衣冠南渡与文化中心南移
公元1127年，刚从辽人治下崛起的女真政权大金，在与宋朝联盟打败辽国之后，挥师兵临汴京城下。六神无主的徽宗皇帝，急忙禅位于太子赵桓（即钦宗）。尽管当时民间抗金保国热情高涨，又有李纲等勇武之臣决死抵抗。但赵氏父子二人，还是幻想以割地赔款方式息事宁人。结果事情未了，招来的是国破家亡的命运。徽、钦二帝，连同后妃、宗族、贵戚三千人成了猎物被押往北方。如狼似虎的金兵，涌入汴京城内的大街小巷，就像野牛冲进了瓷器店，兽性的洪水一泻千里。失去皇权庇佑的人们，纷纷逃离出城，向烟雾迷茫的东南方向落荒而去。
我的祖先，资政大夫邢肇周，和管理天下粮仓的弟弟肇文，带着整个家族几十口人，赶着满载坛坛罐罐的数辆马车，加入了难民的队伍。起初，他们并没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只是想着尽快逃离金人的魔爪。当他们回首汴京的时候，这座当时世界上最繁华的都市，已经是一片火海，哭喊声如同波涛喧嚣。当他们拖着疲惫不堪的身躯，进入临安时，里面已经人满为患，到处都是露宿的难民，连租住的地方都很难找到。兄弟坐下来计议，都觉得临安摇摇欲坠，不是久留之地。于是便又收拾家当，向闽越的方向南下。此时，整个大地弥漫着一种慌乱不安的气氛，亡国灭种的忧患纠缠着每一颗心灵，到处都是张皇失措的表情，人人的后背都丝丝发凉，连洞穴里的老鼠都逃了出来，唧唧唧唧地到处乱窜。
闽越之地石头屹屹，能够开垦出来种植作物的地方，都已经被人捷足先登，种上甘蔗。一直走到闽南漳州，邢肇周他们都没有停留下来。进入汕尾汕头之后，家资已所剩不多，前面却是大海茫茫。他们听说，汪洋之中散布着一些洲岛，土地肥沃，人烟稀少，树上有摘不完的巨大的野果，水里的鱼更是探手可得，不劳网罗。然而，一路上风餐露宿，长途跋涉，家族中许多人已经吃不消，陆续有人染病不治，只能草草埋入土中，缺少了应有的恭敬。于是，有兄弟提出了就地落籍的诉求。或许是受到海岛上野果芬芳的诱惑，年长的肇周决意踏海南下，让这个家族能够偏安一隅，彻底逃离旷世的劫难。经过一番争论，意见还是不能统一。最终只能各随所愿，肇周和胞弟弟肇文乘船南渡，其他兄弟留在汕头谋求发展。从此血肉分离，兄弟星散，生生世世不复见面。
肇周、肇文兄弟及其家眷，在汕头租了一艘小帆船下水，晃荡着向想象中鱼虾腾跃、野果芬芳的洲岛驶去。好在入冬之后，风浪不大，虽然中途遇上旋流，托祖宗福德，他们得以安全渡过，也没有碰上穷凶极恶的海盗。大约十天之后，船驶入水流平顺的清澜港，在红树林密密匝匝的文昌八门湾靠岸。经过走访，兄弟二家分别在水吼、观霄两个村子安顿下来，收割芒草，砍伐木头，和上泥巴，搭建起简易的茅屋。这时，后背的那股凉意才算是消失了。他们几近万里的逃亡之旅，历史上被称为“衣冠南渡”。而他们自身，也成了海南望族邢氏十几万子孙的渡琼始祖。
衣冠南渡，说的是北方士大夫家族，为逃避战乱向南方迁徙。所谓衣冠，乃衣冠楚楚者，是社会地位和文化身份的象征，代表着那个时代的斯文与体面。一般认为，中国历史上，有过三次大规模的衣冠南渡。
第一次衣冠南渡，发生在五胡乱华时期。西晋怀帝永嘉二年（308年），匈奴贵族刘渊叛晋自立政权，举兵进攻洛阳，是为“永嘉之乱”。随后，羯族、鲜卑、羌族、氐族等相继兴兵，争夺治权。黄河流域从此烽烟四起，群胡逐鹿，混战连年，政权频繁交替，种族杀戮不断升级。在胡人铁蹄之下，汉人的生命惨遭践踏，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灭族危机。中原大地白骨盈野，空气中弥漫着血腥的味道。妇女更是被视为“二足羊”，被胡人肆意奸淫侮辱之后，当作羊羔来烹煮。北方一百三十年间先后兴起十六个国家，汉族人口从约二千四百万，减少到四百万以下，史家将这段历史称为“中原陆沉”。其时，中原士族纷纷南下避难，归顺司马睿在建康（今南京）建立的东晋政权，寻求休养生息。王谢堂前始有燕子飞来飞去；王羲之等群贤，也可以在流觞曲水边畅叙幽情；陶渊明还能够“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中华文明因此得以绝处逢生。宋初闽南诗人詹琲，曾经这样追怀那段衣冠涂炭的日子：“忆昔永嘉际，中原板荡年。衣冠坠涂炭，舆辂染腥膻。国势多危厄，宗人苦播迁。南来频洒泪，渴骥每思泉。”（《永嘉乱，衣冠南渡，流落南泉，作忆昔吟》）此次衣冠南渡，主要集中在长江中下游以南地区，但也有一些姓氏，如林、黄、陈、郑、詹、邱、何、胡等，进入到闽越一带。“永嘉之乱，衣冠南渡，始入闽者八族。”（《三山志》）
第二次衣冠南渡，发生于公元755年暴发的“安史之乱”之后。这场由胡人发动的战乱，挫伤了大唐王朝的元气，使之陷于边疆纷战和藩镇割据并存的局面，并最终陷于江河破碎、无法收拾的五代十国。政治权力始终处在角逐当中，一再易主，战争的绞肉机停不下来。斯文扫地、丧魂落魄的衣冠家族，大量举家迁徙南方，寻找远离刀光剑影的家园。晚年落魄江湖的李白，以诗歌见证了这场恐怖的逃亡：“三川北虏乱如麻，四海南奔似永嘉。”这一次，南渡的难民走得更远，有更多的大族进入到了闽南、岭南、西南地区，广州、泉州、成都等城市开始繁荣起来。
第三次衣冠南渡，发生在北宋灭亡的“靖康之变”之后。尽管宋朝文明程度很高，但在冷兵器时代，文明不见得就能够战胜野蛮。平日里远离庖厨的君子们，连杀一只鸡心里都会犯难，何况是要提着大刀去砍自己的同类。宋徽宗堪称世界史上最有艺术修养的皇帝，他的瘦金体书法，和纤细笔管里流出来的祥云白鹤，都是那个时代雅致生活方式的见证。但是，面对大碗喝酒、大块吃肉，以厮杀掠夺为快事的游牧民族，这些东西变得像瓷器那样脆弱，就连礼仪与信用都成了一种自欺。过于注重细部雕琢的文化，往往在整体上丧失其恢弘的力量。不论是艺术创作还是人格建构，同时兼具整体上的磅礴大度与细部的雅致精妙，都是件困难的事情。于是，似乎只能在两端之间物极而反。
北宋发达时期，秦岭和淮河以北的人口，占整个中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北宋政权崩溃之后，中原汉族，尤其是士大夫阶层，逃亡南迁唯恐不远，不仅进入闽南、岭南，还到了海南乃至东南亚诸岛。海南从令人畏怖的流放地，变成令人向往的避难所和诺亚方舟。卒于南宋初年的晁说之，从某个侧面写到了此次衣冠南渡：“金贼忽屯城北隅，方今明目达聪俱。司门郎官上奏无，未几金贼来坦涂。城南铁骑柴奚车，焚荡辅郡陵别都。衣冠南下满江湖，白头辞臣思献书。”（《南门》）北方士族逃亡海南岛，往往都在海口神应港靠岸登陆，这里正是海南第一大江的入海口。因为接纳无数的衣冠家族，这条本来是自南向北流淌的江河，不知不觉中就更名为南渡江，仿佛改变了水流的方向。
此次衣冠南渡，一直持续到蒙元占领中原、南宋灭亡为止，时间之久，规模大大，超过以往的两次。南方的人口从此超过北方，南方经济文化因而变得郁郁葱葱。自此，中国形成了政治中心在北，经济文化中心在南的格局，并且延续至今。元朝建立后，随着种族压迫加剧，特别是妇女初夜权被迫出让，北方汉族血统混杂，言语态度与生活作风变得粗犷鄙陋，失去了原本优雅的腔调。最为致命的是，早期草原游牧民族以掠夺攫取为能事，用强力取代公正与信义，他们的入主，给中原文化注入了一股戎狄之气。汉人中正直忠烈之士几乎被斩尽杀绝，获得荣华富贵的多是奸佞委蛇之徒。倒是南方，以及南方之南，保持着汉文化的某些遗韵，只是因为失去权力的依仗，添了些阴柔的气息，显得不如北方文化那么强悍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