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突发新冠肺炎疫情，各地人口流动受到严格限制，可是作为街道清洁者的环卫工，每天还是需要戴着口罩，按时上班，清扫给每个人划定的路段。作为乡村环卫工的管理者，反而“足不出户”，他们需要及时掌握工人的动向，体温是否正常，是否出工，路面是否打扫干净，情急之下，建了一个微信工作群，每天工人上班的图片，需要定时发到群里，以便记录存档。
这样的举措，对于像我这样工作离不开手机、电脑的人来说，并没有什么不便，对于乡村环卫工这个群体，却是一个问题。组成这支队伍的人，几乎都是村里伯父伯母和大爷大妈，年纪已经不小了，他们对智能手机可以说是一窍不通。不说他们，母亲还不满六十，按键手机都不大会用，除了接电话，似乎从来没有给我拨打过电话。她被她姐姐，也就是我大姨拉进这个队伍后，成为唯一一个没有“一本通”（认定登记的贫困户）的环卫工，每天负责从家门口到大队部（村委）一里多的路段，外加清理大队部门前集中放置的垃圾桶，一天两次。她总是紧赶慢赶，很像我以前上学的时候。
自从田地荒芜种不了后，母亲就总想找个别的事情来做。水田就是这样，几家不种，其他人就会跟风，多一些不种后，剩下的人家想种也种不成。地是需要养着的，水田尤其要成片养，不然留不住水，累死累活也没有什么收成。她大半辈子都是和土地打交道，地坏了可惜，生活也会过下去，扫地可以让她有一份稳定的收入，虽然不多，但勉强可以维持乡下的日常开支。母亲很看重这份工作，尽管最初几年，她和其他人做一样的事，也许做得更多（有些贫困户做工就像走过场），工资却只有几百块钱——拥有“一本通”的人的工资一半。但她仍尽职尽责，有时打电话聊起，她总会说，这个事情比种地好多了。其实，更主要的还是因为她的非贫困户身份，总怕哪天就“失业”了。她做得细致认真，陪着小心翼翼。
家里没有被界定为贫困户，主要是因为我。我在外省一个文化事业单位上班，有“国家干部”的身份，全年工资总额超过了界定标准。只是家里仅有我工作，城里消费高，钱都花在房贷和饮食交通上，很难照顾到父母。我总是感觉惭愧，不在他们身边，又没有钱，便会自私地想他们也有点收入，可以让我稍微宽慰一点。母亲的收入几乎满足了他们在老家的开销，他们没有主动问我要过钱，偶尔电话中会说到过年过节，大姐会给他们打几百块钱，那个时候我就会想，我也应该在一年中的几个重要时节，给他们转点钱。只是都转得不多，一千两千的，过年给他们包红包，也是每人两三千块钱，一年下来给不了多少。
母亲成为环卫工，眨眼就做了几年。这几年正是我毕业求职又换工作去往另一个城市的时候。我心底里感激母亲有这样一份工作，可以让父母在老家不至于那么拮据，也可以让我稍微缓一口气。武汉封城前一天，我刚好从南方回到老家过年，没过两天，村干部过来排查，然后就是拿着喇叭的宣传队在村里游走，告诫大家不要出门走动。母亲的工作一直没有停止，整天在外面清扫，刚开始那些日子没发口罩，母亲一直套着她的防寒面罩，遇到人就离得远一些。随着局势的严峻，喇叭响得越来越勤，环卫工人终于戴上口罩了，出门在外的人也几乎销声匿迹，微信群就是那个时候建起来的。
母亲的手机是老款的，无法安装微信，帮母亲在群中“打卡”的任务自然就落在我身上。我为这个对策感到哑然，进了群就得到证实，群员几乎都是环卫工的家属，使用智能手机的年轻人。群主发了几张样图，要大家按着那个样子拍照发到群里，每天都要“打卡”。当然，母亲并不知晓这个词，面对镜头她有种与生俱来般的庄重感，把这看成一件尤为紧要的事情。她会把自己收拾得很干净，衣服整洁，头发一丝不苟地梳到脑后扎好，然后穿上红黄配色的环卫工背心，先要测量体温，在家门口拍一张拿着温度计的照片（根本看不清度数），再提着扫帚和畚箕出门，听候我的安排。
一路上，要在几个点给母亲拍照，尽管是她劳作的身影，透过手机镜头也有了一些喜剧的意味。母亲多年前患上甲亢，做“甲减”的时候伤到了，此后身体就很瘦弱，怕冷，冬天穿得多，镜头中的母亲显得有些臃肿，清扫落叶的动作却有力，因为紧张，甚至有些不自然，还会笑场。母亲是个细致的人，尽管此行更重要的是拍照，但一路上的落叶和生活垃圾都被她收拾得很干净，一小段路花了很长时间。除了几个点外，我还给她拍了很多工作照。所谓的点，其实就是把分配给她的那个路段分成几截，分别在每一截拍几张，这样就表示她完成了全部工作。比如离家不远的祠堂前，那是家族宗祠，前些年翻修一新，成为村里留守老少的一个休闲去处；又比如村小学原校长的家门口，他家养了一只黑狗，见人就叫；再就是大队部门前的垃圾桶旁，那是最难处理的地方，她总是和大姨一起清理，有时我会帮着母亲捡拾、清扫一下，不过在那里我会很拘束，好像清理垃圾会让我在那么多人面前抬不起头来。
工作时的母亲尤为认真，好像把整个自己都投入进去了，镜头里的身影，显得自然平和，亲切温暖，就连那红黄相间的工作服，似乎都不那么扎眼了。这是一个和过去完全不同的母亲，以前她扛着锄头早出晚归，天黑完了还没回家，如今除了集体劳动，她总有些时间可以让自己休息一会儿。我不知道如何从她的外表变化去描述这种差别，她仍然那么单薄、谦卑，仿佛谁都可以对她颐指气使，而她只会沉默地顺从。不过，她的眼睛似乎更有光了，过往的劳作让她疲惫不堪，行动迟缓，如今她有了更多的话，手边好像总是有忙不完的事情，整个人更活泛了。
每天九点左右，微信群里就会有人陆续上传照片，都是一些衰老的身影，举着体温计，戴着口罩挥舞扫帚，在不同的路段打扫。他们有的抬头面对镜头，表情漠然，既不自然也不像表演，仿佛只是偶然对视，流露一瞬间的凄苦。他们大多是女性，有的我认识，绝大多数都很陌生。长久离乡，记忆中便留下了一段完整的空白，时间又如此粗粝，在每个人的身体上留下深浅不一的线条，日积月累，往日的熟悉被削刮得不见踪影，只剩下一些似是而非的神情，在我的脑海中起伏，想要问候，却又不敢打招呼。有时候，那些身影的背后，会有其他的路人，他们偶然进入镜头中，带着好奇窥探，动作与表情都有种欢欣的意味。但他们站立之处，让我溢出更多的怀乡与温柔之情。时光荏苒，土地仿佛依然保持着它们原本的模样，那条通往山中的小径，在两口山塘和竹林掩映中消失不见；那座混凝土桥，每次都让我胆战心惊，它的栏杆上覆满尘土，早已没有最初的光彩；那条去往江边的路，熟悉而又陌生，如果童年有过探险，它就是通往秘境的通道；那个小小的十字交叉路口，过去那么逼仄拥挤，如今也未改观，旁边的引水渠还在，田野荒芜，再没有抽取的江水流经其间……
与其说亲切，不如说是漂泊在外的游子的故乡身份得到确认。人间一世，算不上沧海桑田，离开再久，叫做故乡的土地，仍旧会有一个地方，在某个瞬间将你击中，打开封存在脑海中，那失落已久的记忆地图。我就是被击中的其中一人。我没有想见，会在母亲的工作群里，收获内心的波澜。母亲始终在这片土地上活着，她比我更熟悉周围的人与物，能够更清楚地说出村庄的变迁，有时候她和父亲会暂时隐瞒，等到时机合适时，就会对我和盘托出。相比于土地风貌的变化，他们更留心人事的变换，周围家庭的喜忧，他们看在眼里，落入肚腹，过后借由什么话头，就开始了这种重溯记忆之旅。这样的倾吐往往使我震惊，在他们的口中却是轻描淡写，我想这并非是事不关己，而是时间的结果，它让人度过半生，懂得了内心的持重，可以平静地流露悲欢。
我选取了几张为母亲拍的工作照，也发进群里，又逐一打开来观看。母亲的衰老近乎缓慢，我不知晓自己为什么竟有这种感觉，也许是她身影瘦削和肤色暗黑的缘故。来自甲状腺的疾病始终折磨着她，左旋甲状腺素钠片她已服用多年，并且将继续服用下去。她的寒性体质极易引起上火，几乎每次在电话里，她都会提到吃了什么引起上火，又如何通过绿豆汤将火气排散。那些滋补身体的营养品，对她而言，无疑是可望而不可及。她想要自己的身体健康起来，这也是我们的愿望，却总由于营养品引起消化系统的不良反应，尤其是上火，而不得不刚开始就停止。她不得不只吃最清淡的食物，如青菜、肉汤，烹炒的食物让她望而却步。她暗黑的肤色，来源于外祖父和外祖母。不知是长期的劳作，面朝黄土背朝天、风吹日晒的结果，还是长期得不到足够休息，营养不良，他们在我有记忆之日起，肤色就是那样暗淡，尤其是外祖父，身材很高，但长得黝黑精瘦，脸上没有一丝油光。这样的肤色会让人很早就显出老态，这种老态，或将从此伴随他一生。尤其像母亲这样瘦弱，这种老态似乎很早就在她的脸上浮现，那张清瘦的脸从未丰盈过，皱纹好像也很难在她皮包骨般的身体上施展功夫。唯一显见的衰老，就是她那一头略显稀疏的头发，从浓黑渐变暗棕，如今显现一丝一丛的灰白。它们在照片里如此显眼，在红黄相间的工作衫的映衬下，依然很难被忽略。
或许是我离家太久，在家的时间太少，那些原本悄然难辨之事，在时间的隔断下，犹如跳动的彩色灯盏，每次重逢，都按下了一个开关，相应的色彩便会亮起，如此分明，很难假装未曾注意。这些照片与其他人的排在一起，在统一的外在着装下，并不独异，母亲的衰老被记录在镜头里，在影像中又被定格了一次。
这个工作群每天跳动的，都是一张又一张的照片，从无其他，这也间接地说明，发送这些照片的，并非镜头中的人，而是他们的亲属。犹如我，出于工作的需要，按时拍好照片，然后提交，我们彼此并不相识，和这份工作也无半点关系，所以无话可谈。我们如此操作，只是为了家人能够继续从事这份差事，毕竟相对于务农，它的收入更为可观。似乎看起来，我也参与到了这份工作中，至少帮助母亲完成了工作的一部分，在这个规则中，她是否真的清扫了道路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照片。
有时我出于慵懒或走不开身，便会让母亲独自出工，我从相册中找到未曾发过的照片，发送到群里，也未曾被识破过。这并非弄虚作假，母亲确实出工了，那些日子疫情有加剧的趋势，需要尽量减少人的流动，甚至要求一家一户只能一人出门买菜或采购生活用品。特殊时期，负责乡村环卫工日常管理工作的人也暗示，一次可以多拍点，定时发送，毕竟出门的人几乎没有了，道路也不用像往常那样勤于打扫。群里的其他人同样如此，每天发送的照片，几乎都能看出来是同一次拍摄，这又何须过多苛责。哪怕有些人确实爱贪便宜、钻空子，大多数人还是勤劳本分的，无需摄像头的跟踪，他们就会按时来到自己负责的路段，一点点将它打扫干净。大姨以及住在她家隔壁的一个伯母，这两个我很熟悉的人，我几乎每天都能够看见她们劳作的身影。特别是那个伯母，她包干的区域包含了我家门口的坪地，一个三面环水并且被竹木环绕的地方，每天都会落下无数的叶子，她早早就会清扫到这里，并在这块不大的地方花费很长时间。我站在门口时，偶尔会和她打个招呼，大多数时候她都是沉默地清扫，然后悄然离开。
母亲和她们一样，总是要把每个地方都收拾干净了，才会往前走，有时候为她拍照，拍完了她仍在清扫落叶，我就会无聊地走来走去，往前或者往后走一些，打发无事可做的时间。面对母亲从事这项劳作时，我想要帮她尽快做完的热情并不高，相比于城市的清洁来说，乡村的清洁工作要轻松很多，处理的也都是落叶和少量的生活垃圾，人口稀少，往来不多，不用把一整天的时间都消耗在这里。对于母亲而言，这确实比种地轻松多了，对于无所事事的乡村晚年生活，这无疑也是一个不错的排遣。
这样想可以减轻我的负罪感，陪伴，有时候略显生硬的撒娇，在母亲面前还是能够奏效。年过三十，未婚，不像村里比我更小的人，早已有了三四口人的家庭，我还无法给父母带来那种他们理应拥有的天伦之乐。我不知道怎么弥补，在外时只能每周打电话问候他们，嘱咐他们保重身体，回家了就帮家里置办一些什么，给他们发个红包，尽力包揽日常琐事，陪他们说话、看电视。我不愿把世事艰难挂在嘴边，让他们徒增烦恼，更愿意像当初他们哄着我一样，给予他们更多的慰藉和安心。那场原本不知道将延续多久的疫情，在我回家的两个月后，终于得到了有效控制，跨省的流动逐渐恢复，这个漫长的“假期”最终在三月结束，我回到了工作的城市，隔离期满后又投入到工作中。
刚回去的那些日子，我还在群里发一些母亲扫地的照片，应付交差，直到乡村的抗疫措施松弛下来，恢复了正常的生活秩序，这项特殊时期的工作才告一段落，我也不再参与其中，成为一个旁观者。
不用发送照片打卡后，有一段时间这个群沉寂下来，滑落到我微信聊天记录的底端，让我想不起来有过这样一个我以局外人身份加入的工作群。直到某一天，它又弹跳上来，占据了微信聊天的前排，重新进入我的视野。更新的都是日常工作安排。为了省事省钱，原本只用负责道路清扫和处理生活垃圾的环卫工，时不时就会被安排去参加集体劳动，后来我才知道，这些集体劳动原本应由村里专门雇人完成，工资按日结算。周末与母亲说起这件事情，她问我怎么知道的，我便把群里的消息告诉她。在他们的印象里，只要我说，某件事我是在手机上看到的，父母就会问，是他（她）发给你的吗？一般我都会说是，如果事件涉及对方是女性，我就换个说法，以免带给他们不必要的猜疑。我很难和他们解释QQ、空间、微信、朋友圈乃至微博，与他们所知的电话和短信之间的差别，这种不是点对点的，公开或半公开的交流方式，对于没有切身体会过的人，是很难理解的。
最初我也感到气愤，尤其是听母亲说，同样作为环卫工的某个熟人，因为与某个乡镇领导有亲戚关系，她每次参加集体劳动时，都会另算工资。这样的不平等让我更加愤懑，我上网搜索与环卫工有关的条例，想知晓他们的责任范围。在某份条例中，确实有条款明确了他们需要参加一些集体劳动，但未说明另算工资。我又问了邻县一个担任基层公务员的朋友，他说每个地方都各有不同，有的会发，有的不发，没有明确规定许可或禁止，我只能作罢。
工作群重新浮动出来，大约是负责人发现了它的便利之处，不用点对点打电话通知每一个人，让他轻松不少。每一天傍晚，他都要发布次日的集体劳动信息，不是某段检查小组的必经之路，便是某个藏污已久的水塘，要么去江边除草，或者干脆去某个农场或工厂（最为可疑）。除了时间和地点，一般还会嘱咐工人们带上什么工具，他把所有工具的学名都换成了与家乡话对应的同音文字，以便群员一读就知道，应该告诉爸妈或爷奶带镰刀还是锄头。这在我所有加入的群中，颇为特别，又颇为滑稽。母亲对这样的劳动，并没有过多的抱怨，拿了几年比别人少一半的工资后，她的待遇终于和其他人差不多了，她仍然小心翼翼，用沉默和踏实的劳作，试图在人群中隐藏自己非贫困户的身份，期望能够一直做下去。累是必然的，母亲的身体本来就弱，为了表现自己的工作态度和能力，要比其他人做得更多更好。有次她说，那些负责检查的人都说，她清扫得干净，不偷懒。我不知道这与她始终在岗位上未被辞退有无关系，然而那些在母亲口中，懒惰旷工的“一本通”员工，也不见辞退一人。
不记得从哪一天起，这个乡村环卫工的群又开始被工作照刷屏，都是由负责带队的群主发布的，不再是清洁工的家属。我起初并不在意，那都是一些特别随意的照片，角度不正、晃动导致的模糊，大多是背影和俯身劳作的身影，辨别不出究竟谁是谁。我也没有时间和精力点击，群太多，几乎都没有了阅读的欲望，我把跳到前排的群消息逐一删除，看看朋友圈的动态，然后息屏。
直到有一天，我偶然点开时，在那些没有任何美感的照片中，竟看见了母亲。我一张张看着，那些图片在缓冲中，从模糊变得清晰，那些人物和场景也显现出来，熟悉而具体。十几张照片，母亲唯独出现在那一张上，拍摄者可能出于无聊，随手拍下了这些相片，似乎想把周围的一切都摄入镜头，分给每个人的机会都只有一次。那都是故乡常见的风景，新旧杂乱的房屋，墙面上雨水冲刷的褐色痕迹尤为明显，落满尘土的道路，早已失去混凝土的模样；高大或单薄的树，榕树、樟树或朴树、枫杨和乌桕树，它们立于道旁或田间，浓绿而茂盛；还有用铁丝网或竹片围成的菜地，也是青葱一片，洋溢着不可阻挡的生机。只是照片中的地方熟悉而陌生，那些亲切的风物和身影，仿佛隔着屏幕也能听到乡音和闻到淡淡的植物气息，而我却说不准确，那究竟在村南还是村北的某处，离乡十多年，脑海中的地图愈发变得淡薄，冲刷出一大片的空白。近乡的怯意在千里之外突然涌上心头，我又回到拍有母亲的照片。
那是一张竖直拍摄的照片，照片的焦点，是一条早已捡拾干净的浑黄的混凝土路，由此分成上下两部分，下部被道路填满，上部又可以分成四份。左半边摄入了一面三角形的墙体，底部是一条隐约可见的干涸的雨水渠，墙面没有粉刷，呈砖红色；一楼两个细小的窗户孔旁，钉有四根平行的褐黑色木条，大概是铺过塑料防雨布，塑料氧化后，被风撕扯得一干二净，不见踪影；二三楼装上了推拉窗，二楼的窗户拉开了一半，印花的窗玻璃斜印着青绿色，大约是树影的反光。右半边是矩形的楼体，它的上下两层粉刷了石灰，二楼也是推拉窗但并未打开，这是农村砖房的标准装修；窗下三十厘米处是一排四根电线，斜穿过照片的右上角；一楼露出半扇铝合金门，墙基一米高粉刷成灰色，是另一道装饰，乡下灰大，雪白的墙面蒙尘已久，显出一片片暗黄。上半部分是一些高大的树，树身斑驳，枝叶松散，一棵紧挨着另一棵，绿叶稀薄处，映照着莹白的天光，因为像素的缘故，无法放大辨认，它构成了照片四色中的绿。四个人影夹在中心点偏右上的位置，母亲就在最左边。
他们应是集体劳动之后，正在返家的途中，人群最后一个戴着草帽、右肩扛着钉耙的男性，身影看起来并不衰老，洗得泛白的蓝色衬衫背后，汗水已经洇湿了整个背脊。中间两个妇女拿着铁锹和畚箕，低头往前走着，穿着大花色鲜艳衬衣的那一个，似乎是大姨，她前面身形矮小，穿白色碎花衬衫、戴着袖套的，大概是挨着她家住的伯母，但我并不能肯定。在我近乎异乡人般的眼中，村里身形相似的人有很多，他们年轻时或许各有不同，而衰老却将他们塑造得越来越相似。母亲那顶淡黄色草帽的帽檐，在定格的镜头中显得尤其宽大，离开房屋的遮挡，走进了下午并不强烈的阳光里，颜色更加明亮。她的头向左侧微抬，正注视着远处的什么，镜头中无法看见，身上是那件穿了好多年的红白细格子衬衫，母亲瘦弱的双肩难以将衣服撑满，看起来稍微有些长了，在镜头中泛出一条竖直的粉红。她的左手挽着一个蓝色塑料底畚箕，畚箕口露出一截木头手柄，里面大概放着一把蔗刀或禾镰，用来清除杂草，畚箕在光线的映衬下，仿佛显得比别人的干净许多。她的影子落在左侧，比她的身影稍微短一些。几个人应是往南走，路的尽头往东拐消失在红砖墙背面。
一行人靠右走，在他们左后方，是我家的泰迪狗“饼干”，这是二姐的儿子给它取的名字。这条狗，也是二姐带回的诸多条狗中，最近一条的后代。那条叫做“糖宝”的母狗，过于温驯，对每个人都充满热情，被二姐带回老家后，数次走失，并最终消失在我们的生活中。它被人抱走的时候，“饼干”还未断奶，向来胆小，一看见人就钻进老厨房堆积的木头底下，那是“糖宝”生它的地方。家里只剩下“饼干”的时候，它起初总是在家门口，目送着母亲出工，一路清扫过去，胆子大了点，就像“糖宝”一样，整天粘着母亲，走遍了村里的大路小路，它的胆小令它时时跟在母亲身边，至今没有走失。由于父母并未将它当成宠物对待，也没有时间给它打理毛发，镜头中，“饼干”原本洁白的身体，就像一团在尘土中滚动已久的棉花，毛发污黄打结，像一条流浪狗，像堆积在路面的一团黄土。它的尾巴半夹，头向右扭，嘴巴因为炎热微张，眼睛注视着后面的人。
照片的中心点压在浑黄的路面上，拍摄者拿着的手机与水平面呈大约六十度夹角，这样随意的拍摄，仿佛一个胆怯的偷拍者，不敢明目张胆，只求蒙混过关。其他照片也是如此，没有一个端正的视角，人影、房屋、树木甚至道路和山峦，在不同的角度下，呈现歪斜的姿态，让看见照片的人，总是想先把它们裁剪一番，才能安心地查看。显然，这种拍摄只是工作需要，年初是环卫工自证工作属实，如今，镜头外的人则需要自证工作已落实，时间、地点、人物，只要照片能够提供相应的信息，便算有效，谁又会管照片的美感呢。尽管这样的镜头让我感觉不适，我还是下意识地把这张照片保存到相册中，并删掉了多余的群消息。
从那次开始，我就会留意那个群的消息，里面时不时就会出现一长串照片，看见后，我便一张张打开，看看母亲他们又在从事怎样的集体劳动。可能是我家附近比较干净，没有需要集体劳动才能清洁的地方，每次看见的，都是陌生之处。有的照片中，背景里是白墙蓝顶的铁皮厂房，一群人在草木丰茂的沟渠中清理杂草，砍倒横生乱长的树苗。有的照片，他们围在一个水塘边，拿着钉耙与铁锹，打捞塘中的枯枝与生活垃圾，很多人家都把水塘当成了天然的垃圾桶。极少的照片里，母亲会出现在中心位置，要么举着锄头在某段围墙边松土，到处都是刨下来的杂草，要么就是担着一对树胶桶，压弯扁担的重量让她眉头紧锁，领头走过凹凸不平的田埂，把水浇到某块地里。还有的照片里，前一天他们还在围着一棵樟树的花坛里碎石松土，第二天就已在坛中种好了绿植，那些颜色不一的植株，有的连我都不清楚叫什么名字。电话里，有时候母亲会说到他们种下的观赏植物，也说起有人会把好看的偷偷带回家种植。有一次，她饶有兴致地对我说，家里大门口也种了两株很漂亮的花，是大姐一家从云南带回来的。只是在她的描述中，我很难猜到他们种下的究竟是什么，这个好奇心一直到过年放假回家，我才认出那两株花木是三角梅，它们长达半年的花期，让我所在城市的大街小巷，时不时会被它们一丛丛紫红色的花火所笼罩。那是种植简单又热情似火的一种花木，被父母种植在家门口，似乎也歪打正着，别有一种寄寓。
还有的照片，不知道在学校还是某个厂房的外面，环卫工分散在道路两边，有的用手拔铁线草，有的用镰刀砍构树，被砍倒的构树就在镜头前，泛黄的刀口还能看清树的年轮，一圈或者两圈；宛如绿色三叉戟的叶片倒伏过来，背面要比正面白一些，透过镜头似乎都能够感受到叶片上细小的绒毛；铁线草一堆一堆地摆在路边，夹带着落叶和泥土，挤挤挨挨地装满了畚箕。母亲大多数时候穿的都是那件红白细格子衬衫，大概被她当做了工作服，这种长袖的衣服很适合在做清除类的事的时候穿，比如砍树和除草，手不会被草叶划伤，也可以阻挡蚊虫叮咬，避免引起皮肤的不适。偶尔能见到她穿着另一身：绿色碎花长袖的衬衫，蓝布裤子，穿在身上显得异常肥大。那应是很多年前才有的布料，住在城中的伯父伯母，多年前返乡时，总会带回来一大堆旧衣服，如今父母做工时，还是会挑出那些衣服来，仿佛到现在还没有把那些衣服穿烂。她有时蹲在沟渠和路边认真做事，有时提着畚箕去倒割下的野草，有的照片中她似乎在看着镜头，或者在和某个人说着什么。在这些无意间被拍下的照片里，瘦弱的母亲无法撑起包裹她的衣裳，从远处看起来，她给我一种无力感，整个身体往下垂落的感觉。也许伯母的衣服确实不适合她，更有可能是，母亲在我无法过多照顾之时，迅速地衰老了。我将那些照片放大，近在眼前的母亲似乎已有一些躬身驼背，双手下垂，嘴唇紧抿后嘴角微微向下弯曲，双眼在模糊中，也透露出一股疲累感。我一下子不敢再看下去，她看着镜头的双眼，好像也正在看着我。
群里的母亲显得那么柔弱，在偶然拍到她的照片中，和其他人相比，她也显得清瘦，尤其在一张拍到她拿着铁锹、提着一畚箕割下来的野草往远处走去的照片里，她的双腿在那条蓝色的裤子里面，就像两根细瘦的竹竿，她的整个身体都被这两根竹竿支撑着，在时间之河里一次又一次泅渡，仿佛没有尽头，永不终止。也许在别的眼睛看来，这群年纪差不多的人并无两样，无非都已不再年轻，而我却无法长久地注视这张照片，它完全触发了我作为人子的羞愧感，以及逃离到别处的懦弱。
有次休假回家时，我看见“饼干”病怏怏的，趴在门口一动不动，这才从母亲那里知道，天气寒冷，父亲却仅在门口扔了一件破衣裳，当做它的窝，没有把它安置到一个更暖和的地方，它已经感冒了好多次。我立马在网上买了泰迪穿的衣服，还有几包狗粮。我想看看它是否还有其他的不适，我常年在外，“饼干”和我并不亲热，它会对着我摇尾示好，当我走近时，它又会快速地远离。刚回家的几天，很难走近它，慢慢终于可以让它停住的时候，我才发现，由于皮毛过于密长，它的排泄物粘在身上无法脱落，这些污秽之物，令它感到尤为不适，所以当父母看见它经常拖着后腿在地上磨屁股的时候，这些脏物导致的清洁问题已经特别严重。我查看时，发现它的后腿上和尾根处，已经破皮发炎，有了脓肿，可能还会发痒，让它时不时就要重复那个动作。母亲看见后，也分外震惊。我感到特别生气，责怪他们没有将它照料好，只是说了没两句，我就停了下来，找出剪刀，把那些粘着粪便的毛发剪掉，找出药棉和木子油，将木子油擦拭在“饼干”发炎的地方。这也是母亲的意见，通常他们手脚破皮发炎，就习惯用木子油来消炎，瓶中仅有的几十毫升液体，已经使用了十几个年头。我不知道这种东西对它是否有用，但擦拭了总比什么也不做好，几次之后，“饼干”发炎的地方居然奇迹般地愈合了，那个时候，买给它的衣服和狗粮也被父亲取了回来，看着它恢复往日的生机，我心底竟涌起一丝感动。我想起了十几二十年前，家里有一只叫“星”的狗，和我尤其要好，却由于误食了毒物，当我放学回家时，它已经站立不稳，肚腹翻涌，嘴里不断吐出白沫。我不知所措，恐惧让我步步后退，看着它在爬向我的途中，停止了呼吸……
父亲怪我对一条狗太好，言外之意，大约是家里生活并未转好，他们都还在为活着奔波，怎么可能像有钱人家那样，给狗置办各种东西，把它当做人来对待。我无法向他流露我对“饼干”的感情，在内心的最深处，我很感激它在父母身边的陪伴，在某种程度上代替了我，它就是我那份难以言说的情感的外在投射，包含着谦卑、愧疚、苦闷和无能为力。它并不求家庭富贵腾达，需要的仅仅是寒冷时一个暖和的窝，和饥饿时的一口粮食。它能够给予这个家的，却是一种生机，不论是摇动的尾巴，蹦跳的身子，或对暗夜与陌生人的吠声。它让沉闷的生活生动起来，能让人感觉到什么是依偎和爱。
正如我一直想要给予他们的，只是面对当下的境遇——他们把毕生积蓄掏出，为我在一个陌生之地递交房屋的首付后，仍要自己谋求吃食——这种给予是否太过虚无？我无数次怀疑自己已经误入歧途，我想过改变，往外面投去一份又一份的简历，探问身边的亲朋，只求有个地方能够接纳我，提供一份合适的薪水，让我果腹之余，也能够让父母安心，不用再在风吹日晒下，挺住病弱不堪的身躯。我所求无多，只愿问心无愧。
乡村私建房屋被严令禁止后，做了一辈子泥水匠的父亲便失业了，赋闲和年华老去，让他开始忍受病痛的折磨，日渐颤抖的手，数次摔伤的腿，劳损的腰和颈椎，无时无刻不在向他索要过往的报偿，日常生活的担子，便落到了一辈子和土地打交道的母亲身上。这份工作尽管不算体面，却有了稳定的收入，让原本应由我挑起的担子，暂时又被分担过去一部分。被慢性疾病折损身体的母亲，坚持了这么多年。在他人的镜头里，她总是在远远的某处，面容难以看清，在我新年为家人拍下的全家福中，母亲眼角的皱纹，还有额头的白发异常显眼，那双裸露在外的双手，皮肤松弛，关节肿大，垂落在穿着花袄的身体两侧，她的眼睛半眯着，在子女和外孙辈的环绕中，露出幸福的微笑。
也许那一瞬间她相信，幸福的生活是能够依靠勤劳创造的，然而一个多月后，她就被告知，乡村清洁工作被外包出去，改由私人经营，因为没有“一本通”，她做到那个月底，就不用再去了。
【李路平，作家，现居南宁。已发表散文、小说等多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