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同桌王振宇走得这么突然，我是没有想到的。他比我早到这个世界三十五天，却猝然抽身，招呼也不打一个。
其实是打了招呼的。一个月以前，他在手机微信里回答我，他近来身体有点不适，就不来书院参加座谈了。我还回信愿他保重，说下次有类似活动再邀请他。近几年，他来我运河边的书院多次，参加各种文化活动，常是就他所知的情况侃侃而谈，谈家国命运，谈周遭风云，谈本人观感。他常穿梭内地与香港，他的见识总是能引起大家的兴趣与关注。所以，我也喜欢经常邀请我的这位中学同桌。
突然间，就没了下次了。
再不能跟他紧紧握手了，只能鞠躬了。这世上，说走就走的，就是人啊。
记得，打初中开始，就常跟他握手。因为他的善于迟到而跟他握手，这种握手就成了一种常见而好笑的仪式。这里我说详细点：我们杭四中是重点中学，学习抓得紧，学生兢兢业业，几乎没有迟到的现象，而王振宇一段时间却几乎天天迟到。一般是早上第一节课上到一半，他就带着他特有的宽厚而谦和的笑容出现在教室前方的门口了。趁老师转身在黑板上写字之时，他的高大的身躯就沿着课桌之间的通道大步走向最后一排，路程中，课桌边只要坐的是男同学，同学们都会先后友好伸手，迅速而偷偷地跟他一握。而他沿途一路认真相握，一个都不能少，直至走到最后一排，跟我相握，然后坐下，然后抱歉地看着讲台上的老师。这几乎是每天的风景。
他爸爸是公安厅长，家里生活条件相对优裕，所以懒散一点，常是懒觉不起。因为他对同学一贯是笑嘻嘻的，特别谦和，我们也都一致地把他的这个缺点看成了特色，并不去难为，后来连各位老师也都习以为常了。
他也几次把我们几个男同学带到他家里去玩，当然都是趁他父母不在家的时候实行的。他家在开元路，某巷子的口子上，一栋带围墙的黄色二层小洋楼，面积也不大。那时我们看见桌上并排放着三架电话机就很好奇，想摸摸，那个年代家里有电话机就是稀罕事情，何况有三架。王振宇小声说，那架红的可不能碰，只要一提起话筒，就会有一队解放军从前面的人民大会堂旁边跑步过来，这句话令我们吓一跳，一直印象深刻。
他嘴巴紧，但有时也悄悄跟我讲他爸爸的事情，因为他知道我一向好奇。有一次他告诉我，他六岁时候就跟毛主席握过手，而且是用他的左手去握毛主席的右手的。说那时候毛主席长期住在西湖边的汪庄，他爸爸负责保卫。有一天傍晚他爸去汪庄，也顺便带上了他。进了毛主席屋子，毛主席在写字，转脸就笑着问这是你儿子啊，然后就伸手来握。他说我那时候不懂握手，我爸爸急了叫我赶快伸手啊，我就把左手伸给毛主席了。我问王振宇你爸爸见到毛主席怎么叫，也是叫毛主席吧？王振宇说不是，是叫“主席同志”。
我于是想，王振宇后来老跟人笑嘻嘻地握手，就来源于这第一次的手没有握好之故吧？
后来又想，伸出自己的左手跟“伟大领袖”握手的，可能也就是我的这位同桌了吧？
我那时语文好，我作词、由同学王自波谱曲的“采茶新歌”被全校教唱，王振宇当然羡慕，常跟我讨论作文写作。有一次写杂文，他出了观点，我写了初稿，后来就署了两人的名，因为文章是国际题材观点鲜明，被教语文的汤老师打印了分发全班观摩，王振宇就显出了自豪。有人故意当他面问话，双七这么好的文章是你写的啊？小名叫双七的王振宇就大大方方说是啊，你多提意见啊，然后就私下里悄悄跟我握手，表示得意，也表示谢意。
到了高中一年级，王振宇是团干部，班上的团支部就派他跟我结对子，“一帮一”，启发我这个同桌写入团申请书，向团组织靠拢。无奈我这个人当时的志趣在于埋头读书，下午一有空就窝进学校阅览室翻看各种新奇杂志，对“政治进步”有所麻木，所以引得王振宇不厌其烦多次找我谈心，要我更多关心集体、靠拢组织；我虽表面洗耳恭听，但心里想，哎呀着什么急啊，慢慢来吧，别指望我主动得要死地向团支部靠拢啊，我不是这个脾性啊，等到班里大多数都入了团，我不也就顺理成章解决了？我的这种政治上不求进取的态度弄得王振宇着急，我不知他每次是怎么向团支部汇报我的这种觉悟的，但估计说的都是好话，说些“总在不断进步”之类，他对别人都特别友善，更不消说对我这个同桌了。
1969年初王振宇去黑龙江“支边”，我心里很有些难过，这位从小过着优裕家庭生活的“睡懒觉同桌”，在父母亲都被严密关押的情况下，要独自面对岁月的漫天风雪了。
当然后来他爸爸被“解放”和恢复工作。有一次遇到他，他对我说我爸爸说要向你学习呢，这让我很有些不解，他说是我对我爸爸说的，说那天小范围的电影场里放了《R4之谜》，我爸爸也在看，我就指着说这是我同班同学写的。爸爸马上就转身瞪着我说，你看看人家，都能写电影了，你能干什么？好好学习你同学！
这话听了，直教人觉得是一位心急的家长对孩子的日常数落，不像是一位高干的言语。说明啥呢，说明王振宇家庭所具有的那种家教，还是很接地气的，并没有想象中高干家庭的那种君临一切的优越，老百姓听了有亲切感；也说明，那年代的社会价值观，文艺还是很吃香的，几乎是一个人是否“成才”的重要依据。
大学毕业的王振宇调到省经贸厅工作，我去他的处长办公室看过他，知道他创办了当时很有影响的“广告公司”，业务繁忙，说起来改革开放不久那“广告公司”四个字还算是稀罕名词。那时节，他的父亲已被调往京城任职了。之后，王振宇便突然扔了处长的官衔去了香港，说是创办公司去，我听了诧异，凭他那种宽厚仁慈的样子怎么做得生意，商海里那可是白刀子进红刀子出的，何况香港。但是他有他的想法，他偏要左手出拳。
有一次他回杭时给我看名片，上写是香港某某公司董事长“王正信”，我又诧异，问为何改名，振宇不好吗？他说在香港这地面做生意，名字很重要，一看是“正信”，容易让人感觉可靠。
再起新名字我也不太相信他能做成李嘉诚，甚至不太相信他能做成特大的生意，他太敦厚了。
也果不其然，他很多年之后就返杭州了，生意毕竟没有做大，只在香港留了个小摊子。我当时就想，我的同桌啊，你幼年时向领袖伸左手，领袖来亲切握你手是看你年幼天真，这成年以后你再用左手去握香港的经济，人家才不会有慈悲心肠呢。这话我当时没讲，只说说笑笑，跟他学几句有趣的粤语，什么分分钟啊、洒洒水啊。
上了年纪的王振宇继续常到我供职的“省作协”来坐坐，也跟我的一些文学界、文化界的朋友熟悉了，大家常凑在一起“吃拌面，聊海天”，也常尽兴而散。
振宇自己会开车，我却自恃是同桌，关系铁，抓了他好几次“司机”的差事。我那时有一段时间住在远郊，贪图山里空气好，在单位司机偶尔有事叫不应的情况下，就想起给他打电话，说明天能不能帮个忙来一趟富阳，把我拉进城去？他次日就呼啦呼啦地开了一个钟头赶来了，还一个劲解释迟到几分钟的原因是哪段路上被堵了，说话腔调活像个有所失误的“专职司机”。有一次一帮朋友趁假日要去桐庐的农庄看看，缺一辆车，我便又想到了王振宇，他也干脆，说这一天他正好有空，于是一路将众人载到桐庐的山里，深夜才回的杭州，弄得这位“专职司机”疲劳不堪。事后好几个文友批评我，那天晚上看他的样子真是疲劳极了，对此我也难以作答，只好辩解说我俩关系好互相不讲究啊，但后来想想我还是不对，怎么在这种小事情上我出了“左手”呢？第二天赶紧再打个电话去表示谢意，王振宇却说没事啊，你要用车再打电话就是，说话依旧像学生时代的同桌那样敦厚纯净，我心里很是感慨。
有一回他叫我写的东西，我很干脆地写了。那是他紧急约的我，他说我母亲在医院里，看来已属晚期，你帮我写一个追悼会上的发言。他说母亲虽然还在我不该这么早就写这个东西，但我是长子，这一天迟早要来，你帮我准备一个，你写带情感的文章很好，我请你帮这个忙。听他如此恳切，我当然二话不说，他母亲早年从沂蒙山区投身革命，也算是职业革命家，很有说头的。
没想王振宇自己也是说走就走了，我太大意，没料到他患的是这么严重的肝病，连一次医院探视都来不及做，写到这里我已是泪花模糊，写不下去，那就不写了。
最后的告别，我一定来，只是，不能再相握了，无论是左手还是右手，你我都不能伸手了。
那就泣别吧，双七，你七月七日生，比我大三十五天，你先走一步吧。会有一天，我将斗胆，再让你当一回“专职司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