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原·长春
走在长春的大街上，我特别吃惊，几乎所有出租车的顶牌上都浮动着广告，而广告的内容竟然绝大多数是某某锁城、某某开锁。我心中充满疑惑：难道长春人经常把自己的钥匙丢掉吗？还是这里盗窃严重，人们不得不频繁换锁？又或者出租车公司和开锁公司是一个老板？我没有找到能解答这个问题的资料。此后我去过几十个城市，再也没有见过类似的地方。我相信，任何被重复和强化的事物，都是某种征兆，都代表着这个地方人们社会生活的特殊之处。这个征兆伴随着我后来每一次去东北的经历。
妻子是正宗的东北人，她的老家是吉林省的松原市。松原市有几年特别出名，因为那里的高考抄袭猖獗混乱，后来被重拳打击后，这种风气已经平息，现在仍能搜到一些新闻报道。另一个让松原闻名于世的，是那里有中国第七大淡水湖查干湖。查干湖，原名查干泡、旱河，蒙古语为“查干淖尔”，意为白色圣洁的湖，渔业丰富。每年的查干湖冬捕已经成为一个节日，头鱼拍卖价连续翻番，最高价达到了近百万。
但这些信息都是后来慢慢累积的，松原在我心里的第一印象，是间接而负面的。有一年寒假，妻子坐火车到松原，然后又从松原跟人拼车回村里。但在半路上，司机和拼车的人说，小姑娘，我们不想伤害你，请你把所有的钱都掏出来吧。胆战心惊的妻子只好把仅有的一点钱给他们，然后被半路赶下车。幸好又在路上碰到了同村的人，才安全回到家里。自此之后，她对自己的家乡再没有了天然的亲近感，曾不止一次说，自己毕业后绝不会回到东北去工作。她的叙述也让我对这里有了某种厌恶感，这当然是刻板印象，但人们对一个地方的认知，常常就是由类似的细节构成的。
二〇一七年十一假期，我们带着小朋友回松原看她姥姥姥爷。内弟开他的二手车，载着我们行驶在松原的大街上时，我多年前在长春产生的疑惑和惊讶，又一次被激起。随着车行的路径，我看到小小的一个地级市里，竟然有着无数家二手车行。后来春节回老家，出赤峰时，我又见到了一整条街的汽车商店。我跟滴滴司机说，看来这里是赤峰的汽车交易市场。司机说，不，这里是二手车交易市场。
两个同样级别的北方城市，都有着数量庞大的二手车店。这一方面似乎表明，家里有一辆车已经成为这里的重要生活指标，催生着汽车市场的繁荣。但另一方面却又似乎在印证着人们虚荣的消费心理，买二手车在某种程度上买的并不是车，而是品牌，比如花不到三分之一的钱，就能开上奥迪或其他名牌。这与东北人喜欢戴大金链子，女人一定要有一件貂皮有类似性，貂皮的保暖固然在寒冷的冬季有其实用价值，但它真正的作用显然是布尔迪厄所谓的“夸示性消费”。事实上，所有的奢侈品消费都是夸示性消费，所针对的是消费者对于“符号”财富象征意义的占有。
这一年的十一假逢中秋节，我终于走进了松原市的二人转剧场。每一次去东北，我都想进二人转剧场看一下，但各种阴差阳错，一直没有成行。这一次，特意早早买了票，虽然是中秋节专场，但票价出人意料的便宜，每张只要二十几块钱，跟看一场电影差不多。剧场很小，条件简陋，只是一个有舞台的大礼堂。演出晚上七点半开始，我们从家里打车过去，八块钱的路司机绕了十二块钱。后来内弟听说出租车收了我们十二块钱，愤愤不平：从家里到剧场，八块都是多的。我们回来时，同样被另一个司机绕了十二块。我想起那个抢劫妻子的黑出租。他们之所以这样做，很明显是听出了我和妻子的口音，已经和松原本地很不相同了。东北人有一种奇特的心理，那就是对陌生人的两极化态度，有时候极度热情，有时候又极度欺生。后来，我在观察中发现，东北人习惯于遵循一种“熟人”逻辑，不管什么事情，只要是熟人、熟人的熟人，哪怕是熟人的熟人的熟人，那都好办。但如果是纯粹的陌生人，他们会立刻换一副面孔。
剧场外的海报上印着“欢度中秋”的字样，还用浓墨重彩的美术字写着，《乡村爱情》里扮演蔡老七的演员将会压轴出场。剧场门口几个小摊位在卖瓜子，人们大都买几把瓜子进去。这类剧场有着很大的自由度，瓜子皮可以随地扔，散场后会有人清扫。剧场的每一块踩上去，脚底下都发出轻微的声响。剧场拥挤之极，每个座位都坐着人，还有许多人靠在墙边，没有意外，手里都抓着一把瓜子。甚至有一个母亲，抱着也就一岁多的孩子，一起听着震耳欲聋的歌舞声。舞台中央，几个暖场的青年男女正在卖力地唱歌，歌曲当然是东北大街小巷的音响里轮番播放的那些通俗歌。每张椅子上都放着一个用来摇动的塑料小手掌，一挥舞起来，就是啪啪啪拍手的声音，刺耳但是效果明显，很容易形成一种嘈杂的热烈。可以吸烟，四周也充满了烟尘，不吸烟的人吸进去的烟，似乎比吸烟的人还要多。
几束鲜而刺目的灯光一会儿射向人群，一会儿又移动到墙壁和房顶，你能在光柱里看到漂浮的尘埃，它们被人吸进吐出。暖场歌手终于唱完，鞠躬下台，一个号称重金请来的主持人跳跃着上来了，话筒杂技一样在左右手间交换旋转着。他所有的话都是常见的东北二人转演员使用的语言：亲爱的朋友们、最最亲爱的父老乡亲们、大爷大妈大哥大姐老弟老妹们。是的，东北艺人天然带有一种亢奋的基因，他们不耽于大声而激烈地表达各种亲密关系，虽然他们和观众一样并不相信这种表达。但在剧场空间里，如此表达的确迅速拉近了演员和观众之间的距离，这种拉近并非是情感性的，而是以一种破坏性的力量破除陌生感带来的谨慎和戒备，让人们迅速进入类似于“狂欢节”时的类迷狂状态。
这不难理解——既然我们已经共享了一个黄色笑话，既然我们已经放下了所有表面的高雅，既然我们已经大声地喊叫起来，既然我们已经认同亲爱的、最最亲爱的等肉麻称呼，你又何须谨小慎微、心存戒备呢？释放你自己的声音和躯体，跟我们一起叫喊和舞动，对，大声，再大声，使劲，再使劲。他们喜欢跟观众要掌声，用各种方式，你不鼓掌我就跪着不起来，你不鼓掌我就海豚音不下来，你不鼓掌我就自虐，总之你被一种道德感推动着拍起来巴掌，你被不耐烦感推动着拍起巴掌，你被左右前后的人带动着拍起巴掌。为什么一定要千方百计地讨掌声？那是因为，在如今的二人转演出里，掌声不仅仅是表演的认可，更是表演的一部分。或者说，演员们需要通过这种方式来确认双方达成的微妙的心理平衡能始终保持，“狂欢化”能始终维系，这是当下二人转演出的根本秘密。我们知道，在真正的舞台剧，比如话剧和音乐剧剧场里，掌声恰恰是外部干扰力量，是被约束的。但在这里，掌声是情绪的催化剂，也是致幻剂。当观众因为各种理由不断鼓掌时，他们的确更快地让自己融入了角色，没错，在二人转剧场里，观众才是那个真正入戏的人，演员们则一脚门里一脚门外，他们对此心知肚明，勤勉为之。
在所有的中国民间文艺里，二人转是非常特殊的一种，它是诞生于民间，却并没有获得真正雅化的乡土艺术，它也从未真正走进这个国家的知识分子审美体系。京剧、昆曲、黄梅戏等等民间曲艺，都慢慢走向了雅化和文人化，只有二人转始终保持着粗粝而浓烈的土地性、原生态。它也是唯一一种在电视时代和网络时代被迅速、广泛传播的民间艺术，再没有其他一种，能像二人转及其衍生品这样获得传统媒体、网络媒体、自媒体的传播和推广了。谈到这一点，不得不说艺人赵本山起到了十分关键的作用。赵本山借助着央视春晚舞台的小品，推动二人转从一种地域性文化变成了一种“国家性通俗文化”，它的投名状就是笑声和掌声。二人转的产生在本性上是悲苦的，即便其中包含了无数的幽默元素，但特殊的悲苦才是它最动人的底色。在北方，每当冬日来临，即便是号称“长春”的城市，也一样显出灰突突的萧瑟之气。树木枝叶落尽，大地露出斑驳本相，就连天上的太阳也只能是暗淡昏黄，而不会明亮耀眼，加之风雪冰霜时而相逼，一切都显示着生命的负面色彩。更何况生活自身的艰难，亦令人只想痛痛快快地喊上一嗓子，以舒胸中闷气。这种环境里诞生的艺术，只能是本质的悲剧，也正因为如此，它要在语言和形式上表现出超出日常的热烈，大红的褂子大红的棉袄、动作夸张的秧歌、吵闹的锣鼓喇叭，每一样都如同宣言：天地萧瑟啊，我必须热烈。
但赵本山借小品把悲剧外化为一种喜庆形式，锣鼓喧天，鞭炮齐鸣，强化了二人转和东北文化里欢快的一面，消解了悲剧性因素。这是一种“话语暴力”，也就是借助强化甚至夸张化的语言，让观众不由自主地发笑，甚至沉溺于这类笑声之中。二人转演员们一直在宣称，许多人当年站在四轮车上的草台班子，一个村一个村地露天演出，这的确是它的土壤。但现在，二人转离开了土地，主要战场转移到了舞台上。先是各种晚会，继而是中国电视台越来越多的喜剧类综艺节目。原来的二人转，内容上主要是生活场景，而现在它早已经突破了原生内容，各种戏谑性和无厘头的改编充斥其中。作为二人转核心的“唱”这一个部分，已经被“演”所替代。当下的二人转演员，开始注重各种绝活：飙高音、模仿、翻跟头、大劈叉，开始使用各种夸张表演，并没有多少人真正去唱。或者说，二人转正从原来的“话语暴力”走向“身体暴力”，无声被笑声和惊叹声代替，熟悉被陌生化和震惊化代替，真切和朴素被夸张和戏谑代替。
在松原的这场二人转演出里，我同样没有听到一首真正的二人转，而是见过了各种洒狗血的搞笑桥段、煽情、飙高音、黄色段子，但让我印象真正深刻的是它的赞助商，竟然又是一个二手车行。主持人每隔半个小时就要刷一下二手车行的广告，每一次广告中的洋洋得意都像是宝马和奔驰在做宣传。这也是正常演出的逻辑。如果用文化分析的视角来看，似乎可以认为，东北文化里存在着强烈的而且是直接的意识形态“询唤”性，或者说，它在通过各种通俗的仪式，询唤出人们内心深处对于笑的欲望、对奇观的窥视欲望、对伦理和阶层禁忌的违反快感。
在松原，我的另一个观察所得似乎更具有普遍性，那就是麻将在人们的日常生活里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人们在无事之时，总会凑到一起去打麻将，当然有很大一部分人以此进行赌博。我所听闻的，只是在小村子里，有时一个晚上就会有几万块的输赢，那是一个农村家庭辛苦一年的全部收入。有一些赌棍，春夏时节拼命插秧、收割，有限所得不愿花在治病和改善生活上，竟然只是为了在冬日里迅速地把自己的劳动收入输掉。年复一年，循环不止。有人甚至输掉了一家年收入几十万的稻子加工厂，机器仍在轰鸣，稻子依然在一粒一粒地变成白米，但这一切已经是别人的了。
许多人在年节时见面的第一句话，并不是吃了没或过年好之类，而是问：昨天玩了没？这种消遣的流行和泛滥，与东北漫长的冬季有关系。当寒冷降临时，几乎没有什么劳作在室外进行，人们只能聚集在一起喝酒、打麻将消磨时间。而单纯的麻将桌上的输赢显然不能长时间填充这种无聊，加上赌注就变得不可避免。一般人家自己家里也会玩，赌注很小，那时候气氛就比较轻松愉快，因为你知道自己即便输掉钱，也是到了亲朋的口袋里，而这种输赢常常实现的是一种熟人交际和节日谈资。
在我老家，玩麻将的很少，流行的是扑克牌，扑克牌里最流行的玩法是打升级。这种玩法不适合赌博，因为经常打了一个下午，还没有一组人能“通关”。过年的时候，也有人用诈金花的方式赌博，但一般情况下仅限于春节前后的一周到十天左右。每年腊月二十三之后，会有人约在某个爱热闹的人家里打牌。平时节俭而吝啬的主妇们，此时常常会拿出几百块钱给自己的男人，让他们去玩玩，赚了固然好，输了也可原谅，因为一年只有这一次机会，这是对他们辛苦一年的某种奖赏。
我在想，热衷于打麻将和热衷于打牌的区别在哪里呢？老家和东北在那么多相似之外，有了这样一种不同，原因何在？老家当然也有巨额赌博，但不是用麻将来赌，而是其他方式。只是我认识的人之中，我的两个表弟，就因为赌博输掉了几百万。在村里，赌博确实是相当少数人，一个村里至多一两个，其他大部分都只是过年时玩一下。我所能想到的原因是，老家这个地方因为地理和历史的原因，讨生活实在过于艰难了，人们更相信没有捷径可以致富，更是实在舍不得把辛苦赚来的那点钱轻易输掉。或者说，他们在内心深处觉得运气这件事不可靠。
这一切都令我想起长春出租车顶的广告：一部分是锁，一部分是开锁。这似乎可以看成是东北文化的一个隐喻，它自身也是不断地锁住然后打开，只不过并不是用这把锁本来的钥匙，而是另外的其他的东西……人们需要车，但倾向于选择二手车；人们走进剧场，看似是而非的二人转；人们摆好麻将桌，消耗身体里剩余的那点能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