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关于对外届公布当当的存在，我和燕兄事先是准备有一个叙述策略的。
一开始的时候，当当只存在于我们家庭范围里，以及极少数的朋友。搬家、卖房、买房，一系列的动作，只是为了让当当远离原来的熟人环境。
一开始打预防针的时候，我们还不敢如实填写住址，只留下真实的电话号码。然而，很快发现，随着二胎政策的全面放开。根本就没有人再过问我们这种提前半年生育二胎的擦边者。
似乎，我们自己显得过于小心翼翼了。又一想，我们本身已经办了离婚手续了呀，完全公开都没有问题。不论出生时是什么样子，现在最起码我和燕兄在法律意义上是一人一个孩子啊。
两岁的时候，燕兄开始经常带着当当到她们学校的操场上玩。但也多是在下午放学的时间，她从未将当当带到办公室过。
我们两个人有个约定，那便是，不在自己的朋友圈发当当的照片。其实，我们两个人手机里，有大量的当当的照片，他吃饭的，撒尿的，春节回农村老家时在烟花里站着的，追逐一只小鸡的，夏天的时候光着身子的。
可以统计的是，我们两个人手机里拍摄最多的人，是当当。然而，却从未在朋友圈里发过一张他的照片。这对于像我这样热衷于在社交媒体表达观点的人来说，无疑是一种约束。
之所以有这样的行为，是因为，我日常关注的新闻中，常常会有和我们类似的抢生二胎且被追罚“社会抚养费”的个案。
2016年1月25日，全面二胎开放以后，湖北省监利县卫计局向2015年5月出生的二胎家庭马丽云夫妇下发了总计九万余元的“社会抚养费”处罚清单。
经过咨询律师，马丽云夫妇到当地的法院进行了司法起诉，状告监利县卫计局，逆国家政策而动，要求他们撤销对自己做出的社会抚养费征收决定书。
马丽云的代理律师燕文薪女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到了修正后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十八条已经规定了中国公民可以生育两个子女。而监利县卫计局在新法生效之后，仍然利用旧的法律规则进行处罚，是一种违反了现有法律的行为。
因为是新法生效后的第一案，湖北监利的追罚社会抚养费案件引起社交媒体上的热烈讨论和广泛地关注。法律界分成了两拨观点，而普通民众则一边倒地支持被处罚的二胎母亲。
网友们神通广大，很快扒出了新闻，说明，全面放开二胎的政策出台得非常匆忙。原来卫计委的计划并非要在2016年全面实行二胎开放，而只是想放开三十岁以上育龄妇女的生育指标。但是，国家统计部门在对近年来人口的增幅进行梳理之后，上半年还在讨论的问题，到了2015年10月，中央已经对外公布要全面实行二胎制度。12月全国人大通过了《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修订方案，并决定于2016年1月1日起执行。
网友的意思是，国家之所以紧张出台这样的政策，已经说明了，中国放开二胎的时机已经晚了，错过了最好的时间。这个时候，国家对公民生育二胎应该鼓励。
媒体也很快跟上了评论，包括《新京报》等多家媒体均进行了讨论。新京报在引用2016年1月份采访时，国家卫计委基层指导司司长杨文庄曾表示，在解决（抢生二孩）这个问题上应该遵从三个原则：首先是法不溯及既往，其次是“从旧兼从轻”，第三是有利于当事人原则，“在政策调整过程中，既有法律的衔接问题，也要保持工作的稳定，更要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
还好，湖北省监利县的这个案子在全国关注声中，进行了妥协，当地的卫计局表示了已经与被处罚当事人和解。
让我感到欣慰的是，2017年的元旦过后不久，媒体报道出河南省关于提前出生的二胎是否处罚的回应。河南省人大法工委2017年1月13日在一封答问的书函中对公众表示：“对尚未按当时规定做出征收社会抚养费决定的情形，应按照修改后的法律、法规规定办理……对按当时规定做出征收社会抚养费决定但尚未执行的情形，属于生育第二个子女的，不再征收社会抚养费。”
正是寒冬，我看得一身暖意。仿佛身体里这几年来长时间捆绑着我的一根绳子松开了。我有一种莫名的自由感，恨不能对着发布新闻的人鞠个躬，说一句谢谢。
我连忙与燕兄进行了分享。其实，她早已经和她在街道办事处工作的同学交流过，像我们这样的情况，是不会再进行补充处罚的。可是，那只是一种侥幸的可能。而现在，官方用对媒体解答的方式公布了。
所以，我对着燕兄说，从明天开始，我们可以完全公布赵当当的存在了。
然而，即使如此，我仍然没有在我的朋友圈里发布当当的照片。一个很重要的原由是，当当还没有到上幼儿园的年纪。所以，我和燕兄决定等他上了幼儿园以后，再进行公布。
此时的赵当当已经快两岁了。喜欢穿我的大鞋子，像其他调皮的孩子一样，只要我在家里，他会不断地打开我的房门，伸一下头，叫一声爸爸。一会儿给我送一个玩具，一会儿又送一个吃的。总之，他所有的时间和玩具都要分给我一半。
从“只生一个好”进入“二胎时代”
2018年暑假，我们一家四口到了昆明短居。燕兄整个暑假都在为当当上幼儿园的事情发愁。因为这几年她们学校的孩子有些多，而学校里帮助教师的子弟解决幼儿园入学的指标有限。
“我们当当年纪小，不占优势，又是二胎。”这是燕兄焦虑的事情。多多上幼儿园的时候，那时还没有限制。又加上，那时候，燕兄的学校规模没有现在大，学校里也没有这么多年轻的老师，所以孩子并不多。而现在，一批批年轻的教师进入她们学校，孩子自然一年年多了起来。办公室里一向是按着年纪的大小排队的。孩子大了，优先上幼儿园。
孩子上学的事情，差不多是一个家庭最大的事情。如果不是因为燕兄所在的学校是省里的重点中学，且对教师子弟上学有着全方位的照顾。两地分居那么多年，燕兄早就想调动到海口工作了，我们舍不得燕兄学校的教育资源。
当当的幼儿园入学并不顺畅。一开始，燕兄联系了多多念幼儿园时的一位老师，她现在已经升职为幼儿园的主任了。然而，燕兄问得晚了。
燕兄又找了我们共同的一个同学，是一个活泼的教师，热爱生活。他有一个学生家长是区教育局的。不久，同学回复，说是，这两年各级组织查得有些紧，确定可以入园了，再说其他事情。
这便是燕兄担心的。如果不找其他人，在学校里排队，那一定等明年才有可能入园。孩子如果念不了幼儿园，老人就要不定期地过来带孩子。可老人身体越来越不好，家里的事情也越来越多。所以，我和燕兄商量了，不惜多花一些钱，也要让当当按时上幼儿园。
功夫不负有心人，燕兄的一位女同事，她的老公在北区的一所大学里，恰好在办公室工作。那所大学所对口的幼儿园恰好也是我们家附近的一个极有品质的公立幼儿园。暑假没有结束，我们共同的同学，告诉对方现在开始接名单了。
然而，之后同学一直也没有给回话。燕兄只好不停地又问同事的老公，他们是一所大学，大学里年轻教师少一些，且他们大学离幼儿园极远。托他们帮助，反而更容易成功一些。
果然，没有过几天，燕兄收到了幼儿园的一条短信通知，让带着赵当当的出生证明、户口簿去登记入园。
至此，二胎的故事终于有了一个完美的结局。这个不停地用谎言来掩护的孩子，这个如果早来几年有可能会被打胎的孩子，这个在父母亲的朋友圈里从来不存在的孩子，如今，已经成为幼儿园小班的学生了。
我接送他去幼儿园的次数极少，有一次，我看着那些九○后的父母亲和我一起来接孩子的时候，我下意识地看了一下自己的衣服。心里想，下次如果我还来接孩子，要穿得年轻一些。我很担心，那些不懂事的九○后父母亲，会问我是不是爷爷。
而比起这种年龄上的尴尬，更让我尴尬的，是，花钱买假的住院证明，避开原来的邻居，卖房、换房，甚至办理了离婚手续。最终不过是想放我的孩子一马。
这种悲凉又纠结的心情，持续了四年的时间之久。如果不亲历，恐怕我们没有办法体会。
2019年春节前夕，猪年的邮票图案曝光，说是两只猪领着三只小猪，于是一些民众猜测国家可能要放开三胎生育。同时，又有很多新闻报道表明，放开二胎以后，中国并没有像那些专家所预测的那样迎来一个生育的高峰，而是人口继续下降。
这一下，大家好像明白了，在一个抚养成本很高的社会环境里，生育这件事情不再像过去那么简单了。过去是国家一号召，民众就纷纷响应。而现在，影响生育的不再只有政策，还有成本。有人预测，中国很快会出台措施奖励二胎生育。
让我们回到常识吧，让孩子们不必遭受人为的伤害，让愿意生育孩子的人在这个国家里享受社会发展的福利。他们所生的孩子不正是中国的未来吗？
赵瑜，作家，现居郑州。主要著作有《小忧伤》《小闲事：恋爱中的鲁迅》《六十七个词》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