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说话间就到了报名的日子。往日高考报名,最重要的一关就是政审。据说,以前的政审结论,分为四等,第一等是优先录取,第二等是录取,第三等是考虑录取,第四等是不予录取。他没有见过也不可能见到政审结论,他有一个同学,在运动初期奉工作组之命,监督学校一个搞政审的领导,在这位领导准备销毁的字纸中,曾看到过这些政审材料的草稿,说确有其事。不管怎么说,一提到政审,总不免让人战战兢兢。尤其对那些出身成分不好,或社会关系有问题的同学来说,更是一个沉重的心理包袱。他下放的那个生产队,就有他们学校一个上届毕业班的校友,因为家庭出身不好,政审没有通过,结果没上成大学,回乡当了农民。这个同学后来变得很颓废,经常搞作风,用男女关系来麻醉自己,他们知青点上的同学还参加过他的几次批斗会。他记得这个同学的作文写得很好,有一篇叫做《湖甸春色》的作文,还当作范文,印发给全校同学学习。后来有一位老师说,这是典型的为地主阶级招魂的作品,谁的湖甸,哪个阶级的春色,贫下中农有湖甸上的大片良田吗,他们吃不饱穿不暖,还有闲心思去欣赏所谓如画的春色吗。他当时觉得老师说的也有道理,下放后一直不敢跟这位高一届的校友接近。
六六年那次高考前的政审结论怎么样,他不得而知。七十年代推荐上大学时,政审结果却让他尝到了辣头。他那次本来有机会上大学,就因为家庭情况不清楚,政审没过关,只好眼睁睁地让自己的徒弟取代了他。他那时还在一家机械厂工作,他那个徒弟只上完小学,就因为家庭成分好,有个舅舅又当着军分区政治部主任,就被推荐上了。领导跟他说,倒不是你的家庭和社会关系有什么大问题,而是情况有点复杂,不是不清白,属于不清楚,又不知找哪个单位去调查,所以就让你的徒弟去了。他的徒弟觉得过意不去,特意买了一瓶酒来安慰师父,他只好强作欢笑说,没关系,没关系,你先去,我后来,都一样,没准儿你毕业留校当了老师,我再去就是你的老学生了。徒弟说,哪敢哪,一日为师终身为师,不管走到哪里,您永远都是我的师父。后来在大学里,果然就有徒弟当了师父的老师,初中生成了高中生的学长的事情发生,那年月怪事多,就不去说他了。
想想自己家的那点事,确实也够复杂的。他父亲出生于一个地主阶级家庭,但他父亲本人解放前在外面读大学时,就背叛本阶级,参加了革命。革命成功后,他父亲又背叛了自己的糟糠之妻,在外面组织了新的家庭,从此就再也没有回家,也断了音讯。解放后,亲戚朋友都不知道他是死是活,这些年都干了哪些事,现在何处,官居何职。有人问起时,并不知情的亲朋好友,只能根据他父亲解放前干的两件事,来推断他后来的人生状况。这两件事在当地都很有名,一件事是抗日战争时期,他曾以一个富家大少爷的身份,把一队在武汉保卫战中打散了的国民党武装,带出了县界,送到了长江那边。跟着去的人说,大少爷穿着一身白色衣裤,摇着一把折纸扇,那些散兵扮着挑夫,一人肩上挑着一担猪儿,说是要送到樟树去卖,混过了日本人的岗哨。另一件事是解放战争时期,他把从宣化店分散突围出来的一个班的解放军,又带出了县界,送到了长江那边。这回卖的不是猪儿,而是药材,樟树也是有名的药材聚散地。这两件事据说都与大少爷的同学有关,前一件事是大少爷有个同学在码头上给日本人当翻译,看大少爷的面子放过去了。后一件事是大少爷另一个同学的父亲,是国民党的军官,当时正在码头驻防。这两件事背后的情况,都很复杂,谁也说不清楚。组织上不说,也不可能有人知道。解放后,当地人只能根据流行的政治逻辑,做种种推测。有的根据他救了国民党的兵,说他后来在国民党那边当了官,跟着蒋介石去了台湾。有的根据他救了共产党的兵,说他现在一定是共产党的干部,至少也是县团级以上。他从小学到高中,都没经历过严格的政审,他父亲行踪不定,下落不明,也无法外调,这件事就成了一笔糊涂账。他自己有时候觉得自己是革命干部子弟,学校也让他参加过几次革干子弟座谈会,有时候班主任又跟他讲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政策,既讲成分,又不唯成分论,重在政治表现。他不敢跟出身好的同学相比,反倒羡慕那些出身不好的同学,觉得那些同学还可以根据政策,光面堂皇地去追求政治表现,他自己却不知道如何是好。有一次,班上召开学习毛主席著作讲用会,一个出身不好的同学大讲他如何跟恶霸地主家庭划清界线,他觉得他讲的根本就不是那回事,划清界线主要是划清政治思想上的界线,不是不接受家里寄的伙食费就是划清界线。他也想上去谈谈他的体会,又怕讲错了,结果跟本来就是革命的父亲划起了界线,所以思想包袱一直很重。
车站管人事的张科长,似乎看出了他的顾虑,有一次趁他到办公室写材料,就跟他说,你那点思想包袱可以放下来了,这次高考政审,重在个人表现,你的表现一直不错,这件事就包在我身上了,你只管安心复习,一定要考出个好成绩,为咱们车站增光,也为调车组的弟兄们争口气。吃了这个定心丸,他就更有信心了。看看考期将至,主任就和书记商量,破例给了他三天假,让他在家里好好复习,准备考试。
在家里复习其实并不比在车站复习轻松,原因是家里的房子小,没处藏身。他家隔壁是饭店的理发室,刚好这几天理发室的陈师傅生病请假,她就从陈师傅那里要来了理发室的钥匙,把他关在里面,让他安心复习。这些时是会议淡季,理发室只留陈师傅一个人值班,陈师傅不在,门口挂了暂停牌,没人敲门打扰,白天夜里都开着日光灯,就像当年坐在教室里上晚自习一样。
好久没听到日光灯嗡嗡嗡嗡的声音了,多少年前,一听到这声音,他就有一种莫名其妙的窒息感,总想把这灯光捅一个窟窿,划一道口子,好让人出口气。于是便在静静的教室里,刻意弄出一些响动,有时干咳几声,有时打个响鼻,有时敲敲桌面,有时晃晃凳子,直到来检查的班主任拍拍他的肩膀,拎着他的衣领,把他请到室外,他才觉得他从这惨白的灯光营造的牢房里解放了出来。
此刻,他是多么地热爱这日光灯。嗡嗡嗡嗡的声音,就像母亲小时候在自己的耳边哼着乡村小调,柔和的灯光就像漂白了的夏布蚊帐,把自己罩在宽大的木床里面。他喜欢这蚊帐,他觉得躲在蚊帐里既安全,又可以看到外面的动静。小时候,夏天的晚上,母亲就把他关在蚊帐里,教他读书。母亲在蚊帐外,一边做着手里的针线活,一边教他背诵《三字经》《百家姓》,他正式上学前的一些破蒙读物,都是在蚊帐里背熟的。现在,他又被关在这蚊帐里,只是看不到外面的动静,也不能弄出声音,就连背诵俄语单词,朗读俄语课文,也只能像帐子外面的蚊子一样,有一阵没一阵地小声哼哼。
终于还是忍不住要走出蚊帐。关了一天,没喝一口水,从消化三餐饭菜中溢出的水分,还是胀得膀胱发疼,就想趁孩子还没接回家,溜出去上个厕所。谁知门还未拉开,两个女儿就像两只猛兽,篷的一下冲了进来,一左一右地扯着他的胳膊说,爸爸在这里,爸爸在这里,抓住你了,抓住你了。他只好把她们让进理发室,让她们像抄家的鬼子兵样一气乱翻,等折腾够了,才想起来问她们,你们怎么不去托儿所幼儿园,妹妹很有点鄙夷不屑地说,这你也不知道,今天是星期天。姐姐说,你还说带我们到中山公园去玩,说话不算话,哼。他只好连连向姊妹俩道歉说,一定,一定,等我考完了一定带你们到中山公园去玩。为了这个不知什么时候兑现的承诺,又郑重其事地与姊妹俩拉勾盟誓,这才锁上理发室,回家去吃晚饭。
这天晚上,躺在床上,说起白天的事,他心中还满怀愧疚。连孩子这点小小的愿望都不能满足,他觉得他这个父亲实在是太不称职了。她安慰他说,你也别想多了,没听说儿女生来就是个讨债鬼,前生该他多少债,你说不清楚,他也不告诉你,他自己想要的,你觉得该给他的,都是你欠的债,你怎么还也还不清,不如想开点,能还多少算多少,还不了的就欠着,等到他也生儿育女了,就知道,这个债,他也有还不清的时候。他觉得她说的也有道理,就从被子里伸过一只手去,把她揽在怀里,想跟她温存一下。好久没有温存了,他差不多连夫妻之道都记不得了。她顺从地靠近他的身子,却没有平时那样的反应,只把潮湿的嘴唇贴着他一边的耳根,深深地吻着,然后轻轻地在他耳边说,留着,就要进考场了,养精蓄锐,争取考出个好成绩,我和你的两个宝贝女儿在家里等着你的好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