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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家汪曾祺把明代作家归有光比作“中国的契诃夫”——那么，我可以把契诃夫比作“俄国的归有光”？两人的共同点都是：留白，爱闲笔，抒情，对讲故事没有大兴趣——这其实就是诗人气质，《樱桃园》中的大学生特罗菲耶夫的气质——“一种模糊而美丽的人类真理的担负者，不幸的是，他对于这一重负既卸不下，也担不动”，纳博科夫如此评论契诃夫笔下的这一人物。
高尔基同样敬重契诃夫，说，他好像是站在路边微笑着对走过的人们呼吁：“你们可不能再这样活下去了。”但在宝庆路三号、在上海、在这个世界上，有的人没有听见，或者假装没有听见这一呼吁。没有听见，或者假装没有听见，才能心安理得地过一种没有精神负担的生活，走肉如行尸。
青年时代，我与同事常常在办公室值夜班、看电视剧。一个晚上，某领导走进来：“什么电视剧？”同事恭敬地站起来回答：“《不知其名》。”领导看了同事一眼，走了。五分钟后，同事抱着脑袋蹲在了地上，满脸通红，问我：“领导误会我了吧？”我不解：“怎么了？”同事嘀咕：“领导问我什么电视剧，我说《不知其名》，他看了我一眼——可能以为我在用书面语‘不知其名’搪塞他吧？真邪门啊，这个破电视剧的名字……”
遂想起契诃夫的小说《小公务员之死》。当然，我的这一个同事没有死，后来混成了某一级别的官员，开始让后辈小职员来揣摩、不安。我们就是这样一点一点完成了对天真的背叛，庸俗地活下来了。
写完《樱桃园》不久，契诃夫活不下去了，在德国疗养地去世，像被死神伐倒的一棵樱桃树。运回俄国的棺材，竟然装在一节写着巨大“牡蛎”字样的货运车厢里，被心痛气急的亲人们找了半天才找到——契诃夫想变成一只牡蛎？火车站台上，一支假装悲伤的乐队在节奏缓慢地演奏催泪曲，但与契诃夫无关——那哀乐，献给同一列车运回的某个俄国将军的遗体。
如此荒诞的场景，像契诃夫虚构出来被演出的最后一台戏，以火车作为舞台背景。
上海也是舞台。人间无处不舞台，但道具中已经出现了高铁、地铁、磁悬浮列车、飞机。我应该尽量避免成为种种舞台上一个可笑、可悲的角色，即便身份再微乎其微、台词再有限，也应该站在那一个似乎永远无法毕业的俄罗斯大学生身边，站在樱桃树、樱花树和玉兰树一边。
归有光在《项脊轩记》里，对一棵树念念不忘：“庭有枇杷树，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今已亭亭如盖矣。”
需要一棵自己的树来寄托身与心。但即便能找到这样一棵树，也难以摆脱可怜、可叹息的境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