就是一个大的土墩墩。然而它又确实有着山的气息。一座方亭建于七阳山顶，它是县城甚至整个吴江县的最高点，虽然海拔只有一二十米。七阳山上有一片松林，古木参天，极有画意。我每次独自走上七阳山，步入松林，即使是白天，都会想起王维的诗句“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松陵镇的得名，想来就是因为七阳山和这片入画的松树林吧。
我对这幢小洋楼的感情应该说是极其复杂。我爱它，因为我在其间工作了整整十二年。后来的某一天，在我离开它当了专业作家之后，听说它有可能被拆除，便着急得马上给县领导写信，请求他们手下留情，一定不要将这幢房子拆掉。我的理由是，它是有历史的建筑，并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尤其是它与身后的七阳山，与那片松林，构成了美妙的关系。也就是说，如果这幢楼的后边没有七阳山的松林，它看上去就不会像今天这样美；而七阳山一旦失去了这幢漂亮的小楼，也将会形单影只，失了魂似的枯燥无味。
后来当然没有拆，至今也没有拆。也许当时要拆只是一个谣传。松陵公园至今依然是全吴江最美的地方。费孝通先生仙逝后，就安葬在这里，可见他也是爱这里的。他是吴江人，他和我一样爱这座公园，爱这小小的七阳山。
人们都以为，文化馆就是负责群众文化，唱唱跳跳之类的。其实除了音乐舞蹈曲艺小品之外，还有一个创作组。确切些说，是创作辅导组。我们组最早只有三个人，几乎也是三代人，我是最年轻的。我们三人有明确的分工，组长徐文初先生负责曲艺和民间文学，张明观先生负责文学，我负责戏剧小品和歌词什么的。
不过我的主要精力还是写小说。开始是在本子上写，埋头写，别人也不知道我在写什么。也许他们知道我在写什么，但是也不说什么。后来好像是1990年，我有了电脑。在家用电脑写，到了单位再手写，感觉有点接不上，于是又买了一台电脑，放在办公室。这样写作效率就高了。那是我产量最高的时期，我写了大量的中短篇小说，打印出来四处投稿。我比较有野心，觉得自己的小说已经够得上全国一流水平，于是向所有的文学大刊投稿。《人民文学》是“国刊”，我给它寄了中篇小说《太平》，于是收到当时的编辑李敬泽长长的回信。他夸了我的小说，并且说：“我想我们会成为好朋友的。”这个话太让我激动了！回想起来，整个1990年代，我都处在一种写作的亢奋状态。《收获》被称为中国当代文学的最高殿堂，我把短篇小说《口供》寄给他们，后来便接到了程永新打来的电话。他说他们考虑发表这篇小说，只是要我作一些修改。修改当然没问题，改十遍都没问题！后来我知道，《收获》就是有让作家修改作品的传统的。进入新世纪，因为要发表我的长篇小说《鸟巢》，主编李小林跟我通了四十分钟电话，这种对作品认真的态度，既让人感到痛苦，又不得不感动和崇敬。我还给当时的“四大名旦”《当代》《十月》《钟山》《花城》投稿，这些刊物也都相继发表了我的小说。《花城》主编田瑛在给我的来信中写道：“你的作品跟为数不多的几位当红作家比，丝毫都不逊色。”我给《钟山》寄的是一组散文，发表出来之后我也不知道编者是谁。后来认识了苏童，他对我说：“你的散文是我编发的。”程永新不止在一个场合提到，甚至在他回忆录式的《一个人的文学史》里，都把我作为《收获》在自由来稿中发现作家的一个典型例子。
我像弹奏钢琴练习曲一样，每天埋头写作。噼里啪啦地打字，偶尔抬起头来，看一眼窗外的绿色，听几声婉转的鸟鸣，觉得世界很不真实，但是世界很美。
我的长篇《粉尘》，开始打第一个字的时候，天气正好入梅。等我写完最后一句，抬起头来，张明观先生说，今天出梅了。
除了《收获》和《人民文学》这样的刊物，我还在许多偏远的小刊物发表作品，因为我写得实在太多了，不可能《收获》《人民文学》每期都发我的作品呀。《收获》已经在一年之内发了我两部长篇小说，这也是破天荒的吧！
馆长对我有点意见，这我能理解。因为我的本职工作是群众文化创作辅导，而且我又不分管文学，自己起劲地写小说，显然是有点不务正业了。但他是一位仁慈宽厚的领导，从来没有直接向我提出警告，只是在全馆会议上，委婉地指出，要大家摆正“一岗和二岗”的位置。有一天，他轻轻地走近我，像打量怪物一样看着我桌上的电脑，轻声问道：“这个，费不费电？”
后来，我们的老门卫闵师傅告诉我，馆长经常去他那里看往来信件，对我的稿费单似乎特别关注。
文化馆的老门卫闵师傅，也是一位文化人。他是唱宣卷出身的。宣卷是个什么东东？是一种连说带唱的地方曲艺，跟评弹非常接近，几乎就可视为苏州评弹的一个分支。据说闵师傅年轻的时候走乡串寨演出宣卷，是很有名气的一位民间艺人。他在县文化馆身兼数职，既是门卫和收发，还是文艺画廊的抄写员。他写得一手工整的毛笔字，字体看上去有特别的古意。有时候节庆演出，他还会上台唱一段宣卷。闵师傅一袭长衫，眉飞色舞地演唱，用的是当地的土话。我记得他给我看过一份宣卷《螳螂做亲》的抄本，是他行走江湖几十年的拿手绝活。“暴眼乌珠扁头，长脚短手，”我至今还记得他这两句描写螳螂的戏文，总让我联想起摇滚歌手张楚的“蚂蚁蚂蚁蚂蚁蚂蚁蝗虫的大腿，蚂蚁蚂蚁蚂蚁蚂蚁蜻蜓的眼睛”，两者有异曲同工之妙。
闵师傅以文化馆为家，吃住工作都在一楼到二楼之间那个狭窄的楼梯间里。也不知道他在屯村乡下有没有老婆孩子。我因为不抽烟，凡是饭局上拿到一包或者半包烟，都要揣回来给闵师傅，所以他对我特别好；我也把他看作是自己的一位长辈，彼此特别亲。后来馆里动员他回乡下去，倒不是说馆里不要他了，而是因为他年纪实在太大了，大到让所有的人都担心了。闵师傅真正离开县文化馆那天，我心里很难过，特别不舍。
创作组里老中青三位，关系一直都非常融洽。当然我跟张明观先生要更亲近一些。我少年时代在芦墟的时候，他也住在芦墟。那时候他已经是一位有名的作家了，出版了《高高的银杏树》这样一本少儿小说。那时候我们别提有多崇拜他了。但他看起来有点傲气，很少搭理人。我们远远地看见他，叫他一声张老师，他总是微微点一下头，面无表情。但我们一点都没有怨怼，因为我们都觉得，有名气的人，一位作家，就应该是这个样子的。如果他一点架子都没有，我们倒要怀疑他是不是真有本事了。
没想到后来我们竟成了同事，在同一个办公室里工作。张老师阅历丰富，处世沉稳。他对我十分友善，不仅在创作上，生活上也给了我很多教益。
我们做同事的时候，他已经开始着手写《柳亚子传》这样一本大书了。柳亚子是吴江黎里人，是晚清南社主要发起人之一。虽然研究柳亚子的不乏其人，我在吴江政协出版的《吴江文史资料》上也经常读到相关文章，但是写一本柳亚子的传记，这个工作还没有人做。张明观十分努力，那段时间，他频繁出入上海、苏州和吴江的图书馆，复印了大量资料；还跟远在美国的柳亚子公子柳无忌先生亲切通信，全面深入地了解柳亚子，研究柳亚子。我看到过他做的卡片和摘录以及复印的资料，数量大得惊人。
后来《柳亚子传》出版了，填补了柳亚子研究的一大空白，在相关学术领域引起了很大的反响。研究南社，研究柳亚子，似乎就成了张明观毕生的事业。继《柳亚子传》之后，他又出版了《柳亚子研究资料》系列著作。如今他当然早已退休了，住在苏州古城区南团结桥一带，继续着他的柳亚子研究。
我们已经很久没有见面了，也没有任何联系。这几年我尝试写作少儿小说，出版了《他们的塔》和《诗巷不忧伤》等十多部少儿长篇。张明观一定会知道这个事。如果时光倒退，我们还在同一个办公室上班的话，他会对我说些什么？他会为我高兴吗？作为中国当代资深的儿童文学作家，他对我的作品会作出什么样的评论？现在这样想，我有点感慨。人与人的关系真是奇妙又复杂。当年天天在同一个屋檐下办公，彼此又是那样的融洽，分开之后竟然就像是去了各自的世界，再也没有往来和勾连了。人情并不是人们通常想象的那样，许多人，许多事，被时光带走，就会越走越远，远到永远都不会再相见。这到底又是为了什么呢？
三
除了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埋头写作，除了做分内的工作，其他时间，我更多的是在美术和音舞室聊天。音乐辅导老师陈剑荣是我在苏州地区师范时的同学。同学不同班，我读的是中文，他是文艺班的。在地师的时候，开始我们并不认识，我只是在学校的文娱演出时见到他，他总是担任合唱的指挥。在校园里遇见他，印象特别深，因为总觉得他是风度翩翩的。后来因为朱依东，我们认识了。我和朱依东算得上是世交，我的父亲和他的父亲是年轻时的同事，两家的家庭照相簿里，有着彼此穿开裆裤的照片。朱依东也是文艺班的，跟陈剑荣同班。有次朱依东请我帮他们拍一些照片，因为知道我是从照相馆出来的，照片一定拍得好。于是那天我们就去虞山上拍照，我借了同学陈力克的一架海鸥照相机，去为他们几位文艺班的同学拍照。不争气的是，我拍出来的照片一点都不好。简直糟糕透了！照片冲洗出来，都是灰蒙蒙黑乎乎的，也不知道原因在哪。反正很丢人，让他们很失望。
陈剑荣很有音乐才华，他不仅精通很多乐器，还擅长作曲，并且会写总谱。只是这么多年来，他一直都在吴江。在一个小县城里，当然不可能会有太大的发展。有时候也有人把这样的话送给我，意思是，凭我的写作才华，如果不是一直待在吴江，也许就会更有名，因为许多机会是不会眷顾到一个小县城里的人的。不过我想对于坐冷板凳的作家来说，这样的问题可能并不突出吧。过去无非是一支笔一沓稿纸，后来就是一台电脑，在县城写，跟在南京北京写，好像并没有太大差别。陈剑荣不一样，他如果很早就去北京搞音乐，舞台大了，发挥才华的空间就大了。
但他似乎并不在乎。我看他反而很享受在吴江当一个风风光光的名人。他在吴江绝对是名人，经常在各种大型演出上抛头露面，也经常能在电视上看到他。喜欢音乐的，那些唱流行歌曲的，玩乐器的，都对他十分敬重，他是他们的男神，是他们经常挂在嘴边的了不起的陈老师。我那时候很有点羡慕他，主要是看到他身边美女如云。因为我跟他关系密切，所以也认识了一些喜欢音乐的美女，但是她们对我基本都是不冷不热的。在她们眼里，写作的人，几乎就是书呆子。她们对我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你是作家呀？我读书的时候最怕写作文了！”或者说：“我的人生经历很丰富，要不要我把我的故事告诉你，让你写成小说？”
陈剑荣曾经把我写的一首诗谱写成了通俗歌曲，很好听的旋律，我至今还记得。当年我经常去他家里玩，他就在他家的钢琴上弹这首歌，我们一起唱，还会唱和声。有时候他们乐队的几个人在，就唱各种各样的歌。钢琴上放了一瓶白酒，谁想喝了，就倒一小杯，嗞的一口喝下去，歌就唱得更加兴奋了。
更多的时候，是我和他两个人相处。屋里屋外所有的灯都关了，我们就坐在阳台上看天空。夜空纯净，是一片暗暗的蓝。我们都不说话，只是默默地看。我们在看什么呢？我们都是飞碟爱好者，是的，我们坚信，总有一天，总会有那么一刻，我们就看到了外星来的飞碟。后来我还写了一篇散文，题目就叫《等待外星人》。
一个个夜晚，我们都这样默默地看着天空，有时候看到无数星星，像蜜蜂一样似乎在嗡嗡地乱飞；有时候则月光如水，泻在阳台的栏杆上、地面上，也给我们的身体镀上一层银色。每当看到一个亮点移动，我们都精神为之一振。但那并不是飞碟，只是一架飞越黑暗的航班罢了。
如今我们都已经是六十多岁的老人，相聚的时候，还经常会回忆起二十多岁三十来岁在他家阳台上痴痴等待外星人的往事。近四十年过去了，外星人还没有在我们眼前出现。四十年对于浩瀚的宇宙来说，是连一瞬都谈不上的，即使我们再等四百个夜晚，四万个夜晚，四亿亿个夜晚，也不一定能见到外星人。再长的时间，也都是一瞬。如果我们能在某个一瞬实现夙愿，那该是怎样的幸运啊！
有些大型的群众文艺活动，我也会作为评委和陈剑荣坐在一起。他是当然的权威，主评委。我的专业是写作，对于评议演唱肯定不是内行，所以不免心虚。打分的时候，为了不成为被去掉的那个最高分或最低分，我经常会悄悄地征求一下他的意见，或者偷看一眼他写在牌子上的分数。
那是十分快乐的时光，有音乐，有美女，有常人难以体验的小县城的欢腾。有一次我们去某个乡镇当歌唱比赛评委，一位当地的女歌手喝醉了，问她家在哪里，她都说不出来了。作为评委，我和陈剑荣住在当地旅馆的同一间房里。怎么处置这个烂醉如泥的女孩呢？陈剑荣把她扶进了我们房间，安放在他的床上。这一夜我们几乎都没睡。我躺在自己的床上，觉得这样的场景十分荒诞，虽然疲乏，却始终难以入睡。感觉自己的身体就像一片云，飘浮在酒气和女孩的鼾声之上。陈剑荣在椅子上坐了一夜，我感觉他倒是有过几次短暂的睡眠，因为我清楚地听到了他的鼾声。他的鼾声和女孩的鼾声，顾盼映衬，仿佛男女声二重唱。
还有一次当评委，主持人是吴江电视台的美女。活动结束后，她坐在我自行车后座上，让我顺路捎她回家。车骑到一半，突然下起雨来。我们便就近跑进一个建筑工地避雨。雨哗哗地下，我的自行车就停在路边。不久来了一辆警察的巡逻车，他们看到路旁孤零零的自行车，二话不说，就把它抬起来往警车上装。我于是急急冲出去，对他们说，这是我的自行车。他们问道，你在这里干什么？我说躲雨呀！又问，是一个人吗？我不敢说谎，因为猜测他们已经看到了某小姐。警察之一果然已经向尚未完工的商品房走了过去。他走到里面，很快就出来了，未发一言。
警察认出了某小姐，因为她是吴江的大名人，每天都在电视上出现。那时候的电视影响多大呀，可以说全县没有一个不认识她的。警察其实也认出了我，只是他们不说。他们什么都没说。
雨停了，我们嬉笑着回家。我们都觉得今晚的经历太有意思了。
吴江电视台刚刚成立的时候，我也想去电视台工作。其实当记者并不适合我，如果我真的去了电视台，那就不会写出这么多的小说，也许从此我就不写小说了。想进电视台，完全是虚荣心作怪，因为在人们眼里，报社电视台才是牛气的。有时候，听说我是写文章的，就会有人问：“你是报社的吗？”或者：“你是电视台的记者吗？”
但是电视台不要我。当时的广电局长，还曾经是我父亲的学生，我去找他，毛遂自荐，他很客气，但也很坦率。他说，你这样的人，还是适合写作，记者的工作太繁忙太辛苦了。最后他还迟疑了一下说，再说，我领导不了你。
我竟然没有生气，只是有一点点失落。他如此诚恳，我非但不恨他，反而有点感激他。特别是后来，我写出了更多的小说，在文坛有了一点名声，还被认为是“60年代出生的代表性作家之一”，并且调入了江苏省作家协会当了专业作家，不用坐班，从此过上了彻底自由自在的生活。
我自己没能进电视台，戴局长当场婉拒了我。我立刻向他推荐了我的学生周浩锋。他是我震泽二中的学生，不仅能写作，而且很能干，少年老成，和我在一起的时候，倒像他才是我的兄长，其实我正好大他一轮。
浩锋顺利地进了电视台，工作出色，很快就成了他们新闻部的骨干。后来，他在创作上也有很好的表现，接我的班当了吴江作家协会主席。周主席担纲吴江作协这些年，吴江文学创作成绩非常喜人。尼楠、李云，还有他本人，都在《人民文学》《钟山》等名刊发表了小说，有的还被《小说选刊》转载。浩锋的一篇小说在《人民文学》发表后还被翻译到了国外。
回头还是再来说陈剑荣吧。他不仅有出色的音乐才华，还是一个特别幽默的人。他的同班同学朱依东也是一个趣人，但朱依东是滑稽，陈剑荣是幽默。朱依东是那种很闹的滑稽，常常伴着夸张的表演。陈剑荣则是冷噱，说起笑话来坐着不动，也没啥表情，却特别有意思。
陈剑荣结婚的那天，我和朱依东骑自行车去吃喜酒，晚上就睡在他们的新房里。新娘睡在床上，我们三个男人睡地铺。我不知道那一晚新娘是什么心情，她一定很是怨恨吧！但是她涵养很好，一点都没有表现出来。她侧身向里，背对着我们睡觉，一动都不动。我们仨躺在地铺上说笑，一直到黎明才糊里糊涂地睡着了。
世界上的任何事，陈剑荣好像都会做，而且做得特别好。他侍弄树桩盆景，真是一绝。什么样的小花小草，到了他的手里，都能变身雅致的微型盆景，特别赏心悦目，谁看了都会产生占有的欲念。他还会织毛衣，织出的花样超过天下绝大多数巧妇。他还自己裁剪自己缝纫，给妻子做了一件呢大衣。他更是烹饪的高手，厨艺完全可以跟我在第一章里说到的王宗轼一比高低。
我们曾经一起自驾去西藏。到了拉萨，他的身体就吃不消了，布达拉宫也上不去，第二天就坐飞机打道回府了。我想原因就是他在车上不停地说话，还频繁地看手机发短信，自然就出现了高反。其实还没到拉萨，青藏线中途，住在那曲的那一晚，他就睡不着，半夜还开着电视机。我让他把电视关了，他说睡不着。可是我要睡呀，你开着电视机影响我睡觉呢！
吴江撤县而设市，后来又撤市而成为苏州的一个区，但松陵一直都是松陵，它只是变大了，镇子像擀面一样，越摊越大。这几十年来，我和陈剑荣可能是松陵镇上最闲云野鹤的两个人，自由自在，顺应着自己的爱好和专长过日子，也凭借着它吃饭、养家糊口。我俩之间的关系，始终都没有中断过，只是松松紧紧，密密疏疏。自从有了微信，就好像天天见面了，彼此在干些啥，都能在朋友圈看到。几年前，我看他贴出来几张照片，发现他正在干一件我们都不屑的事，我便给他评论，因为言重，他有些生气，还反唇相讥。我一怒之下，就把他拉黑了。
拉黑后我有点后悔，但是，一直都没有鼓起勇气把他加回来。直到有一天，他的儿子钟昊加上了我的微信，邀请我去他任教的西郊利物浦大学讲课。我们聊美术聊文学，相谈甚欢。我要说，钟昊遗传了其父的艺术气质，才华却青出于蓝。无论是艺术视野还是艺术理论和绘画实践，都高大深广，绝对不是县级水平。我顺便向他表达了愧疚之心，觉得自己太过任性，这把年纪了还耍小孩子脾气，不该无视几十年的友情而将他父亲拉黑。钟昊笑笑说：“你这样想，我父亲会很高兴。”
不久我和剑荣就又加上了微信，并且似乎又像在文化馆共事时那样热络起来。只是我发现他的酒量不行了，跟我一样，没有了当年的豪迈。是的，我们都老了，他几乎是一头白发，不过依然风度翩翩。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