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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先生一直住在宝庆路附近弄堂里，请我去他家旁边的咖啡馆喝咖啡，聊起我们两个都感兴趣的徐元章。
“他长相一般，有女孩子味，眼神湿漉漉的。初中没毕业就不上学了，在我们弄堂工厂里糊纸盒，和我哥是工友——一个少爷，纸盒也糊不好，就给大家讲小说，《大卫·科波菲尔》《三个火枪手》《三国演义》……讲得生动，像说书人，到关键情节处就卖卖关子、吊吊胃口。大姐大妈们替他糊纸盒，还带吃的、喝的，宠着他。他家藏着不少书，我去借书，他犹豫半天，怕书丢了、被人告发了，最后决定让我坐在他家窗台下看书，看一个下午。天暗了，我才恋恋不舍回家。第二天再去他家接着读。那半面墙的书柜啊，竟然一直没有散失，真是奇迹。我读小说，徐元章一边听降低了音量的贝多芬啊、肖邦啊，一边画水粉画。偶尔抬眼问我：看到姑妈出现的那一段落了吗？注意那一段啊……”
在弄堂工厂里没干多久，徐元章就回了家，不上班了，全心全意在门前草地上谈恋爱——表演俄罗斯油画一般的异国情调。门外，宝庆路附近的十字街头，的确有俄罗斯侨民们在二十世纪初流浪上海后建立的东正教教堂、普希金雕像。淮海路上反复走过锣鼓喧天的游行队伍，但徐元章不关心这些，他只关心爱情，除非爱情不再关心他。最终，他娶了那个有德国血统的美女。若干年后，这女子像徐元章母亲一样带着孩子出国，同样渺无音讯。一个异常美丽的庭院，让其中的亲情和爱都显得异常——触目的美，必然带来惊心的痛？
“那女子很贵气，一看就不是徐元章能驾驭的人。旧公子，有情调，收藏了很多老唱片，没钱。他靠卖画、做美术教师有一些收入，但要花大价钱养护这园子。到电台讲过古典音乐。朋友们也给他一些接济。他没有什么新衣，总是穿着从前的衣服，吊带裤、尖头皮鞋，皮鞋上有裂纹。徐元章啊，只适合与那些浪漫主义小姑娘谈谈艺术，悄悄亲热亲热。”
“你说的‘谈谈’和‘悄悄’，像在总结自己的人生经验吧？”我这样调侃，刘先生嘿嘿地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