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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个独立的两层别墅分布于花园四周，最初分别为：主人起居室、会客室及餐厅，子女、家庭教师及来宾起居室、仆人起居室及配电室——把功能分解于有距离的不同别墅，确保不同层级人物的私密性。“文革”后，弄堂小学和派出所搬出，宝庆路三号完全回归徐家或者说周家。
“我小舅舅骑着马，在草坪上练习盛装舞步，周围是一群名犬。女子们围着看的时候，他在马背上的样子显得更高傲、更英俊。你看，当年他们烧烤的铁架子还在。生锈了。我一个人是不会在草地上烧烤的，显得滑稽啊。我爸爸当年进入这个院子当家庭教师，就在那一座楼里给我妈妈讲课，妈妈当时是高中生，师生恋呵呵。”徐元章在纪录片中笑了，面对镜头，像面对一个虚无的母亲和爱人，眼神有些羞涩、自得和惆怅。镜头移动，他身旁门框上似乎有白蚁蠢蠢欲动。
一群老克勒每周日下午三点，在“会客室及餐厅”所在的那一座楼里聚会。所谓“克勒”，有两种解释，一种是“class”——阶级、阶层、台阶；另一种是“colour”——花朵、花花公子。一种有花花公子气质、花朵气质的旧贵族人士，年龄跨度在五十余岁到八十岁之间。其中，有昔日钢铁大王的孙子、船王的孙女、面粉大王的外孙、火柴大王的侄孙、晚清重臣的后人……这样的聚会，像中国近代史、现代史的一条索引、一个脚注。
老克勒们穿紧身西服或燕尾服，头发精心染黑，发膏和尖头皮鞋在一个人身体的上下两端，闪闪发亮。即便在室内、在复杂造型的吊灯下，他们依旧戴着可变色的墨镜，以便掩盖眼角皱纹。喝手磨咖啡，品红酒，用英语或精致的沪语回忆往事。他们甚至不说“阿拉”，而说“吾伊”。显然，“我”“俺”一类普通话、土话，无法敲开这扇黑色大门。需要语言、妆容、服饰来加固某种尊严和存在感。
在纪录片中，看到一个打扮成“猫王”形象的八十岁左右的老人，他应该经历过三十年代。七十岁以下的老克勒，比如徐元章，更多是在追忆旧时代的光影气息——从父辈那里，从老照片、老电影里，从血液里。《胡桃夹子》的音乐响起，老人们拥着美艳女子翩翩起舞。地板有细微裂纹、墙纸陈旧剥落的巨大舞厅，顿然辉煌。徐元章很少跳舞，像一台戏剧的编剧、导演、制作人、剧务，站在墙角微笑、观察，随时为大家斟酒、续茶。从舞会这个角度，一个老人眺望着早年的美景良辰。
或许由于怀抱中的女子过于诱人，那“猫王”滑倒在地了，顺势做出天鹅之死的动作来自嘲：“心爱的人啊，我为你而死。”哄堂大笑。
出现在这一院落、这一舞厅里的女子，大都是上海艺术院校里的学生，被某一老克勒带进这圈子，也就有了关于上流社会的谈资。她们会拜徐元章为师，学水粉画，在大草坪上面对这五座别墅，表达幻想和心动。大部分时间，这些位于花园南侧的建筑处于逆光状态，画家就要学会辨别、呈现出阴影的层次和深意。纪录片中的场景：徐元章与一个女孩手拉手在暮色里站着，女孩几乎依偎在他怀抱里了，白玉兰树的影子在窗子上随风晃动……
记者询问与女孩相处时的内心感受，徐元章回答：“我老了，对于她们的爱是干净的、安全的、可以信赖的。”还算是一种比较体面的回答。
对于越来越多的造访者，试图进入这一圈子的陌生人，徐元章在抗拒：“那个某某，真是拎不清，带来一个外地女孩——我这种地方是外地人能进来的？再漂亮也不稀罕的。上海小姑娘嘛，自然是欢喜的、欢迎的啦。”这段话让我想到契诃夫，想到他最后一部作品、话剧《樱桃园》。
宝庆路三号，像某个隐形的契诃夫写出来的一部戏剧，真实而又虚幻。
不同的是，在这一戏剧里，俄罗斯的樱桃变成了上海的玉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