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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元章画作。
在徐元章的画笔下,我看见两个熟悉的院落。
其一,铜仁路与北京西路交叉形成的十字街头,一座四层别墅式酒吧“艳阳天”。初为上海滩另一个颜料大王吴同文的私宅,因外墙微绿而俗名“绿房子”。吴同文是当代建筑大师贝聿铭的姑父,与周宗良之间存在复杂的竞合关系。绿房子在当年上海滩巨富大亨们的豪华宅邸排行榜上,也曾位居前列:小电梯首次出现于上海家庭,客厅地面铺设弹簧板以增强跳舞时的足部快感……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曾经来访,与吴同文在二楼阳台共进晚餐。吴同文与妻子死于上世纪六十年代。
绿房子,就是吴同文的“樱桃园”?
我曾经进入艳阳天酒吧或者说绿房子,与一个战略合作伙伴达成共识。透过窗子,庭院里也有一棵开满白花的玉兰树,“树干弯了,像个女人”。
另一个院落,是愚园路上由三座小楼围合而成的花园。
院落原主人为民国时期一家医药企业的老板。上世纪五十年代公私合营后,该院落成为我所供职的一个国家级药物研发机构的组成部分。主人的儿子,王先生,上世纪五十年代从英国留学归来,成为这一院落里的科学家,童年时代的卧室成为了他的实验室。王先生的妻子是留学期间在伦敦街头遇见的一位好姑娘,后在复旦大学教书。上世纪六十年代的许多夜晚,为解决涉及有毒气体的若干工艺路线研究,王先生独自在这一院落内的草地上点亮蜡烛,露天工作,摆弄着试管、烧瓶、试剂——当时的实验室内通风条件比较差,只能借助于室外晚风的吹拂。
后来,王先生成为中国工程院院士,数项科研成果获得国家级大奖。为了药物工艺研究所需要的手感、灵活度,他买了一个理发推子,与自己的研究生相互理发——王先生和研究生们的发型,都显得简单、稚拙、朴素。目前,王先生九十多岁了,住在一栋高层公寓内,墙壁上悬挂着他书写的南宋诗人杨万里的《桂源铺》:“万山不许一溪奔,拦得溪声日夜喧。到得前头山脚尽,堂堂溪水出前村。”
妻子不久前患了失忆症,除了王先生,对这个世界上的山重水复,对这座城市里的花园菜场,一概丧失了认知和牵挂。除非入睡,当王先生做事情,她就坐在一旁安静地看着丈夫,一眼不眨,寸步不离。“去复去兮如长河啊——白居易的诗吧?这是在说晚年。杨万里这首诗,说的是青春壮年——堂堂溪水啊,堂堂溪水……”王先生对前来登门探望的我如此感叹。他喜欢写旧体诗。他谅解写自由体诗的我:“自由,不容易——河流在两岸的约束中才能入海啊。可我,我们这代人,又似乎被约束过多……”
王先生茶几上有契诃夫和鲁迅的小说。“他们都是医生出身,我是药物学家——药物和医学算是知己、邻居?应该能谈得来,呵呵……”
我问王先生知道宝庆路三号吗?他点点头。知道徐元章吗?他摇摇头。王先生高大硬朗,与徐元章的气质和趣味迥然不同。在上海,拥有旧贵族背景的人们像不同的鱼群,在不同温度的海域里,各自游动。
我告诉王先生,他以前的家、后来的实验室,被徐元章“搬”进了画框。王先生笑了:“他在审美,我在研究,都好,都需要。能在自己出生的房间里做科学实验,是很难得、很奇妙的事情呀,圆满,满足——太棒了!”他端起咖啡杯,向我举了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