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大多数时候火车行驶在无人的山野间，有时能看见山雉，有时能看见搭建简单的棚子，能住人。一些开山工人住在里面，外面晾着他们的衣裳。火车经过他们，犹如经过一队排队蹦下崖来的虫子，它们很轻，看起来却有些悲壮，而且很有秩序。我不知道我为什么想到那些虫子。
“小朋友，跟妈妈姓是不是很好？”
“哈？”他拿着我的皮尺，在量桌底的垃圾筐，头也不抬，没明白我问什么。我说这也许是未来的趋势，就像虫子跳崖，有秩序。他只对虫子跳崖感兴趣，问我虫子为什么会跳崖。我说我也不知道，可能它们觉得那也是路，空中的路。
“会死吗？”
“不会。”
“为什么？”
“因为它们很轻。”
火车在一个临时小站台停了下来，我这才发觉车厢内只有我们两个人了。车停了十分钟，没有重新开动。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差不多两个小时后，车子还是没有启动的迹象，也没列车广播给个解释。整个世界都很安静。小家伙的不安终于到达了极点，号啕大哭起来。我从未哄过孩子，哄自己都哄不好。他大概哭了十几分钟后开始干呕，声音也小了许多，有些上不来气的感觉。
列车员从另一个车厢走过来。“你可以下去透透气。”她说着递过两张纸。我把孩子脸上的鼻涕擦干净。列车停滞不前，对我来说不是件坏事，我并未感到任何烦躁，但看着哭得不成人样的孩子，有些心疼，也怕闷出毛病，便抱着他走下火车。
站台极小，不封闭，走了几步路，便可以看到铁轨两边延绵出去的一大片田地，远远的有些农舍冒着青烟。天气阴霾，但空气相比车厢里的确好了不少。我站着拉了几下筋骨，那个列车员也走了出来站在我身边。
铁轨旁有五个孩子在玩，正围成一圈用树枝在地上挖坑。
“我可以过去看看吗？”天北问我。
“火车马上要开了。”我说。
“没那么快。”列车员说。天北皱起脸，作势要哭。
“去吧。”我说。
他撒开脚丫子冲过去，冲到离他们一米的位置停下来，怯生生看着，也不敢靠近。五个孩子齐刷刷瞄了他一眼，又齐刷刷低下头继续挖起来。他们说一种方言，咋咋呼呼，声音很大，我听不懂，天北也听不懂。他抱着自己的小包，手中拿一卷皮尺，一动不动。我想起一头狼盯着一群兔子的模样。可他不是狼，没有发起进攻，而是悻悻返回，脸是皱的。
“他害羞。”列车员说。
“你很想跟他们玩？”我问。他重重地点头。
我领着他走过去，这次站得近了一些，几乎是直接冲入他们内部，把他们队伍搅散那般。那群孩子齐刷刷又一次抬头，我看到黝黑、泥尘、干鼻涕和湿鼻涕混合的五张脸。你们在干什么呀？我弯下腰，对着其中一个小男孩问。他别过头，吸了吸鼻子，不回答我的话。其他的孩子看着他，后来一个胆子大的用生涩的普通话说，我们在搞葬礼。
搞葬礼？我惊奇道。他们说对呀，搞葬礼。我才明白，他们在给一群蚂蚁办葬礼。我不知道蚂蚁是怎么死的，也许他们出于好玩掏了个蚂蚁窝，然后又觉得无聊，便学着大人的样子给这群蚂蚁办葬礼。
“尸体在哪里呢？”
那个大一点儿的男生从旁边拿过一块白布，上面有一群死蚂蚁，数量还不少，密密麻麻，多看两眼就会令人头皮发麻。葬蚂蚁，随便挖个小洞就好了，干吗挖这么大一个坑？我说。他们已经挖了个坑，很浅，不过长度足够埋一只兔子了，他们还在挖，没有停下来的意思。很快，坑变长了许多，看起来足够埋一头小猪，但还是很浅。
“你们要挖多大的坑？”他们双手握着树枝，动作整齐划一，飞起的泥土不停从脚前甩到身后。天北跃跃欲试，也拿根树枝在旁边轻轻划土。他不敢靠近。我突然想知道这些蚂蚁是怎么死的，但没问。也许世界上真有这样一些事情，你因为想打发无聊看见了，看进去就会想一些更无聊的问题，得到荒唐的答案，这足以影响你的心情好多天，人就是这么走向偏执的。后来很多年，我一直在想那天想着的问题，蚂蚁是不是他们杀的。
“我们也不知道要挖多大，就先挖呗。”有个女孩说。他们回答问题总是在问话人问了很久之后。
“是呀，够大了我们就停下来。”另一个说。
等他们停下来的时候，坑看起来可以躺一个人那么长了。我不知道时间过了多久，可能很久，可能就一会儿。火车一直没动，列车员还站在那儿。他们都站了起来，拍着身上的土。
“好了，可以放遗体了。”那个大点儿的男孩说。
“等一下，你们想不想知道这坑多大？”他们摇摇头。我说：“那你们不想知道蚂蚁的家多大吗？”他们互相对望，似乎有了一点兴趣。
“我帮你们量。”我说。
我拿过天北手中的皮尺，把那个坑量了一下。“长180cm，宽50cm。”我对他们说，他们一脸懵然，显然对这两个数字没有任何概念。
“这是能埋几乎任何人的坑。”
“像你这么大的也行吗？”一个小孩问。
“你躺进去，我们看。”那个最大的男孩生硬地说。也好，为了证明这的确是一个大坑，我躺了下去。刚刚合适，但不够深。一个小孩忍不住笑了起来，其他的扑哧扑哧笑起来，天北也在笑。我静静躺着，白云在天上摇，有些小灰尘在我脸上摇，隐隐闻到一股芳香，我脑袋沉重，眼皮快要睁不开，如果闭上眼我立马能睡着。
“嘻嘻，我们把你埋起来啦。”他们开玩笑说，过来按着我，往我身上撒些小泥粉。
“不行，我还有急事。”我猛地起身，竟觉精神了些。
“下葬蚂蚁！”有人大喊了一声，把那团包裹蚂蚁的白布放了进去。他们齐刷刷膝盖触地，对着白云合起了双掌。天北觉得好玩，也学着他们跪下去，只是他在朝着天空招手。
“谷镇方向的旅客请回列车。”列车员大声说。小孩们站了起来，我们都转过头看她。一个孩子笑起来，我们都笑起来。
“赶紧的。”列车员又说。
我把天北抱起来，小跑着上了火车，刚坐下，火车就开动了。我和天北往窗外看，那五个孩子在往坑里填土。半个小时过后那里将一片平整。
到了谷镇，我们刚出站，天北就朝等待他的妈妈飞奔过去。我站在原地，呆呆看着。那是一位温柔的女士，穿一身藏青色的长裙，眼角的笑纹明显。是我记忆中年轻的母亲的样子。她离我半米远，似乎这一瞬间在凝看着我，可眼神又好像穿透了我到了后面的人群。他俩要往外走了。我不想让他俩走。
“妈。”我喊出声。她还是拉着小家伙的手往前走。小家伙回头看了看我，拉了下母亲的衣角。他俩停下来了。他说着话，指了指我，她看过来，眼神还是落在我后面。女人拉着孩子往前走了，似乎有些嗔怪。我跟着他们，我没法不跟上去，一切都和日夜梦回的某天一模一样：郊外车站，小路芦苇，有人牵着我回家，我跑向那个卖糖葫芦的大叔。
“你不用送我到家。”天北转头对我说，“我跟我妈妈就行了。”
“你在对谁说话？”她问。
小家伙朝我和她吐了吐舌头，朝着卖糖葫芦的大叔跑去。我正要跟上去，妻子打来电话。
“到了吗？”
“到了。”
“地址发你微信了。”
“我今天看见……”
挂了电话，母子俩不见了，人群淹没了他们。
我照着地址找到妻子家那所我未来过的老宅。一见到我，她便拉着我靠在墙上，拿着一卷崭新的皮尺量起了我的身高。末了，她咂咂嘴说：还好你勉勉强强能算一米八，我跟闺蜜说你有一米八她还不信，明儿你再塞个增高垫跟我去见她，我才不想输给她。
“让我回来就这事？”我提高了声量。
“不然呢？她虽然嫁了一个矮子，可是人家很有钱！”她说。
我突然想到，也许白布里的蚂蚁从没活过，也许蚂蚁从宇宙某处流浪过来，一生搬运，寿终正寝。
妻子说，那你躺躺呗。我一挨妻子的床就睡着了。
我梦见妻子闺蜜的婚礼场景：新郎新娘站在一个尖土堆上，却站得很稳当。土堆会动，载着他们去给来宾敬酒。所有人都仰头看他们，仰头对他们说恭喜。我和妻子也在人群中，我比所有人都高半个头，脚却硌得生疼。新人来给我俩敬酒，我不看他俩的脸，低头去看那个土堆，发现上面撒有许多小花瓣，花瓣散发出浓郁的芬芳。我细细辨认那花儿的品种，却看见土堆上还有许多小米粒，有的白净新鲜，有的发硬发黄，应该是被什么虫子分多次搬运过来的。
那天我喝了许多酒，酩酊大醉。当晚，我和妻子搭朋友的顺风车回家。一路上，我下车撒尿三次，妻子扶着骂骂咧咧的我吃力异常，嘴里也骂骂咧咧的。
这是我婚后第一次大醉。
第二天，我在家中床上醒来，身边不见妻子。我晃晃悠悠走出卧室，罕见地看见桌上有杯蜂蜜水，冒着热气。妻子站在窗前，一如我那天站在窗前，但她没在望什么。她拿着什么东西在擦拭，薄薄的、黑乎乎的——哦，是我去世多年的父母的合照。她认真的神情竟有些小女儿的娇态。我想跟她说我来擦吧，但没说。
窗外，阳光给一大朵乌云镶上淡淡的金边。我想起麻北天，他一定会同意，那像是一张挂着厚厚蚊帐的老床。
隆莺舞，壮族，1993年生。广西民族大学在读研究生。作品见于《长江文艺》《民族文学》《延河》《红岩》《广西文学》《滇池》《南方文学》等。曾获首届广西年度壮族作家新人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