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王城如海》2016年10月定稿，其实5月份三稿出来就大局已定。写作时间不算长。十二万字，小长篇，体量也不算大。跟前后花了六年的四十五万字的《耶路撒冷》和花了四年的三十万字的《北上》比，时间和篇幅都可以忽略不计，但写作中我所经受的煎熬，是前两者捆在一块儿也无法比拟的。我数度以为它永远也写不完了。
在小说的后记里我详细地记述了整个写作过程。现在网上常见一个热词叫“暗黑时期”，写这部小说的那段时间就是我的暗黑时期。祖父在老家病重，一次次送往医院，我远在千里之外，每天只能通过电话随时了解情况。小时候我一直跟祖父祖母生活在一起。祖父是个旧文人，对我的影响极大，感情也极深。有一阵子病情不太好，十天内我回了三次老家。在北京或者出差外地，每天我都迫不及待要打电话，又担心电话里传来不好的消息，整个人纠结得不行。祖父后来还是放弃了。他不愿待在医院，说梦见我奶奶站在风里叫他，头发都被大风吹乱了。有一天在医院醒来，他懵懵懂懂地问，这是什么房子，屋顶都是白的。他要回家。回到家的第六天去世。
那天我在社科院外文所参加阿摩司·奥兹的小说集《乡村生活图景》新书发布会，行李箱在隔壁房间，准备会后去机场，到成都出差。会议中间，看了一眼静音的手机，六个未接电话，都是老家的号。我知道出事了。但我不能立时打回去，接下来是我发言，如果跟家里通过电话，那言肯定发不了，我怕控制不了自己。奥兹坐在斜对面会议桌一角，头发花白，面带微笑。发言开头我说，看见奥兹先生像文学老祖父一样安坐在这里，我备感笃定、安慰和感动。可能有人会觉得我的开场奇怪，用了“老祖父”这个词。可我知道，我必须用上这个词。全世界的老人长到最后都很像，全世界老人的安稳与微笑也都很像。发完言，我私下跟钟志清老师他们请了假，我得先离会。
出了门就打电话，果然。
祖父一直清醒，最后说：“我可能要不行了。”半小时后停止呼吸，享年九十七岁。那天6月24日，故乡大雨滂沱。
写作《王城如海》的后半程，每天坐下来写第一个字之前，我都要花好一阵子才能专注到眼前的小说上。而这个召唤专注力的仪式时间越来越长。我仿佛在跟死神打一场拉锯战，争夺一个祖父。
雾霾。那五个月可能是北京历史上的雾霾之最。环境治理主要靠风，每天自媒体上都在传播一个虚构的好消息：大风已到张家口。可它们最后都停在了张家口。蓝天白云如史前一样遥远，那五个月里我就没看见过星星。孩子们脆弱的呼吸道开始不利索，医院儿科每天都人满为患。我带孩子去过多次，打点滴的娃娃们连个座都找不到，好容易挤出块空地站着，家长在一边给举着输液瓶。那五个月里北京有一批年轻的父母辞职，为了把孩子带到白天能看见云朵夜晚能看见繁星的地方去。迁居厦门的朋友跟我说，娃要落下个毛病，我挣下再多有什么意义？我挣得不多，没勇气辞职，也迁不出去，所以必须接受孩子的问责。四岁的儿子其实啥也不明白，无边无际的雾蒙蒙、霾苍苍的世界大概已经让他忘了窗明几净的生活了。他像小说中的孩子雨果，除了呼吸，每天做得最多的事就是咳嗽，呕心沥血一般地咳。可以想象，在一个父亲听来，那一声声该多么惊天动地、惊心动魄。每一声都让我产生作为父亲的无力感和愧疚感。
小说构思之初，我真没打算如此大规模地触及雾霾，但是雾霾锁城的日常生活让笔不听使唤，直奔雾霾而去。双层玻璃也挡不住浓重的霾，它们理所当然地飘进了小说里。这时候我才意识到韩敬群兄建议的题目如此恰切，王城之大，不仅人流如海，雾霾也让北京四顾茫茫，如潮如海。雾霾持续了四个多月，儿子也咳嗽了四个多月。
何谓人到中年？中年根本不是个生理年龄概念，而是个心理问题。这五个月，我真正体味到了上有老下有小的中年心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