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峰·林东
前面提到，林东所在的赤峰，曾经有一段时间被划为辽宁省，但后来又被划到了内蒙。我老家的口音、生活习性、风俗等许多方面，确实都留存着浓厚的东北文化的痕迹，但又很难说是真正的东北。我们在东北偏北。所以，我所认识和理解的东北，恰恰是在东北之外，但又在东北之内，所以写东北，不能不写到我生长之地。
我对赤峰没有作为家乡的好感，而造成这种认知的原因是一次客车事件，过去十几年了，我依然无法对这件并未造成任何直接后果的事件释然。二○○二年，我又一次坐上了林东的长途客车，比起两年前，这辆车没有那么破旧了，而我也已经不再是第一次出远门的懵懂少年。因为没买到直达的长途票，我依然要去赤峰转车，这一次的目的地是北京。赤峰到北京的火车票已经售空，我只好再次转战长途汽车，我买到的那趟车，是卧铺长途。
汽车从赤峰站出发后，行驶不过几十分钟，停在了一处路边，很快有另一辆大巴开来。我们被赶下车，几个二十几岁的青年从车厢里掏出长条木板，把木板架在两层卧铺上，这样整个汽车就形成了上下两层大通铺。另一辆车上的几十个人，被安排在我们的车上。我对这种肆无忌惮的超载感到一种恐惧。我问一个小伙子，为什么要这么做。他说，你管那么多干嘛，把你拉到北京就行了。我说，我买的是卧铺票。他说，这不是卧铺吗？我说，可这是大通铺。他有些恶狠狠地看着我。我不可能就此离开，因为再没有其他途径可以送我到北京了。我悄悄地记住了他身上的工作牌上的姓名和号码，说：我记住你的名字和工作号码了。哼，他说，我们赤峰的车就是这样。
谢天谢地，我们在拥挤如沙丁鱼罐头的汽车十几个小时的摇晃下，终于抵达北京新发地长途汽车站。我躺在车上一夜未睡，既是因为太过拥挤了，也是心中始终不安。汽车行驶在承德附近的盘山路上时，我看见一个拐弯处，防护用的水泥桩已经断裂，一辆惨不忍睹的大巴车躺在山坡下，旁边是发抖哀痛的人影。
长途客车是我大学时期有关路途的最切身经验。从林东镇到北京，每天都有一趟，年节时是两三趟，我大部分进京回家都是坐这种车。那时的长途车，并不像大城市里的旅游大巴，座位舒适宽敞，有空调和暖风，而是座位狭窄，冬天冷夏天闷热，超载更是家常便饭。大概下午两点左右从林东镇出发，四五个小时后，汽车会路过赤峰，从城市边缘滑过，然后往承德放下，到北京时约凌晨两点。最早的时候，西直门有一个长途客运站，到这里离北师大就不远了。但后来，林东来北京的长途改到了新发地（卧铺）和六里桥（座），下车后黑咕隆咚，连出租车也打不到。我每次都是等到天亮，然后倒几次公交回学校。
不管是来京还是返乡，林东镇的长途汽车在半路停下吃饭，为了安全，所有人都被赶下车。公路的一边，有一家专门服务长途汽车的赤峰饭店，简陋、脏，只提供最简单而难吃的快餐。当然还有热水，但只有买了他家泡面的人才能使用他们的热水，否则要收钱。司机和乘务员会进到包间里，厨师现给他们做几个小炒，我逡巡在挤满了人和泡面、炖酸菜、尖椒豆皮味道的大厅里，能隐约嗅到小炒的香味。我总是吃一点面包和火腿肠，喝点矿泉水，也不敢喝多，因为只有这一次上厕所的机会。
黑黢黢的饭店外，停了四五辆长途客车，人们挤在屋檐下抽烟、说话。马路上不时有一辆拉货的汽车或客车鸣叫着快速驶过，那里面同样是疲惫的旅人。在这里，最艰难的是两件事，第一个就是厕所。厕所建在饭店后面的一个小坡下面，极其窄小简陋，因为使用的人过多，厕所里已经遍地屎尿和卫生纸。男人们总是要更方便些，常常背转身，对着空旷的田野就尿了。女人们连这样的厕所也要排队。
第二件事是，你会担心自己因为各种小事儿误了车，或者坐错车。因为天很黑，因为人在旅途浑浑噩噩，因为所有的车都长得很像，有人要去北京，结果误上了一辆回赤峰的车。有人从厕所里走出来，发现自己的那班车已经开走了，惊慌失措，后来花了高价和苦苦哀求，才让下一趟去同样目的地的司机同意搭载他，但他没有座位，只能蜷缩在行李箱里。我和这个人坐在赤峰长途汽车站附近的一个小店里，他哆哆嗦嗦地问能不能用下我的手机，我犹豫着给他了。他是打给妹妹的，他们本来乘的是同一辆车，但他中途没上去。“司机把行李箱门关上的一瞬间，我觉得自己完了，要死了，”他心有余悸地说，“可是我只有这一个办法才能回家，否则我也得死在路上。”从遇到这个人之后，再坐长途车，我总是死死记住自己那辆车的某个特征或车牌号，盯着司机和乘务员，当他们从饭店的包间里叼着牙签出来时，我便再也不去任何地方。
但这一切即将被改变。京沈高铁即将在二○一九年开通，到时候，从北京到赤峰只需两个小时，从赤峰到沈阳也只需两个小时。高铁的开通必将带动赤峰的旅游和经济发展，当然也必将改变包括林东在内的赤峰的许多日常。时间和空间是塑造我们日常景观的横纵坐标，高铁使用科技改变速度，也就改变了时空，进而改变了我们的日常生活。以后的青年人，再从这里去任何地方，都会有更多更便利的选择。他们获得了目的地，失去了自己的长途。
一九九五年，我从乡里的初中考到了林东镇的高中，世界作为一个图景缓缓打开了一角，我身上固有的乡村性逐渐被现代气息浸润和替代。小镇里有很多录像厅、台球厅，还有大众浴池。我有一次跟同学去大众浴池洗澡，一个方形的大池子热气蒸腾，十几个年龄不一的男人在里面，自己或互相搓着身体。水池里的水已经浑浊，能看到漂浮的皮屑和油泥，但人们仍然贪恋那种潮湿和温暖。我第一次来这种地方，对于闷热和空气不流通很不适应，感到缺氧而头晕，几乎昏倒在浴池里。
小镇青年们在台球厅打台球，然后去大众浴池泡澡，把身体上的泥垢洗掉，再去录像厅看录像，了解到美国、日本和香港等地的故事。这些地方扮演的不只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国北方乡镇的休闲娱乐场所，还是社交场所，人们在这里结识朋友、谈恋爱，也谈生意、聊事情。
我在小镇前后待了六年，从十五岁到二十一岁，可以说整个青春期都在这里度过了。如果说，老家所在的乡村塑造了我精神的基本底色，那林东镇则帮我构造了对于世界的基本想象。就是在这里，我看到了真正的阶级差异，尽管没有特别富有的人，但我的同学们还是很容易地就分成了几个阶层：家在镇里的有钱人，家在镇里的普通人，家在乡下的有钱人，家在乡下的普通人。一辆自行车、一双旅游鞋、一本卡通漫画，就能将此区分。已经是我读高中的第五个年头了，我依然对一个同学的爱好感到震惊：他用攒下的零花钱，坐长途汽车到赤峰，只是为了到书店里去买自己喜欢的日本漫画。这完全超出我当时的想象。也是在这里，我找到了一个新的空间，租书亭。我读遍了镇子上几个租书亭的所有书，饥不择食，武侠、言情、玄幻，甚至还读了为数不多的纯文学作品，包括盗版的《平凡的世界》《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品集》，甚至莫泊桑的《一生》《漂亮朋友》。
另一个就是录像厅。在九十年代，录像厅几乎遍布所有的中国小镇，年轻人聚集在狭小而黑暗的屋子里，透过十几寸的电视机，观看来自美国、香港的电影。我有几次跟同学熬夜看录像的经历，一整夜的打打杀杀和刀光剑影让人精神虚脱，第二天清晨从录像厅走出来，面对晨曦头重脚轻。我们摇摇晃晃地走在小镇清冷的街道上，有时停下来站在路边撒尿，找刚刚开门的包子铺买两个包子吃下去，回到学校宿舍，在床上躺到下午，梦里仍然是《英雄本色》里的枪声。
现在，我每隔一两年回到小镇上，总能看到许多变化，高楼、街道、汽车，一个小小的镇子已经开始堵车。这些变化并不新奇，几乎中国的所有小镇都用同样的方式在进化着。
但我们更要看到，中国之所以为中国，的确在于它的“地大物博、人口众多”，这保证着充满无限的可能性。在林东镇，那些因为惯性而具有的和东北文化一致的保守和顽固，依然强烈，但有一部分人开始思变。我的一个初中同学，曾经在政府部门做财务工作，后来主动调整，去做招商。他几次到北京来跑项目，跟我匆匆见面。一起聊天，他介绍说，林东正在规划一个上百亿的辽上京复原项目，但投资和政策却还未定，也并没有想好辽上京建成后如何运营的问题。而且，我们有着同一个担心，即便这个项目顺利开工，但一旦主事的领导换了呢，有多少继任者愿意继续完成前任的项目？他能够思考这些问题，在我看来，正是小镇的进步。
不过一个小镇，房价已经达到了三千元一平以上。我后来了解了一下原因，那是因为整个小镇的楼房几乎都是一个房地产公司盖的，他们一家独大，自己定价，人们只有一个选择。春节回乡，林东镇街道两边到处都是空荡荡的楼房，而且能看见仍然有无数的楼在建立。我问朋友，这么多楼房，能消化吗？他说先盖起来再说，咱们的农村现在跟东北的很多地方一样，结婚时要在镇子上买一间楼房，除了老人没有人愿意住在农村了。
确实，妻子老家的松原地区，也是如此。在市里有楼房，已经某种程度替换了“彩礼”，成为组成一个家庭的硬件条件。看起来，买楼比彩礼要更合情合理一些：它毕竟是双方婚姻生活的基础，再考虑到孩子的教育问题，这笔投资显然是值得的。农村的人的确越来越少了，父亲所在的小学，现在一个行政村、五个自然村的幼儿班，一个班里最少时只有四个孩子。姑姑家的表妹，高中毕业后考上了一所专科学校，但她不想去读。二十岁，她成了一个自由人，谈了男朋友，需要自己养活自己了。我问她将来要做什么。她说还没想好。
对于老家所在的赤峰和林东，我永远保留着坐长途客车的感觉，或者说，家乡所在的东北偏北，恰如一辆已经启动的汽车，目的地模糊，路途不明，但马达不会停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