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在北京师大附中就读时入的党。那是1965年12月，我还是北京师大附中的一名高中生。北京师大附中的校舍并不显眼，一片古旧的灰色房屋，次第坐落在和平门外风雨剥蚀的古城墙下(因修建地铁，目前这段古城墙已荡然无存)。南面不远，是赫赫有名的琉璃厂文化街。
1963年秋，我来校报到时见到的第一位老师是团委书记。他是留校生，向新同学们介绍学校概况时，提到一长串名单：赵世炎、钱学森、姜泗长、李德伦、于是之……一个个都如雷贯耳。正值新生们振聋发聩之际，团委书记充满自豪地补了一句：这些，都是我校的历届高中毕业生……北京师大附中的学生都是从各个学校筛选出来的佼佼者，学习空气和政治空气自然都非常浓。我升入高中不久，便写了入党申请书，并开始了关于党章和党的建设理论的学习。记得在我所在的班级里，还出现过这样的学习小组。
不久，党中央书记处指示要在中学生积极分子里发展党员，据说彭真同志还批评对此心存疑虑的某些领导同志：“想想你们是多大年纪入党的？为什么你们可以，现在的青年人就不行呢？”就这样，我和学校里的其他三名同学，得以在1965年12月3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那时候，在普通中学生里发展党员还是件十分新鲜的事情，也许是为了使更多的师生员工都受些教育，党支部的那次发展大会是在学校大礼堂举行的。这种上千人规模的支部会，在我一生中还是惟一的一次。
时逢岁末，严冬的西北风呼呼地刮着，寒气袭人。可是，学校简朴的礼堂里，却像俄罗斯作家柯罗连科在小说《盲音乐家》中描述的那样：“春天以双倍的活力闯进房来。含笑的春日向洒满阳光的窗口探望……人们的呼吸也畅快和舒服多了，一切都洋溢着春天的万象更新和朝气蓬勃的生命力。”鲜红的党旗周围，环绕着刚劲的翠柏、郁郁的青松。下午两点钟，悲壮深沉的《国际歌》声像一阵浩荡的春风，把春天的帷幕进一步拉开了：
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
要为真理而斗争……
这蕴蓄着雄伟力量的歌声，曾鼓舞多少人怀着对新世界的信念，大踏步地走上敌人的刑场，又曾陪伴多少人从沉沉的暗夜奔向战斗的黎明！以往，我曾经千百次地高唱过这支歌，每一次，都会感到一种强烈的震动。可是，无论哪一次，都没有像今天这样让我深刻感受到这支歌内在的力量。
使我至今记忆犹新的是介绍人对我缺点的介绍和剖析。因为从那之后，特别是近年来，我曾经参加过许多次发展党员的支部大会，发现对新党员的介绍往往是概念化、公式化的，看不出这些活生生的人的鲜明个性，至于谈到新党员的缺点，则往往是用“有时”、“希望”等模棱两可的词句体现……惟其如此，我才更感谢当年我的入党介绍人对我的缺点的剖析，尽管那时在近千人发展大会上，这种鞭辟入里的批评，曾经使我汗颜，使我难以入眠。因为我更晓得，为了更好地挑起党和人民交给的重担，自己必须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不断地荡涤掉身上的灰尘，使步子迈得越来越坚定，越来越稳健。出席大会的全体师生员工，都以热烈的掌声祝贺党员的行列中又增添了新鲜的血液。
12月9日夜晚，为了纪念“一二·九”革命学生运动30周年，首都各界在人民大会堂隆重集会。会前，中央领导同志还接见了部分学校三好学生的代表。我和西城区的实验中学、东城区的女二中、崇文区的汇文中学的三名中学生一起，也荣幸地参加了这次接见。人民大会堂高大、雄伟、壮观、肃穆，晚7时，镁光灯阵阵闪亮。当时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常务书记彭真和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北京市委书记万里，以及一些曾经参加过“一二·九”运动的领导同志，一起来到我们中间。
彭真同志身材魁梧，面色红润，精力充沛，使我不由得想起他当年做地下工作时曾经以拉黄包车为职业掩护的传闻。他略带山西口音，十分健谈，讲话时根本不用讲稿，也不拿提纲，激情洋溢，滔滔不绝，一句接一句，似乎没有什么停顿间歇，使人联想到滚滚东去的江水。他一边讲，一边还用眼光与我们这些听众作着情感的交流。彭真同志阐述问题很透彻，除了讲到要认真学习毛泽东思想、同工农兵相结合等道理外，还特别强调：一个人千万不能骄傲。“骄傲就容易犯错误。无论是谁，如果认为自己‘到顶’了，那就意味着他开始完蛋……”这些话真是入木三分，石破天惊。然而我当时只感到它针对性很强，是鞭策青年一代在又红又专道路上不断前进的动力，还没体味出它有着更深刻的含义。第二天，我把彭真等领导同志的谈话内容向师大附中党总支作了汇报， 并向全校师生员工进行了传达。学校党组织决定借这次学习领导同志讲话的时机，在师生员工中进行一次学习辩证唯物主义思想、正确认识自己、反对骄傲自满情绪的教育……纷纷飞雪，似乎在三九寒冬，也能潜潜地化为热泉。
在后来的岁月里，我和我们整个国家一起，走过了坎坷曲折的路程。无论是在比较顺利的环境中，还是在风狂雨猛的逆境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亲切教诲都始终牢记在我的心头。我一刻也没有消沉，更没有泯灭共产主义的理想和信念。多少年了，这几朵激流漩起时的小小浪花，仍然像盏盏晶莹明澈的灯光，时时照耀着我前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