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初冬，母亲走了。
南方多雨，冷雨淅沥，点点滴滴，直落心上。
出殡那天清晨，天空像是收起了一把伞，骤然放晴。此时，“日头佛”尚未露脸，东方天际溢满橘红色的晨曦。
乡亲们私语，“这老太太，修得真好。” 母亲一生的修养，化作乡亲们的口碑。
母亲九十有二，走的时候，一如既往的平静，平静得仿佛慢慢熄灭的灯。
虽是意料之中，我仍有一种坍塌感。一个家庭，失去父亲，顶梁柱塌了；失去母亲，家没了。
在那些过往的岁月里，我做着无数的田野调查，访谈过数以千计的人物，却独独忽略了母亲——从未以职业的眼光观察过她，也从未用作家的笔触描绘过她。
枫树坪，曾是闽浙交界中共地下鼎平县委的根据地。年轻的母亲，曾担着风险为游击队员烧水送饭。前些年，政府颁发“老区补助费”，凡在战争年代为革命做过事情的老区民众，均可申请。母亲淡淡地说，做那些事，哪想过回报？
父母膝下五子三女，母亲将清贫如水的生活打理得井井有条，我们没挨过饿，没受过冻，没失过学。
1966年初冬，当我从井冈山、韶山大串联返回，风尘仆仆进家门时，父亲已病故半个月。42岁的母亲，一下子苍老了。在那个节骨眼上，家里唯一的经济来源，是在部队当排长的大哥的全部工资。为了贴补家用，母亲到街道小厂做粗工编织麻袋，清早追着晨星离家，夜晚踏着月色进门，粗糙的手上布满一道道血口子。
日子虽然艰难，儿女还是像庄稼一样，一茬接一茬地长大。我当兵时，大哥、二哥都在部队，弟妹还小，这个家庭正需要我分忧解难，但听说部队来招兵，母亲立刻让我报了名。
离家那天清晨，灶膛的火光映照着母亲的满脸皱纹。我蓦然发现，母亲真的老了！
后来，母亲又将四弟、小弟送进军营。一门五军人，外表风风光光，别人啧啧称奇，唯有母亲，牵肠挂肚。
古人语，父母在，不远游。身为军人，我一直在外“远游”。每次回去探亲前，心中蓄满了情愫，千言万语，然而，进门喊了声“阿母”后，就不知话从何起了。
第一次穿军装回家探亲，母亲左看看，右看看，像不认识儿子似的打量着我。夜半，我从睡梦中醒来，朦朦胧胧见母亲还望着墙上挂着的军装发呆。母亲最欢喜我穿着军装陪她上街买菜、看望亲戚。有一次探亲，军装洗了，南方多雨潮湿，几天不干，母亲沉不住气了，做饭时，拿到灶膛前将它烘干了。当我穿上母亲烘干的军装时，母亲笑了。在家那几日，我悄悄地感受着母亲的一言一行，母亲也用那深切的目光，跟随着我的身影，进进出出。
母亲九十华诞时，我与在北海舰队服役的四弟相约，回老家为母亲祝寿。母亲受宠若惊，连说：“做甚寿，你们都是大忙人。”
谁料到，第一次为母亲操办的寿宴，竟成为最后一次！
在整理母亲的遗物时，我意外发现了一只搪瓷茶缸。茶缸是我入伍不久连队发的，白色，上面烧制有“海军福建前线”几个红字和一门高昂着炮口的海岸炮。第一次探亲时，我带回家送给母亲。已经过去四十几年了，母亲竟然还完好如初地保存着它，拿它装糖，它成了一只糖缸。我想，母亲在思念儿子的时候，一定会捧着它看几眼；或许，在母亲的心目中，搪瓷缸已经成为人民军队的图腾……
兄弟姐妹商议，丧事从简，不发讣闻，仅办家祭，辞谢礼金。我更建议，出殡时，不要披麻戴孝，改用黑纱白花。
大姐最先反对，乡俗民规，哪敢轻易改变！二哥也在犹豫，不披不戴，几百年来没这个先例，怕只怕乡亲们接受不了。我非常理解他们的难处。乡约民俗历经千百年，形成固有的套路，精华与糟粕共存，精华固需传承，若要抛弃糟粕，非一朝一夕之功。磋商的结果，只好折中，采取“一国两制”：我与四弟穿军装，黑纱白花；其他兄弟姐妹遵循旧俗，披麻戴孝。
消息传出后，一位老同学找上门来，满脸严肃：无论你位高位低、钱多钱少，披麻戴孝是千年故俗，更改不得。
我细细辩解，母亲舍得把五个儿子送去当兵，是将军队看得山一般高；两个儿子穿着军装送她，是我们对母亲的最高崇敬。
北风轻拂，初升的“日头佛”温暖肃穆。
出殡的队伍上路了。
我与四弟着军装，佩黑纱，捧素菊，与几位披麻戴孝的兄弟姐妹一起，送母亲最后一程。
我热泪纵横，举起右臂，向母亲致以最后一个军礼！
每次离家，母亲总是倚门而立，用目光追着我，扯着我。这一回，身后没有了牵扯，我的心里空空荡荡。
在我苍凉的转身间，家乡，从此成了故乡。
(作者为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常务副会长，海军政治部创作室原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