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年逾八旬，时间过得太快了。回首往事，感触良多，尤其是对于知识、对于文学、对于深深浅浅的人生波折。
单说对知识、对世界，自己始终保持了强烈的好奇心，毕竟，这一领域，决定着作家的创造力。特别是上了年纪，关注现实世界，有助于保持甚至扩大自己的精神容量和强度。小说，要向外部世界打开，写透人情才是小说。有好奇心才能看到和看深人情世故。能保有多大的好奇心，可能跟作家的风格、性情与身体状态有关。有作家说过，身体好，才能保证在创作过程中有爆发力。我理解“爆发力”，也就是想象力、神来之笔。何况，写长篇小说不单是精神劳动，更是个体力活。
其实，凡思考者，思想总有偶尔冒火花的时候。我喜欢清代文人张潮的《幽梦影》、俄国作家契诃夫的《邻居集》与邦达列夫的《瞬间》等作品，三言两语、一二百字，表达一个观点、一件有意思的事或刻画一个人。就像工匠劳作时剩下的边角余料，不堪大用，丢掉又可惜。我长期积累了大量这样的边角余料，就想编一本“思想断片”或“碎思录”之类的书，于是，零零散散地发表了《故事与事故》《碎思万端》与《葵花灯下》等习作。
很幸运，我在文学探索的道路上，遇到了很多“高山仰止”“古道热肠”的老编辑、大编辑，亦师亦友，至今感念不已。每每想起他们，心里便涌起一种温暖、一种亲切、一种感动……
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称编辑是支撑文学大厦的水泥柱里的钢筋。任何时代，成就作家，也成就了编辑。文坛上，流传着许多关于编辑的故事。
世界上，有些知名作家，把自身视为自己创作的宝库。比如，玛格丽特·杜拉斯即是如此，她的作品不靠外部情节推动，而是来自“内心体验的深度”，不断把生命掘深。
自河北农村考到天津读中学开始，我不知不觉、身不由己地开始丢失自己，随着命运漂流，报考什么学校，进什么工厂，当什么样的兵，什么时候复员等等，全都不是自己的选择。渐渐意识到，只有手里的笔，自己可以掌握。后来，我因写小说遭受过批判。当然，挨批不是好事，却是扒掉所有外壳，认识自己的一个途径。既然认识到自我与世界了，就开始慢慢找回自己。我的写作生涯，可以概括为，先把生命拓宽，然后，再往深处开掘。
当年，我写的《机电局长的一天》成为舆论焦点，《人民文学》编辑部指令我写检查，我居然口出狂言：一，不写检查；二，从此不写小说。其实，《人民文学》编辑部保我，副主编李希凡代我起草了相关文字。
那天晚上，妻子生下了宝贝女儿，我专程回家，熬了一暖瓶小米粥。那时，这就是女人产后最好的营养品了。只能把七岁的儿子反锁在屋里，骑车往南开医院送粥，赶到医院门口，被一名男子拦住，原来，《机电局长的一天》那件事，还没有彻底解决。我一怒之下，砸了手里的暖瓶。
踏进病房，两手空空地望着妻子煞白的脸色。妻子反倒拉住我，说：“压压你那臭脾气。你要出了事儿，家里锁着一个，我们娘儿俩还在医院里，这个家可怎么过呀？”
我只能宽慰她：“放心吧，不管检查写成什么样，我都会签字。”面对现实生活，还得走一步看一步。
的确喜欢自己的工作，当年，厂里有位老师傅就曾说，我天生是“大工匠”的料儿。落实政策后，最先触碰的就是短篇小说——《乔厂长上任记》。
这篇小说发表后的反响，真是做梦也想不到。北京、上海与天津的各大报纸，态度各异，发表的言论也是大不相同，直到有领导亲自表态，“乔厂长”的风波才算平息。当时，有人说我是“硬汉”，其实，自己心里有数。表面的“硬”，无非是被持续烧烤出来的。假如不硬一点，恐怕早就趴下了，无论如何也撑不过来。
每逢冬季，总赶到珠海。似乎怀揣着一颗没有家或找不到家的灵魂，跑到哪里都适应。珠海，不与外界联系，没有朋友，更安静，更适于阅读与写作。不同的生活道路，都是被逼出来的。
回望流年，往事勾留。自己最大的幸运，就是尚未丢失做人应有的善良，没有以我的性格去攻击外界，过一种快意恩仇的小日子。殊不知，我创造了自己，理应对得起自己，更对得起笔下的每一段文字。
毋庸置疑，也难免有很多遗憾。尽管干了写作这一行，依然没把该翻的书籍都读完、读透。换句话说，任何一个缺乏充沛学识的人，都很难把所思所想行云流水般表达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