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自由谈》功勋作者李国文先生走了，就在11月24日凌晨。本刊全体同仁及广大读者不胜悲痛。他老人家永远是我们景仰的前辈，我们温暖的兄长，我们知心的朋友。
特此推送本刊前主编任芙康先生的一篇回顾与李老相处之趣的旧文，以寄托我们无尽的哀思。
偌大文坛，我最亲近、交心的前辈，是李国文先生。对他这一郑重的称谓，口头表达时，从未有过，径自呼他“老李”。这是当初结识时的原始叫法。其实，我一直想改变称呼，几次真诚地尊其“李老”，他总会调侃回来：“任老，有何指教？”而一旦我重返“老李”，他才肯正常地回复到与“芙康”说事。
前些年，我还在上班，有聊无聊，便拨个京津长途，与他上天入地说上一通。我当然知晓，老李对我不烦不厌，才敢于随时打扰。但他夫人老刘，似颇有怨言。尤其当我翻过花甲，到了六十四五，老刘几乎每回（李宅甄别来电概由老刘把关）都会声讨我：“你还在编稿哇？你要将我们老李累死呀？”语气不轻，但力度并不重。我能体会出老两口儿对我的宽容与纵容。
其实，这真是没有办法的事，刊物需要他。
老李蛰居京城一隅，却对文事了如指掌。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他在《文学自由谈》上的大多数文稿，指向异常明确，锲而不舍地坚持对文人的剖析。古今中外的骚人墨客，都在视野之内。而读者心中雪亮，他最终的着眼点，全都会落实在时下文坛。知人论世，从不依赖他人（种种哲人、伟人、圣人之类）结论，仅凭自身的学识人格，仅凭世间的人情事理，醉心于除草、松土、浇水、施肥、捉虫、剪枝。诸如“中国文人，不用招呼，很容易地就蚁附于权力周围；无须张罗，很迅速地就麇集至长官身边”这类句子，在老李的每篇文章里，毫不夸大地说，俯拾皆是。
来华的外国人中，身份显赫的，被视为国宾；文学期刊主办机构牌子硬气的，被捧为国刊；仁义礼智信为标志的祖传秘方，被叫为国学；李国文先生的文章好，遂被称为国文。顺理成章，我只要还在操办质疑作家、作品的刊物，就断不会放过老李这样的作者，于是纠缠般地向他约稿。他躲不脱，便索性不躲，且信誉极好，逐期优质供货，长达二十几年，竟无一爽约。如此合作，单论历时之久，我敢大大方方地说，古今中外，迄无先例。
二十多年前的一次画展上（自左至右：李国文，赵玫，本文作者）
2015年年底，我告别刊物。八十五岁的老李总算解脱，终于不用再被“感召”着，为《文学自由谈》写稿了。我都替前辈兼兄长的老李，有一种说不出的轻松。但同时又十分惶恐，他多年来躬体力行的援手及耳提面命的提携，难以言传的大恩大德，晚生将何以报答呢？我其实明白，谢恩之念，终究无法兑现。这是否也该算一种人生的无奈？
前年岁末之夜，临近子时，我给习惯晚睡的老李拨电话问候新年。他回答我的请安，向来利索。比如，每日宅家，翻几页闲书，写几段文章，接几个电话，天气好时，出门走走。总而言之，起居平顺，乏善可陈。几乎每次如此，草草带过自己，便开始听任我的口无遮拦。
我告诉他：“刚从你老家上海回来。并且，此番前所未有，住了八天之久。”轮到他吃惊了：“有何贵干？”“弄点小菜吃吃。”
吃青菜，是老李的爱好。是他告诉我的，这几乎也是全体上海人的爱好。
1986年夏天，我与老李，结识于四川峨眉。当时攀登金顶，尚无索道，正常上山、下山，需至少三日。队伍都走了，只剩我和老李。我问他：“你为何不去？”他说自戴帽右派之后，长年深山劳动，遂厌恶山。“而你为何不去？”他反问。我回答，大巴山里长大，不稀罕山。
我俩厮守红珠山宾馆，整整三日。1935年建成的红珠山，曾是蒋介石的下榻之地。绝世幽默的毛主席，说过一句著名的嘲讽：八年抗战，委员长躲在峨眉山上；如今胜利了，他就下山摘挑子来了。
说来怪异，三日不长，许多人三年、三十年交道，始终人心隔肚皮；又道是，三日不短，人与人竟能因邂逅而倾心来往。便是由那时起，将老李当师父，三十多年畅通着联络的热线。
我是从三日的吃饭相处，知道老李喜食青菜的。每顿饭，包括早餐，他会挑选各种青菜，将盘子码满。知我中学学过俄语，他便将各种菜蔬的俄语读法，一一教我，还夸我老家，四季青菜充盈，不愧为天府之国。
故而，我敢于告诉老李，这次去上海，弄点小菜吃吃云云，确信不会误为是对他这位老上海的揶揄。然后，我细细述说了这趟行程。一座位居世界巨型都市前列的上海，一座对蔬菜多样化、高品质需求苛刻的上海，在时下的市场经济中，如何稳健而高效地保障供给？我用七八天的走马观花，试图接近的，便是这独具魅力的未知。
说到上海，说到蔬菜，老李显然完全入迷。这之前，关于我的沪上之行，已回答过几位朋友的询问。唯有他，是听众中最投入、最关切，也最懂行的知音。听到后来，老李感慨：“好家伙，这大冬天的，北方水瘦山寒，你居然跑到我的上海，倒像郊外踏春，完成了一趟绿色旅行啊。”
前些天，与老李电话消闲。文坛沉浮数十载，荣辱参半的他，言谈话语间，对当下的文学，依然有殷切的期待，依然有敏锐的关注，依然有犀利的臧否，依然有会意的幽默。岁月显出仁慈的一面，耄耋老人仍是青春毕露的智者。我一时按捺不住，把满腔景仰，赤裸裸地说了出来。这在我和老李之间，堪属“史无前例”。
没有半途打断我，待我说到一个段落，他才宽厚地截住：“芙康，别这样鼓励老爷子了。”紧接着，从没慨叹过自己年迈的老李，突然问起我的确切岁数。问清之后，他预测般地说，依你眼下年纪，如果不做急性子，在世上尚有相当时日的逗留。所以，应有个粗线条的谋划，让生活从容不迫，天天有事可想，想想几十载的日子，写写有点意思的事情。老李延伸开去：人寿无论短长，贵有洒脱之相。我边听边想自己，离那等高妙境界，尚有厚厚窗户纸未曾捅破；有时无拘无束，不过没心没肺罢了。我不会麻将、扑克、象棋之类，从不染指股票，甚至没买过一张彩票。对我几无业余伎俩的乏味生存，老李全都知道。于是，顺着我的实际，他继续语重心长：一个人迈进老年，自不必有年龄的压力，又须得有年龄的在意。比方，大半生衣食住行的习惯，为人处事的章法，皆不宜多变，微调便可。你虽然爱好甚少，但如无特别不适，犯不上勉强自己，去从头学艺……
老李聊天，从来要言不烦。婆婆妈妈的事，也是清清爽爽，点到为止，并从无玄妙的心灵补品，句句是过来人的素朴心得。与老李通电话，这么多年，始终就是这个样子。他会在寥寥数语之后，让你兴奋起来，明白起来，让你觉出日子有趣味，让你感到人间有体贴。与君一席话，被贯注的，套个时新的说法，都是货真价实的“正能量”。
（《文学自由谈》2019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