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连
二〇〇〇年的八月底，内蒙古北部山区的秋意已经很明显，我从小镇林东坐上了一班长途车。此行的终点是辽宁的一座海滨城市，但需要先到赤峰转站火车。那时候，赤峰境内的几条高速公路甚至尚未开始规划，车行便道，一路颠颠簸簸、弯弯绕绕，要走六个多小时；长途车也破旧，绝境般挣扎的轰鸣震耳欲聋，车厢里永远充斥着浓重的汽油味——当然，对彼时还不到二十岁的我来说，所有的汽车都是这样的，我从未见过崭新的汽车，汽油的味道就是汽车和路的味道。
这是一趟未知而冒险的旅程，我身上并没有大学录取通知书，却只身去遥远的某所大学报到。那座学校在大连，属于辽宁省，临海。得知自己被大连的一所税务学校录取后，我曾在教室后墙的中国地图上搜寻它的位置。一番摸索，只找到一个点和两个模糊的字——地图已经被同学们摩挲得和汽车一样破旧了。我应该在历史和地理课上学习过和大连有关的知识，但记忆里却毫无痕迹，至少没有任何具象的痕迹，以至于我坚持认为，在此之前，这座城市在我的意识图景中从未存在。按照那张被丢在林东镇某处街道的通知书，我要去大连学习有关税务的知识，从而开启自己新的人生。我对此并未怀抱热望，这只是对乖张命运的无奈接受。
这是我第一次出远门，无人与我同路。父母当然既没有时间也没有这笔费用专门去送我，更没有另一个考入同座城市的伙伴可以相约。少年的旅途似乎总是独自行走，尤其是远行，它成了长大成人的必然仪式。在急速行驶的车上，我终于彻底弄懂了中学课文里的比喻：一只飘荡在茫茫大海中的小船。路上有任何事，我都没办法联系上家人。那时候还没有手机，家里也没有电话，这样的远行像是一场没有重聚日期的漫长告别。幸好，全家人东拼西凑的五千元学费已经汇入银行，无需提心吊胆地装在口袋里了。在当年，一条命，也就五千块，有的甚至不值。
前途未知，但步履脚步必须行进，这是一个二十岁的乡村少年必须面对的现实。
到赤峰时，已临近中午。下车后，我到离汽车站不远的火车站买了去大连的车票。唯一的一趟车，要晚上九点半才开，我有一整个下午的时间待在这座北方小城——我彼时到过的最大的城市。但我不敢离开车站，一直拖着三十块钱的皮箱，坐在候车厅里，就着矿泉水啃面包。这样的午餐现在看起来是不是有点惨？但对当时的我来说，这已经是“穷家富路”的极致体现了——如果不是出远门，怎么可能吃面包喝矿泉水？我还记得，大半年前，我仍在继续自己的第二次复读，早我一年读中专的弟弟，一路站票从呼和浩特回到林东，甩着浮肿的双腿去中学看我。我们在教学楼走廊的拐角说了几句话，他临走时留下的，正是他一路上没有吃完的两个面包，来自内蒙古首府呼和浩特的面包，味道上已经附着了几千里的风尘。就是这两个面包，帮我抵挡了一周对其他食物的诱惑，让我觉得长途旅行是可以忍受的。
第二天上午，火车进入大连郊区。夏末秋初的天气晴朗明亮，我透过车窗看到宽阔的公路，公路两旁闪过一片又一片花坛。这些如今在很多小镇都习以为常的景观，对当时的我来说，只能用震惊来形容。我从未见过鲜花被如此整齐而大量地栽种、摆放、剪裁，我此前所见的花只有两种：山上的野花和电视里的花影。我产生了一种茫然和兴奋，茫然于即将独自在这个陌生到魔幻的城市生活，兴奋于家乡外的天空如此之大、可能性如此之无尽。
但我只在大连待了一个月。这一个月里，东北作为一个词语被许多人提起，不论是极少数的南方同学还是家就在此地的北方同学，他们像说一个临近村庄那样谈论东北，谈论沈阳、哈尔滨、长春和大连。南方同学说，自己的父母从未想过他会来东北读书，感觉好像去了国外一样；东北的同学说，大连是东北比较特殊的城市，靠海，气候湿润，有着中国城市少有的干净整洁。或许就是从这一刻开始，东北才作为一个整体性的概念进入我意识之中。在同宿舍的同学里，有一个似乎对此很熟悉，他还说，我老家所在的赤峰市，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属于东北的辽宁省，后来才划归内蒙的。我就想，原来我所在的地方，也曾经是东北。
那么，东北在哪里呢？
从现在的行政区域上看，很明确是指黑龙江、吉林和辽宁三个省。但在人们的意识中，东北不仅仅是地理学意义上的，更是生活和文化意义上的，除了那些城市、乡村，它还指称着一种声音语调、一种性格、一种文化、一种习俗，以及所有这一切所最终形成的那个称谓。东北在地球的东方，在中国版图的东北部，也活在我们的日常认知里，比如东北话，比如二人转，比如东北人都是活雷锋，比如东北人应该能喝酒，比如东北人爱打架，比如猪肉炖粉条，比如人参貂皮乌拉草，等等等等。
我逐渐了解到，自己所在的是一座世界闻名的海滨城市，但我并未在这里接触过大海，它只在一次去市中心的公交车窗外闪过。因为我成长所在的地方与东北的诸多相似，一个真正的东北城市大连给我的新鲜感反而都是非东北的。这种新鲜感里，包含着乡村经验面对城市时的激动和慌乱。满大街烤鱿鱼的味道和海风吹来时的咸湿味，让我经受几十年亚热带干燥的季风吹拂的鼻翼，感受到温柔的抚慰。已经有几年历史的咽炎，也似乎在这里获得了缓解。
我在大连一个月，不止一次听到人们在谈论一件事。在大连市中心，星海广场中央伫立着全国最大的汉白玉华表，于一九九七年六月三十日竣工，是为纪念香港回归而建的。一座有纪念意义的华表并没什么特殊的，特殊的是围绕着华表的某些民间传言。其中一个说，华表底下藏着一个时间胶囊，胶囊里是建造时的大连市领导写给二三九九年的一封信，那时是大连建市五百周年。人们纷纷猜测，信中写的是对这座城市未来的想象和憧憬。
传言已经无法证实，或者说它本就是一封被民间虚构的信。世事总是难预料，二○一六年八月五日凌晨，斗转星移，因城市发展，大连星海广场的华表被拆除，那封虚构的信当然也就此消失。
一个月之后，十一假期，我退学回到内蒙，此后再也没去过这座城市。这是东北第一次作为具体之物进入我的意识，它如同一段打盹时快速沉溺的梦境，让我产生严重的虚幻感。
我曾身在东北了吗？我说不好，但同那封虚构的信有关的虚幻感，恰恰是东北后来命运的表征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