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提了一把锄头，立在村小旁边的菜地里。菜地边就是通往垭口，去县城的崎岖山路。路边坡地里，庄稼已经收割，地还空着，等待着被再次翻起。远处是摇篮样环抱着溪头沟的绿油油的山川。我弓着腰，像父亲母亲那样挥动锄头翻起地来，每掘开一块土，就有一张或者两张纸币随着土块翻出来。我弯下腰将手伸向地里，捡了一张还有一张，翻出的纸币怎么也捡不完……
猛地一个激灵，睁开眼定了定神，发现自己是躺在县城家里宽大的床上，眼前、高处是白白的天花板，枕边的妻子正规律地响着鼾声。我知道自己又做梦了。整个人却依旧沉浸在不断捡拾纸币的快乐里，一时无法彻底从梦境里抽身。
这个梦最初降临是在什么时候？已不记得了。唯有梦境里的情形却始终历历在目，清晰如初，就好像梦境一直持续着，仿佛被设置成循环模式的录影带，从未中断过播放，而我就一直生活在这个梦里，从不曾醒来。
我有几次把这个梦境讲给身边的朋友听。朋友听罢，一个劲儿地冲我会心地嘿嘿直笑——原来他们也做过差不多相同的梦。有朋友笑过之后，低声告诉我，这是我转世之前留存于世的后人在缅怀我，为我“送钱”来了，就像我们在各种节日里燃起纸钱祭祀先人那样。朋友的表情既严肃又神秘，我将信将疑。
如果真有前世和来生，我不知道自己是否还会降生在溪头沟，又阴差阳错地跑到县城，当上一名医生。
后来，读到著名心理学家卡尔·古斯塔夫·荣格的书，尽管书中的诸多论述让我似懂非懂，但荣格关于梦境的观点却令我十分认同——他认为，梦境的出现预示着“有事情发生了”。在我看来，荣格所言的“事情”就是脱掉白大褂，回到溪头沟，一头扎进溪头沟的山水间。之后，又回到县城，回到我早已轻车熟路的生活之中。而促使我动身的原因，有时候仅仅是脑海中忽地一个“回去”的闪念，有时候就是因为这个梦。
然后，就像今天这样，开上车，经县城尾端的龙尾峡，过思经桥和乡场，不到半个小时，便站到老家的院坝里。1990年8月，我中考过后迟迟没收到录取通知书，一个人去县城询问时，走的就是这条路。我压根儿不曾想到也不敢想象自己有一天会在县城有一份工作。那时候，乡场去往县城的路还是一溜儿碎石路，而从溪头沟到乡场，则是蜿蜒崎岖的山间小路。
县城和溪头沟一山之隔。陡峭崎岖的山路在山的最高处凿出了个垭口，往返途中的人们在垭口歇息时，顺便可以借机望一望身前、身后烟雨迷蒙的县城和蜿蜒蛇形的溪头沟。在通往乡场的路筑成水泥路之前，我从县城回溪头沟，溪头沟人往返于县城，大多走的就是这条路。著名的国道318线穿县城而过，有着“世界最美景观大道”之誉的公路上，一年四季，西进东出的人和车总是络绎不绝。除此之外便是山，一座挨着一座，高低错落，仿佛你只要轻轻一抬脚，就能跨越到相邻的另一座山巅之上。
溪头沟通往乡场的路浇筑水泥路面时，我已经从学校毕业，分配到县中医院工作。那是新千年后的某个春天。筑路工程还没正式开始，我便被告知：要铺水泥路面了，车子进出都不行了。水泥路刚一筑成，父亲母亲便托人捎来口信说：“可以（回去）了——路通了！”我望着捎信的人，从他的话语间听出了呼之欲出的兴奋。但是，自始至终，我也只是知道进出溪头沟的路要浇筑水泥路面，并且知道筑通了。就像一声惊雷，我只听见了声音，等我恍然明白过来时，已经成了一个事实。
一条路的消失，必定伴随着另一条路的新生。如果按照实际的行进路线，把县城和溪头沟之间的两条道路连起来，呈现在眼前的应该是一个不规则的椭圆，一个可反复回绕的环形。而事实却是，差不多从溪头沟通往乡场的路浇筑成水泥路面时起，翻越垭口的山路便少有人再去走，垭口及其两侧的道路于是渐渐变成了荒野。人们再去县城，大多直接开上自家的车子，或者搭上过路车，走乡场绕一圈。路途之远是无疑的，但比起翻越垭口，不知要便捷、轻松多少倍。
新路不知走过多少次，可真要说起这条路来，盘桓在我脑海的，依然是那个环形；我能够一五一十地说出的，依然是水泥路筑成之前乃至更早时期的人和事。
依然记忆犹新的是一些细节和场景——
溪头沟出产的东西很多，偏偏不出产煤炭。一入秋，满山满坡黄灿灿的玉米即将收割的时候，每家每户便计划着“背炭”。煤炭都产自太阳山另一边的大河乡。除了大大小小的煤窑源源不断地挖出煤炭，大河乡还出产硫铁矿、花岗岩石以及上等木材，连通外面世界的公路因此早早地筑了起来。同一座山的两面，竟然蕴含着如此巨大的差异，世界之奇妙之诡谲由此可见一斑。
大河乡通往县城的道路在溪头沟口呈一个倒置的“U”形。要背的煤炭，先用汽车或者拖拉机从大河乡的煤窑里运出来，运到溪头沟口那个“U”字的最突出部，就只好改用人力，一个人一背篼，蚂蚁搬家似的，背运回溪头沟里。背炭的人都是各家约请的乡邻，今天你帮我家背了，明天我帮你家背，完全“相伴”（无偿帮工）性质，从不提工钱。背炭用的背篼都是篾条编制的，底部和四周都垫了薄膜或者油毛毡，为的是不让煤炭末从篾条的缝隙间漏掉在蜿蜒崎岖的山路上。
每家每户都修有专门的煤炭仓库，从溪头沟口背回来的煤炭，一进到院子，就径直倒进了炭仓里。待玉米收割回屋时，再挖些黏土，混合后捏成碗口大小的煤球，燃起火堆，烘烤竹炕上的玉米，烘烤没有烧完的部分，便是寒冬时节的取暖物。
我家的煤炭仓库就修在院坝边的矮墙下，每年背了新炭回来，院坝里的泥地上总会散落下一些煤炭末。很长时间过去了，阳光照耀下来，还能望见一地隐约黑亮的光芒。
溪头沟通往乡场的路筑成机耕道以后，便再没有人家背煤炭。现在更是家家户户都改用起了各种各样的电器取暖做饭。
我初一的班主任何老师来自县城，是一名退伍军人。有一年寒假，快到过年的时候，父亲从鸡圈里捉了一只大红公鸡，从炕上取了老腊肉，要我进城去给何老师拜年。我翻过垭口，去到县城的何老师家。何老师要留我住下，我没答应。之前我在何老师家里住过一次，被子里弥漫着阳光暴晒之后洗衣粉的香气，我兴奋得一整夜睡不着。这次何老师要我吃过饭再走，我也没答应。那时候何老师还没结婚，我注意到他家的餐桌上放着塑料罩子，何老师说要留我吃饭的时候，顺手提了起来，我看到桌上放着几只碗，碗里的饭菜相当有限。何老师又拿出一个红彤彤的橘子要我吃，我双手捧着，在手心里放了一会儿就将橘子放在了桌上。一方面是太沉，那么大个儿的橘子，我还是第一次见到，另一方面是不确定，我不知道那么大的橘子该如何剥开，而且那一刻就我和何老师两人，我不知道如果真的剥开了，我们能不能吃得完它。我捧着橘子，只感觉手心里越来越凉，像捧着一块冰，却不能像冰块一样扔掉，只好侧身将它放在了身旁的桌子上。
我坐了一会儿就往回走了。穿过县城十字街，走到城头的禁门关桥头时，忽然听到有人在叫我的名字。我转过身去，是何老师。他骑着自行车，在我身边停下，将车把上挂着的塑料袋取下来递给我，袋子里装的就是刚才我想吃没吃的橘子。何老师取了一个出来，从裤带上解下钥匙串，掰开钥匙串上挂着的小刀，在橘子的蒂部来了个十字深切。何老师的手还没掰开橘子瓣儿，就有汁液从切口里滴落下来。我目不转睛地盯着何老师持小刀的手，看着他把钥匙串别进腰间，然后掰开汁液横溢的橘瓣儿。我的喉间咕噜咕噜的，我紧抿着双唇，依任那泡口水捂在齿间，就像捂着一个世人皆知的秘密。
后来，何老师将橘子一分为二，递了一半给我，又将自己手里的一半再一分为二，小指和无名指微屈，拇指和食指分别扯着橘子瓣两头的尖部，中指从橘子瓣中间部位同时用力，那橘瓣便从橘皮上一点点剥离开来。我照着何老师的做法做了，第一次没成功，又看着何老师做了一次，便顺利将橘瓣从橘皮上剥离了。我将橘瓣放进紧抿着的唇间，有点儿甜，有点儿酸，还有点儿涩，总之，是一种我从未体验过的复杂味道。
我沿着来路，翻越垭口，背回了何老师给我的一口袋橘子。直到春节过完，才一点点吃完。
我上到初三时，何老师调到了离县城更近的另外一所“戴帽”初中（小学里设置的初中），随着学校的那顶“帽”子被摘除，何老师又成了一名小学教师。我到县城参加工作以后，我们偶尔会在路上遇见。尽管何老师的头发已花白，我还是一眼就能认出他。
有一次，在一个关于文学写作的课堂上，我听到一位我敬仰的作家讲到如何进行有效的文学书写，他的回答就两个字：及物。我兀自笑了起来。因为我想起小时候，和爷爷一起翻越垭口进城的情形。每一次在我们躬着身、气喘吁吁地登上垭口时，爷爷便会对我说：“这人哪，上多少坡就要下多少坎。”有时还不忘补充一句：“不可能总是上坡，也不可能一直下坎。”我的爷爷可能压根儿不知道何谓“及物”，他讲给我的所有道理，都是他在纷繁生活里的切身感受和体会。但在多年前的垭口上，我的爷爷就已经对“及物”一词做出了极其深刻又极其准确的诠释。
我在县城购置新房以后，曾把爷爷接来小住。但待了没几天，爷爷便嚷着要回去。那时候进出溪头沟的路还是机耕道，趁我上班的时间，爷爷一个人走向了垭口。走到半路，爷爷再也走不动了，只好请一个过路人给我父亲捎信，被我父亲背了回去。父亲后来不止一次地将爷爷趴在他背上时说的话转述给我听，爷爷说：“人一老，就连路也斗不过了！”从来不服输的爷爷，在陡峭蜿蜒的山路面前，也不得不承认自己是一个被打败的人。
果不其然。自打那次被父亲从半路背回家，爷爷的身体就出现了问题，不久后与世长辞。
我知道，爷爷是败给了所向披靡的岁月。
快到家的一段路，要经过一道不长的斜坡。我坐在驾驶室里，手握着方向盘，目不斜视地盯着前方，眼看着道路一点点在视野里消失，路旁的房屋和杂草树木一点点低矮下去，感觉像是悬在了半空中，转瞬，又一点点地在视野里清晰、高大起来。但我不敢太过兴奋，依然小心翼翼地盯着前方，因为坡道尽头是一个近乎直角的弯。弯道右侧是土坎，左侧是一人多高的河堤，河堤之下，便是流水哗哗的溪头沟。
弯道处以前是水磨房，一间青瓦屋顶的小木屋。弯道过后的直线路段地底下就是引水槽，从不远的溪头沟里引进来的平静水流，冲转过水轮盘，再汇入到溪头沟时，便变得湍急起来，哗啦啦地泛着白白的水花。在溪头沟通上电源、用上电动磨面机之前的漫长岁月里，溪头沟人都在水磨房加工面食。谁家要磨面了，就将要磨的玉米或者小麦，装在麻布口袋、撮箕或者木盆里，端到磨房去。
有时候会碰巧遇上好几家人同时去磨面，后面去的人就把装着玉米或者小麦的麻布口袋、撮箕或者木盆放在那里，转身去忙别的事情，等估摸到该轮到自家，再回到磨房时，前面的人可能已经磨完了，而自己要磨的玉米或者小麦，已被前面的人放进了磨盘，只等着收拾、盛装热乎乎的面粉了。而排在更后面的人家呢，依然把装着玉米或者小麦的麻布口袋、撮箕或者木盆放在那里，等待着。麻布口袋、撮箕或者木盆都不长脚，它们最懂得遵守秩序，和它们的主人一样，从不会胡乱插队或排挤别人。
有一回，爷爷带着我和弟弟去磨面。磨房里没有其他人，爷爷将玉米放进磨盘，抽掉入水口的木挡板，看着磨盘转动起来以后就回家忙别的去了，将守磨房的事情和弟弟一起交给了我。我已经不记得那是不是第一次守磨房，只清楚地记得那是我最后一次和弟弟一起守磨房。事情出在弟弟身上。爷爷离开以后，弟弟便开始围着磨房跑圈，后来似乎是跑累了，就半蹲着身子，也和我一样盯着磨齿间不断溢出的白色面粉，小手窝成一个小汤匙，不断将面粉舀起来又泼出去。后来他似乎是要站起来，却不知怎的，突然就倒在面粉槽里，双腿朝向半空不住地飞蹬着，我赶紧上前抓住弟弟的腿，却怎么也拉不动。磨房离家也就半里地的样子，我哭喊着往家跑，大约是我的哭喊声太大，还没跑到半路，便见爷爷急匆匆地向着磨房飞奔而来。一边跑，一边问：“咋的了？”我说：“弟弟……”话没说完，就又更加凶猛地哭了起来。等我和爷爷气喘吁吁地赶回磨房时，却见弟弟站在磨盘边上，脸上沾满了面粉，傻呵呵地笑着。也不知道弟弟是怎么从面槽里爬起来的。
后来，我到家一停下车，总要去到水磨房下方的亲戚家串门，或者就是在溪头沟的路上走一走。路过坡道之下的那个拐弯时，我的脚步总会不由自主地慢下来，看着路边山脚蓬勃生长的杂草树木和溪头沟里的乱石堆积的河床，听着渐渐小下去的溪头沟里河水汩汩流动的声响，耳边仿佛听见自己多年前撕心裂肺的哭喊，眼前依稀浮现出弟弟沾满面粉的小花脸。
水磨房的消失是在溪头沟通上电以后、机耕道筑成之前的事情。有了电，电动磨面机便取代了水磨，起先只有三两家，后来几乎家家都用上了。
水磨房的引水槽至少有两米宽，人们用几根圆木拼接捆扎在一起，搭成一道便桥。夏日里，引水槽里水位高涨，紧贴着便桥底部。到了冬天，水位慢慢下降，溅起的水花依然把圆木浸得湿漉漉的。
我上初二那年冬天，溪头沟下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大雪。水磨房引水槽的圆木表面积满了厚厚的雪，白茫茫一片，只有汩汩流逝的溪头沟水，像极了一条青色的长飘带。我从没见到过这样的大雪，从没想到过溪头沟会变成一条长飘带。那天，我兴奋地背着书包出了门。当我踏上便桥，圆木上的积雪哗啦一下垮塌下来，轰然掉落进引水槽里，变成了流水的一部分。我低着头，可能刚走出两步，就感觉脚底突然落空，呼啦一下站到了齐腰深的引水槽里。
本来那天爷爷和父亲母亲就不同意我去上学。看我浑身湿漉漉地返回家里，母亲连忙为我找来衣服换上。我又要出门，他们都反对。但我不干，坚持着又一次跨出了家门。
校园里，一片白雪皑皑。教室里，只有老师和几个家在乡场的同学。学校停课了。
这件事，我其实已经忘记了，但我的父亲母亲却一直记着，他们后来若干次有意无意地讲给我的女儿、他们的孙女听。女儿望着我，一脸惊奇的表情：“真的吗？”我不由得笑了起来。如果不是亲身经历，其真实性也一定会让我怀疑。
那个洁白无垠的冬日，已变得越来越接近于又一场无边无际的梦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