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野草》到《朝花夕拾》，这些在辗转无定之际写就的回忆文章，藏着鲁迅一生中少有的神游返乡之笔。这些文字折射着鲁迅的人生遭际，也关联着这位勇猛的文化斗士丰富而敏感的内心世界。
——编 者
1926年，在中国历史上是极其动荡不安的一年。这一年，北洋政府的傀儡总理段祺瑞被迫下野，直奉联合“摄政”，同时，南方的国民革命军挥师北伐，势如破竹。
这一年，寓居北京的鲁迅毅然南下，踏上颠沛流离的避乱之途。
在离京之前，以“好战”闻名的鲁迅其实碰了不少钉子。先是和胡适及陈源的骂战，再有同教育总长章士钊的官司，接着便是“三·一八”事发，为学生呼号的鲁迅，免不了被政府找麻烦。孤身奋战，精疲力竭，他有意在《语丝》周刊上倾泻一些“颓唐”文字，到临走的时候算起来，也小有20多篇了。这些笔触待到翌年由他亲自编订成书，就有了鲁迅唯一的散文诗集——《野草》。
在创作《野草》之前，鲁迅刚完成了杂文集《华盖集》和《华盖集续编》的整理，回望一年来的心情，他写道，不过为“释愤抒情”，心中块垒郁结，自然要不平则鸣。只是在《野草》中，少有直抒胸臆的牢骚，却屡屡是看不真切的曲笔。
《野草》以晦涩闻名，其序言“题辞”被选入中学语文课本，对学生们更是近乎“天书”。其实，就习作文章而言，《野草》确实不太合宜，鲁迅自己也不希望青年人读它，原因竟是“太黑暗”，以至近于个人的呓语：
“熔岩一旦喷出，将烧尽一切野草，以及乔木，于是并且无可朽腐。
但我坦然，欣然。我将大笑，我将歌唱。”
“题辞”这两句，实在有些“生无所恋”的味道。任是从《复仇（其二）》里被辱骂钉杀的人子耶稣，还是《颓败线的颤动》里沉默尽绝的老女人，或是《求乞者》里拒绝布施与被布施的“我”，都可感受到那股浓得化不开的怨怼。对于启蒙者鲁迅而言，这不单要归功于“正人君子”的诽谤与流言，也有对“奴隶”们的怒其不争，但终究，却是无可言说的孤独所致。以至于，这位尼采哲学的信徒，宁愿将压抑的生命意志化作“地火”，预备与腐朽同归于尽了。
1926年的鲁迅，自然有“黑暗”的理由。回到三年前，那时新文化运动的大潮退去，万马齐喑，又加上兄弟分崩的创痛，鲁迅的姿态径直从“呐喊”落入了“彷徨”。大概一整年的时间，他几乎未著一字。精神上的困顿，此后又敷演为许多“自戕”式的文字，因此有了《墓碣文》里“自啮其身”的长蛇与“抉心自食”的死尸。真真是鬼气森然。
庆幸的是，鲁迅究竟没有成为“中国的爱伦坡”。在与“刀山火海”“沸油剑树”的缠斗中，是童年与乡土的记忆，救他脱离这“阿鼻地狱”。
中国历来的文人骚客，似乎总有能力度黑暗为光明，化压抑为超脱。譬如陶潜的倦鸟知还之喻，东坡的明月清风之辨。鲁迅的“于无所希望中得救”，背后不得不说也有文化传统的支撑。他对所谓“国故”虽不屑，甚至号召青年“少读或不读中国书”，然而窘境之中，却仍不觉沉入童年的乡土，或不时在文字里“梦回水乡”：“我仿佛记得曾坐小船经过山阴道，两岸边的乌桕，新禾，野花，鸡，狗，丛树和枯树，茅屋，塔，伽蓝，农夫和村妇……都倒影在澄碧的小河中。”
在风格近乎狞厉的《野草》中，这篇《好的故事》显得如此不同。尽管也“托梦言志”，然而并不渲染炼狱般的心境，唯谈及旧日天光和“虹霓色的碎影”。类似的还有《雪》与《风筝》——一则写江南的雪，一则忆手足之情。
相比于“猛士”形象，如此“时时反顾”的鲁迅，反倒是不寻常。人们没想到，《野草》只是鲁迅“返乡”的开始。就在南迁途中，鲁迅在“医院和木匠房”里草就了3篇散札，又于厦大的图书馆楼上作了5则随感，悉属回忆漫笔。《野草》问世之后，他便把这些文字也拾掇起来，编辑成册，并命名为《朝花夕拾》。
如果说《野草》只是一鳞半爪地“望乡”，那《朝花夕拾》便是一场毫不掩饰的“返乡”之旅。没有了宏大话语的牵扯，少了十面埋伏的论战，他得以悠游于“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石井栏，高大的皂荚树，紫红的桑椹”之间，盘桓在“人面的兽，九头的蛇，一脚的牛”的《山海经》中，也因屡屡忆及寿镜吾、阿长、藤野先生、范爱农等故人师友，真情流露。
相比于“一个也不宽恕”的“犟夫子”形象，《朝花夕拾》里的鲁迅，竟显得异常柔软、慈悲。
其实，1927年5月1日，当鲁迅在广州白云楼上为此书作序时，仍是惯常的嬉笑怒骂。他一面自嘲说，“只剩了回忆的时候，生涯大概总要算是无聊了罢”，一面直刺种种美好的记忆不过是“思乡的蛊惑”。然而字里行间，他对这“蛊惑”是受用的，即便这将要“哄骗他一生”——大概也唯有乡土的“闲静”，可以包裹、慰藉他的孤独。
“仁厚黑暗的地母呵，愿在你怀里永安她的魂灵！”
在《阿长与山海经》的末尾，无神论者鲁迅少有地发出这样的祈愿。回到乡土的襟抱，这位启蒙斗士不惮向鬼神请命，既是为阿长，又何尝不是为无所归依的自己呢？
不仅如此，痛恨“阳间”的公理为“正人君子”所把持的鲁迅，干脆自我放逐于“下等人”的“阴间”。地母虽黑暗，却不乏仁厚，乡民的阴间尽管恐怖森严，却至少有公理可言。于是在《无常》里，我们看见“鬼而人，理而情，可怖而可爱”的无常；在此后的《女吊》中，也看见“比别的一切鬼魂更美”的女吊。
倘若把这臆造出的“鬼的世界”作为乡土的一部分，鲁迅对阴间的“偏爱”，同他对童年乡土的怀念，不过“同出而异名”。站在启蒙者的立场，这些“封建糟粕”自然逃不过鲁迅的法眼，他也的确曾在《故乡》《祥林嫂》等小说中，鞭挞农业文明的种种麻木之相。然而，革命家终究不能“拔着头发离开地球”，感性的思乡与理性的批判，始终如影随形。
纵观历史，“离家出走”的浪漫叙事最是激动人心，却也短暂易逝。就像文学史上反复交替的变革与复古一样。20世纪初，这场由留洋知识分子发起的“文化革命”，曾以其“全盘否定”的姿态而掀起滔天巨浪，然而自断根脉的结果却是漂泊无依。难怪鲁迅要抱怨当初聚于《新青年》的同仁，最后“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以至走向风流云散的结局。
从《野草》到《朝花夕拾》，这些在辗转无定之际写就的回忆文章，竟成为鲁迅一生中少有的神游返乡之笔。而待到1927年抵达上海，这位文坛巨擘将卷入更加纷乱的时局，在激烈的鏖战中度过十年余生，也再难有暇回望他可爱的乡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