哀号，挣扎，注射，传递，呻吟，拍打，翻身，挪移。
扭曲，固定，搀扶，划割，撕裂，扩散，滴淌……
有那么一刻，医院在我眼前幻化成以上这些动词。这些词晃动着，拼贴出一家省级三甲医院的现场。
拥挤的挂号交费窗口、迷宫般的楼、轮椅、急诊科外举着绷带渗血的手臂的民工、推床上盖着与季节不符的厚被子的病人、被熟人围绕的白大褂、人满为患的电梯、楼外的阴霾。它的一半是康复，重回日光底下；另一半，是最后的逗留地，是循环的出口，是火焰与消弭。
国庆前夕，去医院看望患胃癌住院的公公，顺便自己做了个检查。近期爬楼气喘得厉害，有时心跳像要停止。挂了心血管科的专家号，排队用了一小时，专家花几分钟开了一堆检查单，让先做检查。再次排队交费，等待。
拍完胸片，医生问，你身上没有贴膏药吧？
“没有，”我答。有了不祥之感，那块疑似膏药大概是个问题。
一小时后取片。“你家属呢？”医生问。
“片子有问题吗？”
“有问题。”医生干脆地答，边领我下楼去打印胸片。
“气胸，右胸肺大泡破裂，百分之八十压缩，你赶紧去挂急诊科，叫家属来。”年轻医生说。
至少不是肺癌。还好！
打电话给先生，边去另幢大楼的急诊科。
次日上午住院，刚空出的19床，因为即将双节，中午就安排急诊手术。术前，亲友们来探，我说没事，老病号了。似乎到这一刻，反而没什么恐慌了。“伸头一刀，缩头也是一刀”，若干次手术炼出的心理。快十二点，手术室来接，躺上推床，我甚至笑着和推我的医生开了句玩笑，你这头巾很嘻哈风嘛。
进电梯间，手术室。等待。熟悉的场景。熟悉的茫然。
这是第几次躺上手术台？从二十五岁第一次因囊肿行开腹手术以来（那时还没有微创手术），大概这是第五次？
要施行的是胸腔镜手术，尽管是“微创”，也需全麻。两只手静脉注射，血管太细，进不了针，像以往手术一样，换技术老练的护士。右手进针很深，痛极，是推麻醉吧？我浑身冰凉。血液慢下来，周遭开始轻微错位，停止……
醒来，手术结束，推回病房时，身上插了数根管子：氧气管、导尿管、镇痛泵、脖子上的输液管、胸腔的引流管（另一端接入位置更低的水封瓶，以便排出胸腔积液）。
这一天滴水未进，并不饿。时间消失了（亲友后来告诉说是下午三点多出手术室），只有一具肉身搁置在床，像修理中的机器。
病友，大概是人情样式中最真挚的一种。萍水相逢、兔死狐悲。它是建立在疾病与潜在死亡之上的一种关系。病友家属间尤其谦让和照顾，帮叫护士、打开水、递拿东西。素昧平生，和谐统一。
我的左边，17床是位来自乡村的瘦高男人，黧黑、憔悴，他的脸色仿佛本身是对自身病情的一种宣判。几天来，他咳嗽比说的话多得多，每天说的话不超过一两句，其中一句是他示意女儿帮我找雾化器。他的陪护有四位，两个女儿和两个女婿。这四个年轻人晚上睡在走廊一扇停用的电梯门前，用方块泡沫拼垫搭出的“床”。大女儿像父亲，瘦，她向16床病人说起父亲：我爸很苦的，一直在外打小工，家里还种了十几亩田和菜……
现在，这个大概一天也没停止过劳作的男人半倚在病床，每道皮肤皱褶里都是一望而知的风霜。护士台每日更新的账单上，他的名字后显示入院缴费五万，已欠费六千元。
五万六千元，折合多少工时以及多少流量的汗水？
账单以流水的速度漫漶过病床，吞噬一位父亲此前所有的辛劳。
术后第一天，L来看我，她就在这幢楼的22楼普外科当护士长，我们曾是日语班同学。2005年，我去沪工作后，有次她来上海——她当体育老师的丈夫患肺癌，来上海开刀医治。去看他时，病房放着一个准备返程用的轮椅。
一年后，这位病前体格强壮的体育老师病逝，L那时三十出头。
“你还好吧？”我问L，前几年我知道她还单身。
“挺好。”L说，她现在的先生是位大学化学老师，有个孩子上初中，和他们在一起生活，L自己的女儿出国留学了。
聊了几句，L匆匆回去上班。医护工作的辛苦不言而喻，好在她的个人生活又归于完整，有了可扶持的伴侣。
术后第二天，要求起床适量活动。下午拎着引流的水封瓶在走廊走动，对面走来的病人同样的迟缓，拎着血水晃动的瓶子。有一位严格说不是走，是扶着墙挪动。路过一间病房，里面躺卧的老人形销骨立，身上连接多根管子——这究竟是对活着的襄助还是强迫？
明天是国庆节，七天长假的第一天，医院外可想而知的熙熙攘攘。在这条走廊，却丝毫没有与节日有关的气氛。此刻，世界就是这个5楼病区，以电梯为分界。
走廊的前端，左拐，候电梯处铺着赭色大瓷砖，长十三格，宽七格，都是单数。来回走了几趟，风从窗户吹进，窗户很高，据说医院的窗普遍设得高，怕病人想不开。先生说，他前阵去看望同学患癌的母亲，邻床一位病人，头天半夜从13楼跳下去了。这样的事屡见不鲜，在“百度”搜索栏中敲入关键词“医院+坠楼”，有相关网页约五十三万篇。
如果一具肉体只剩下痛苦、折磨，那么它存在的意义是什么？那属于“活着”最核心的部分——那一点由健康肉体带来的基本安适如果被剥夺，活着对当事者只意味着承载无尽的痛，他有权利取消活着的权利吗？
“自杀！这正是那些再也没有力量的人的力量，是那些再也没有指望的人的希望，是那些完全战败的人的最后勇气！”莫泊桑小说《魔椅》中的一段，这个写于十八世纪的超现实主义故事在他以写实主义为主旋律的小说中算是另类。故事讲述有个“自杀者之家”的慈善组织，专门帮助渴望死去的人们，尽可能舒舒服服地死去。
现实中，1938年，美国安乐死协会成立，其后更名为“死亡权利协会”,协会的主要工作是宣传“自主选择死亡乃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1960年代初，协会发起“生命遗嘱”立法行动：公民在身心健康时签署一项权利声明，要求在生命垂危没有能力做出决定时，有权拒绝任何延长生命的治疗，请求法律准许其死亡，这被称为“消极安乐死”。1990年代，美国安乐死运动进入第二阶段：倡导晚期病人有“尊严死亡”的权利，即晚期病人有请求医生协助实施自杀的权利。“尊严死亡”运动主张的是“积极安乐死”，它以医生协助晚期病人自杀合法化为奋斗目标。
1997年，美国的安乐死运动首先在俄勒冈州获得了突破，该州成为全美第一个允许实行安乐死的州。此后，病人可以依据一项名为“有尊严的死亡”法案，使用医生开出的致命药物，结束自己痛苦的生命。几年后，荷兰议会于2001年通过了安乐死法案，荷兰成为欧洲第一个安乐死合法化的国家，此后有数万人在医生协助下完成安乐死。
与其说，这是医学伦理的突破，不如说是生命伦理的重新被定义。
入院带来的kindle里下载了一本《当呼吸化为空气》，我不清楚这是本什么书，只知它有关疾病、生死。
“全世界只有万分之零点一二的人会在三十六岁前患上肺癌，保罗·卡拉尼什是其中之一，他本人是位优秀的神经外科医生，本科毕业于斯坦福大学，获得剑桥哲学硕士、耶鲁医学博士、全美神经外科最高奖、待聘斯坦福医学院教授、将拥有自己的实验室……但是所有这一切在2013年戛然而止，保罗被确诊终末期肺癌。两年后与世长辞。”
手机响了，我的保健医生打电话告诉我胸片结果：我的肺部有模糊阴影，就像曝光时间太长似的，医生说，她不确定这到底意味着什么。
她应该知道的。
我知道。
书的开篇是保罗浏览着CT片，肺上布满数不清的肿瘤，显示扩散已至晚期。行医生涯中，他看过不少这样的片子，只是这一次，片子的主人是他自己。
一个走在布满阳光鲜花的坦途中的人，突然被一支来历不明的毒镞射中。
保罗和妻子决定要一个孩子，在死亡到来前，他要继续活着，而不是一无所事，等待死亡。
三十七岁的春天，保罗对妻子轻柔而坚定地说：我准备好了。他抱过女儿，坦然和亲人告别。家人为他摘下呼吸机面罩，请医生给他足量吗啡。他离开了。或许，这次他真正去到了一片辽阔的“应许之地”。
他的译者后来去祭扫他的墓，在碑文上看到一句Then fancies fly away（一切虚妄过眼）。
“我准备好了！”在网易有关“安乐死”的一节公开课中，有位胖妇人也如是说。注射安乐死的那天，好友家人来送别她，没有眼泪，只有安详的告别。妇人微笑的面庞，像即将开始一次愉快旅行。
凌晨二三点，护士交接班，进来查房，日光灯骤亮。护士很辛苦，但这种交接班方式未免简单粗暴，稀薄睡意就此消散，本来引流管在体内像一动就会戳着脏器，翻个身都艰难，伤口作痛。灯熄后不久，17床一阵咳嗽，他慢慢坐起，在黑暗中一动不动。他比我早两天手术，开胸手术，他女儿(当他的面)随意说是肺部淋巴结，在等切片结果(因国庆假期，结果要一周后才能出)。
他女儿没说的是，淋巴结可能是肿瘤引起的。17床和我同一个主治医生，在我先生去办公室为我的术前签字时，听医生说起17床很大可能是肺癌。
或许女儿知情但瞒着父亲。
在同个医院的另幢大楼15楼的消化科，我公公正因胃癌住院，此前他去沪多次看诊，化疗三次。先生为瞒着他，把全套病历包括影像片都另做了一套——医院周边复印点专门有这种业务，以“方便”癌患家属。这期间，我公公对自己的病情还是有过几次怀疑，有次晚上七点多，先生才进家门，他弟弟来电话，说公公情绪不好，怀疑自己是“绝症”。还没吃晚饭的先生立即赶去公公那，说在近旁和朋友吃完饭，顺便来坐坐，然后是一番“顺便”的聊天。走时，公公情绪好多了，他信任这个长子，一如这个长子幼时信任他。
做出这个隐瞒决定是出于先生对他父亲性格的了解。
曾听我父亲说起一事。他在“空八军”从役时认识位身强体健的飞行员。有次飞行员到上海出差，离发车有些时间，便去空军医院做了个检查，不料查出癌症。医生以为飞行员的体魄该是对等的强健，遂未隐瞒结果，哪想飞行员当下面如死灰，腿软到不能走路。从检查到辞世不足一月。
“人生来不想死，可是人生来就是在走向死。这意味着恐惧。”
恐惧，使得在真实病历与病人间存在着广泛隐瞒。
“在美国，根据法律，所有患者是有权利先知道结果的，并且事实证明这样也并没有造成患者情绪崩溃、生存率下降等问题。而中国，因为历史传统的原因，大家习惯于隐瞒病情。”
把一条倒计时的路转变成一条存着愿景，终点被打上马赛克的路。
不能丢弃的“信”，信自己会好起来，信路并没到终点——这个信又何其脆弱，伴随病情发展，面临随时穿帮的危险。
那么信什么？
亲友群里发了条链接，鸡汤类的标题，换作平时我不会点开，但此刻也许在病床太无聊，我点开了。里面有则小故事，有一个小镇很久没下雨，农作物损失惨重，牧师把大家集合起来，在教堂里开一个祈求降雨的祷告会。人群中有一个小女孩，牧师忽然指着她说：“那位小妹妹很让我感动！”大家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去，“我们今天来祷告祈求上帝降雨，可是整个会堂中，只有她一个人带着雨伞！”牧师接着说。大家一看，果然，小女孩的座位旁挂了把红色的小雨伞。
女孩很小，她的“信”很大。
回到信什么，信活着本身，还是信本身以外的“无限之在”？如果是信活着本身，一旦“活着”消失，信也就消失，一切坠入虚无，这也是恐惧的根源。
所有孤立的、个体的生存形式都内含着本质的、基本的最高焦虑（第一焦虑）：死亡。这焦虑贯穿人一生，像刀俎之于禽畜，沾血的刮鳞刨之于鱼。悬于头顶的宿命阴影。也许这是唯一取消了所有差别的公正——虽然并不能缓解个体的恐惧。
似乎，唯“信”可缓解或消除这恐惧，包括信生而为人的宿命本身，不是一种消极的信，而是有觉知、有准备的信。信人的来与去是生命粒子在大自然中的“布朗运动”而已，一如悬浮的尘埃。永生或永在固然也是一种信，有生亦有灭也是种信。
彼岸就是此岸，活过即为实底。
十月一号。病房和平日一样，凝滞的由床位号、针管吊瓶构建的空间。
身上只余脖子上的输液管和胸腔引流管。引流管令人坐卧难安。麻醉与镇痛的效力过去后，每一动，管子牵一发而痛全身。曾医生查房时让拍个胸片，如肺已扩张，晚上可拆管。赶在影像室中午下班前拿到片子，情况还好，可拆管。
17床的小女儿夫妻走了，换了弟弟来，一个莽壮的年轻人。他去为父亲买晚饭，七块钱的青菜肉丝面，肉丝少得可怜。年轻人尝了口面：“这寡淡哪吃得下？”他笑，躺回地上的陪护床刷手机。
晚上快九点，曾医生通知去治疗室拆管。边做准备工作，他边接听电话，讨论一个病人棘手病情，大概喉咙被肿瘤物堵塞，需放支架，但有困难……口袋另一部电话响起，急诊科打来的。接完几通电话，曾医生苦笑声，说每到节假日，急诊手术就飙升。
管子从体内拨出一刹，痛得浑身哆嗦，总算过了一关！夜晚伤口仍痛，但至少没有异物感。
睡不着，看了会儿微博，“罗马尼亚北部的一个小镇里的墓园，它的墓碑都是五颜六色的。这个‘快乐墓园’是整个村庄的一个生活缩影。”这一传统源自当地艺术家Patras，“死亡并非与痛苦相连……它代表着更美好生活的开始。”当地的葬礼一般会持续三天，村民们会聚在一起饮酒并讲述关于逝者的生前事。Patras把这些故事写成小诗，刻在墓碑上。他去世后，学徒接下了这门手艺。
一座座彩色的碑联通着生死。
这座五颜六色的墓园，毫不阴惨，碑上风趣的图画恍如置身乐园——想起某次清明扫墓，返程途中路过一座公墓，有位长辈葬在此，车上几个大人去祭扫，留下几人照看车上的孩子，禁止他们下车玩。车外是开阔的郊区。草坪、空地，对一路坐车坐得早不耐烦的孩子都是莫大吸引，但他们不被允许下车撒欢，因为十米之外是公墓大门，怕沾染什么不祥。
死是不祥而可怖的，这是千百年来牢固的文化认知。
如果“死”不是那么沉重、哀绝，“生”的挣扎大概也不会那么费劲乃至盲目。
围绕“癌症产业”滋生的大量谣言与忽悠，无不建立在“死”的可怖与不能接受之上。有项统计，我国现有肿瘤患者七百多万人，每年新增两百四十万人，每年死于肿瘤的患者超过一百六十万人。当生命走到医疗的尽头，是该负隅顽抗还是平和接纳？中国家庭的多数选择是——但凡经济允许，必要医到不能医为止。放弃治疗似是对亲人与生命的大不敬。这过程中，往往去向了过度治疗，家属增加负担，病人徒添痛苦。
缓和医疗，是一门起源于1960年代基督教人士发起的临终关怀运动的医学分支学科，不以治愈疾病为目的，而是专注于提高晚期患者的生活质量，并帮助他们的家庭一起面对这个时期的困难。它主要通过预防和控制患者的疼痛，为患者和家属提供身心灵的抚慰和支持。
与缓和医疗紧密相连的，是临终关怀，专门指对于预期生命不超过六个月的病人，通过医护、心理、宗教等各种方式，让他们在生命的最后时光得以尽量舒适、有尊严、有准备和平静地离世。
在亚洲，首先进行缓和医疗的是日本。纳入医保后，多数日本人选择通过缓和医疗步入死亡。在台湾，缓和医疗被称为“安宁疗护”，当医生判断末期病人生命只有六个月时间，就会启动法律程序，病人预立遗嘱，放弃有创抢救，进入安宁疗护阶段。
在内地，有缓和医疗服务的机构并不多，大概百余家。如果重症监护室一天费用为一万五千元，采用缓和医疗服务的病人一天费用大约只需要一千五百元——或许这也是缓和医疗难以开展的原因之一。还有不少涌向国外就诊的病人，花费更高。对“出国就医热”，美国杜克大学癌症生物学的一位博士看法是：“我接触到的出国就医的人，绝大部分都没有必要来。因为病人情况已经很糟糕了，还要长途折腾并花费数百万元……我也见过很多患者最后是在美国离开的。”
在中国，每年上百万癌症去世者，多数在各种治疗中花掉一笔家庭积蓄后死亡。医疗背后，是“死亡文化”的强大影响力。
人们重视“生”，各种产孕手册、讲座，全围绕着“优生优育”。有多少有关“死”的相关教育呢？曾听一位同事说起，他采访过的一位从商男子，在父亲离世后，天天去郊外父亲坟前哭泣，终至抛妻别子，在父亲坟前树下自缢——听去像古代孝道故事，比如东汉曹娥，其父溺于舜江后，她昼夜沿江号哭十七天后，投江而死，几日后抱父尸出。可事情发生在二十一世纪，这“孝”只让人喟叹男子对“死”的钻牛角尖，因既成的“死”而忽略此在的“生”，未免荒诞。
《西藏生死书》中记一佛陀时代的妇人，幼子病逝，她伤心欲绝，抱着小尸体在街上奔走，碰到人就问是否有药可让儿子复活。有位智者告诉她，世上只有佛陀一人能够为她施行奇迹。
她去找佛陀，佛陀轻声说：“有个方法可以治疗你的痛苦。你到城里去，找一户没有亲人死过的人家要一粒芥菜籽给我。”
妇人立刻动身往城里去，问了许多人家都说：“我们家已有很多人过世了。”她走遍全城，终于了解佛陀的要求是无法办到的。
她回到佛陀那儿：“悲伤让我盲目，我以为只有我一个人受到死亡的折磨。请您开示死亡的真相。”
佛陀说：“天地间只有一个永不变的法则，那就是一切都在变，一切都是无常。”
万物原非实有，由此带来觉醒和生命观的改变，才是“死”赋予人的意义吧。
入院时还是和煦的夏日景象，中秋前一天，打完吊针回家过节，走出待了一周的“外科大楼”，已是秋风起兮，空气中浮动桂子香，有隔世之感。古往今来，太多有关秋的诗篇，“心”上有“秋”则为“愁”，“愁因薄暮起，兴是清秋发”，四季之秋与人生之秋相互贯通，使人生出叶落萧萧的感慨，同时，秋有一种深沉而光明的笃定，传示人们，万物终究既不是好也不是坏，包括生死。
节后几日，去医院拆线，在护士站碰见17床的两个女儿，便问：“你爸还没出院？”
“今天办出院。”大女儿说。结果拿到，肺癌已确诊，回老家继续治疗。两个女婿也都在，加上儿子，还有二女儿带来的孩子，计有六人接17床出院。这显得有点过分的隆重仍未影响17床的沉默，他坐在床边，看着在一边玩耍的孩子。行李已收好，他就要回家了。
拆完线，去另幢大楼的消化科看望刚做完胃镜的公公。胃镜的结果不好，给他做胃镜的主任告诉先生，胃里肿瘤有增长。先生的二弟去等报告，一会送到公公手上的检查报告自然不是真实的那份，会经过专业处理，显示病情没什么变化……
出大楼，降温后的大风猛烈吹着。一个中年女人拎着影像袋迎面走来，边打电话边哭泣。在医院，泪水是广泛而无需掩饰的存在。
不远处，大楼前停着辆车子，丈夫忙着往车上放东西，产后的胖妻子裹着头巾如得胜将军，老人抱着新生儿。喜悦笼着这家人，就像此刻的大风和桂花香气同时笼住了秋天。
陈蔚文，作家，现居南昌。主要著作有小说集《雨水正白》，随笔集《未有期》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