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的可能
伯格曼所有电影，都致力于探讨现代处境下人面对的两个问题：
如何修复人与人之间难以沟通的紧张关系，缓解孤独的现代人的焦虑、不安、恐惧的精神状态？如何面对人和上帝之间的关系，用什么来挽救上帝缺席时人的信仰危机？
为了消弭这两对矛盾，伯格曼开出的药方都是：爱。
首先，在家庭关系中，伯格曼倡导一种真正的、具体的、切实的爱。爱不仅是一种仪式，不仅仅停留在言辞上，也不必通过小说、音乐或别的什么载体辗转表达，爱就是一种行动，爱首先要让亲人、爱人、邻人感受到。《秋天奏鸣曲》中，伊娃与母亲夏洛特对话，好似两把大提琴的协奏，随着对话变得声嘶力竭，和弦中断了：伊娃一辈子都在追随、模仿、取悦母亲，“在其缩小成少女的身体中窒息了，我们无法忘记她的发辫、有框眼镜、执拗的噘嘴和泪水迷离的双眼”，而母亲夏洛特，“如同一面镜子，她的爆发、她的缺席、她的充满陷阱的词句、她的谎言，这面镜子将被伊娃话语中的棱角打碎了”（约瑟夫·马蒂）。伊娃抱怨母亲从未真正爱过她，母亲的爱仅仅停留在言辞上，如同所有孩子，她需要的不过是母亲本身，母亲的呼吸、柔软身体、芳香气味、鼓励的眼神、温柔的声音，哪怕是看见母亲，与母亲待在一起就很满足，她不需要一个远在天边、光芒四射、站在舞台上被鲜花与掌声包围的母亲。这番对话，逼迫夏洛特坦白，她自己从小也没有被人爱过、不知道如何去爱；可是一旦夏洛特意识到自己丧失了作为母亲的爱的能力，她又无法承受这种爱的缺失，就逃走了，女儿与母亲再一次隔离。影片结尾，伊娃再次给母亲写了一封信，请求原谅，渴望再次相聚。母亲与女儿的激烈争吵，是一次宣泄，将遮蔽生活的谎言面纱撕扯掉，将隔在母女间的镜子打碎了，真相裸露出来，母女间的情感才开始沟通，爱才能在废墟上重新生长。影片的第一封信，是邀请和沟通的开始；影片结束，女儿的信，是和解与宽恕，是爱的可能，爱的开始。此片基调是温暖的金黄色，维克多旁观着母女间对话，用一种戏剧化声音对观众说：“我请求你的原谅，一切都还不算晚。”
《呼喊与细语》中，妹妹安妮病逝后，魂魄不愿离去，渴望两个姐姐多多爱她，她喊道：“接受我！让我温暖！留下来陪我！别抛弃我！”一个死人，存有对孤独的恐惧、对爱的渴望，爱的缺失，让死去的人灵魂难安。然而，死去的妹妹发出的爱之邀请，让姐姐卡琳和玛利亚惊骇极了，她们尖叫着，甩掉妹妹的手，夺门而出，留下妹妹独自承受死亡的孤独。伯格曼说：“如果没有充满柔情的动作，一切爱的词汇都是虚假的。”只有一个人，就是女仆安娜，这个真正的基督徒，在儿子被死神夺走后，依旧保持对上帝的虔诚信仰。安娜用她那双怜悯的、同情的、宽恕的眼睛，沉默地看着安妮所受的病痛和安妮两个姐姐孤单而虚假的情感生活。此时，安娜将死去的安妮的脑袋抱在怀里，让她枕在自己的大腿上，温柔地拍着她，安妮在安娜的怀里不是“死”了，而是安宁地睡着了，好似一个沉睡的婴儿，安娜坚定地看着前方……那个姿势，如同梵蒂冈圣彼得大教堂收藏的米开朗基罗雕像作品《哀悼基督》中的圣母玛利亚，将死去的耶稣横抱在怀里的样子。安娜这个名字来自《圣经》，代表信奉耶稣的《福音书》的单纯之爱，安娜仅仅是个女仆，没有多少上层人士的知识、教养，但她吐出的温暖气息能够让人穿越死亡、回归于爱，伯格曼说：“她本能地把爱与柔情给他人，她的爱完全体现了‘给科林斯人的使徒书信’的精神，在我看来，这一点非常重要。”
在上帝与人的关系上，爱，或许也是重建信仰的可能。
伯格曼说，拍摄《处女泉》（1960年）时，他对宗教是非常绝望的。《处女泉》的故事发生在十四世纪，一个基督教家庭，父母都是虔诚教徒，在一个春天早晨，他们的女儿、洁净的处女卡琳盛装打扮，穿过鲜花盛开的草地、明净的湖泊、浓荫的森林，前往远处教堂去向圣母玛利亚敬献蜡烛。一切完美到近乎不真实。灾难与暴力悄悄降临。在森林中，卡琳遇到三个“牧羊人”（注意啊，是牧羊人），他们竟强奸了洁白、单纯、对世界满怀善良愿望的处女卡琳（她还带着敬献圣母的蜡烛），并杀死了她，剥走她身上所有值钱衣饰（象征行刑者分走耶稣的衣物），将她一个人，孤零零地抛在森林里。这是怎样的悲惨呢？上帝为何要这样对待虔诚信徒呢？是试探吗？罪犯行凶时，上帝为何沉默？上帝不在了吗？卡琳的父亲托雷如同约伯，对上帝发出怨恨之声。他要复仇。他似乎不再相信这个基督教的上帝，而是回到自然神奥丁那里，他以传统的方式，沐浴、斋戒、用桦树枝条鞭打自己。经过这些仪式后，“父”坐在位置上，如同奥丁大神，看着沉睡的凶手，积蓄着愤怒，然后，他挨个杀死三兄弟。完美消失了，圣洁不再了，死亡与复仇是对上帝缺失的反抗。但复仇结束、暴力宣泄之后，新的信仰是否能重建呢？伯格曼表达了重建信仰的可能性。杀死行凶者后，死亡平息了愤怒，父亲呆滞地看着沾满鲜血的双手，喃喃自语：“神啊，请宽恕我所做的一切吧。”一家人前往森林寻找女儿，看着女儿孤单单裸露着躺在路上，母亲哀伤哭泣，父亲转过身，好似约伯张开双臂对着天空呼喊：“主啊，我向你起誓，为了弥补我的罪孽，我要在女儿尸体所在的地方亲手用岩石和砂浆修建一座教堂。”这意味着，完美、贞洁破除后，经历了罪孽、死亡、复仇，父亲重新认识了生命，在这个痛苦的过程中，他懂得了宽恕的意义，他要重建信仰……父亲抱起女儿的头颅，这时候，就在女儿身子下面，她躺着的地方，有泉水汩汩冒出来，泉水越来越多，流淌成小溪，所有人都跪在泉水边祈祷。女仆英厄莉也捧起泉水，洗涤她曾经的恶念、妒忌，她腹中胎儿即将诞生，卡琳的母亲在泉水中也释放了痛苦、绽开了笑容……宽恕是可能的，重建信仰是可能的，洁净的处女泉，汩汩流淌而出……
如果说，《处女泉》对这种重建信仰的力量还是模糊的，那么，在《第七封印》中，伯格曼将这种信仰，明确落实在“爱”上面。电影是从两种苏醒开始的：骑士苏醒后，看见的是死神，他以理性、智识来与死神博弈，换取的不过是延迟死亡时间，骑士最终死在自己城堡，这喻示着欧洲骑士制度及理性主义的终结。另一种，是巡回剧团的游吟歌手约弗的苏醒，他苏醒后做了一首诗歌，欢欣地坐在自然之中，歌唱着，吹着风，听着鸟鸣，嗅闻草木芳香，处处洋溢着爱。约弗感受到了真正的基督的爱。后来的情节是，歌手约弗带着妻子米亚和他们的儿子，原本是要跟骑士去城堡，当他看见骑士与死神下棋，他知道骑士是下不过死神的，就乘死神不留意，带着妻子、儿子走另一条路，离开了骑士和死神。这条路，是在自然中充满爱的、歌唱的诗歌道路。影片结尾，教士死了，骑士也死了，只有歌手约弗全家活下来，他们坐在草地上，在阳光中，远远看见在那乌云笼罩的山顶，死神带着骑士、教士及其他人，艰难跋涉……爱与歌唱，使他们战胜了死神，获得了新生。1975年，伯格曼接受采访，谈到对路德派基督教的态度：“宗教谈论两个主题——戒律与爱。烦恼的是，所有人都忘记了爱，却在心底呼唤戒律。于是问题产生了。”
尽管伯格曼提出了爱的信仰，爱是否可能？现代人身处异乡，爱能在异乡存活么？爱是否有力量来挽救日益瓦解的传统、日益破碎的家庭、日益原子化的个人？伯格曼是心存疑虑的。所以，伯格曼是努力要返回到故乡传统里，返回到自然之中：《呼喊与细语》结尾，是一个梦幻，三姐妹与母亲在花园里荡着秋千，愉快地说话；《沉默》中的母亲带着儿子在返乡途中，小约翰不再沉默，说出了“灵魂”两个字；《第七封印》中的诗人、歌手约弗，带着妻子儿子，摆脱了死神，影片是在草地上、阳光下，在美好的自然中结束；伯格曼晚年拍摄的《芬妮与亚历山大》，母亲与两个儿子，最终逃离了主教的阴暗城堡，回到祖母那明朗的、充满生机的白色大房子里，母亲同时返回到剧院、舞台。在伯格曼这里，故乡（传统家庭）、自然、舞台（电影、戏剧与诗歌）是一体的，都是歌颂爱的。在爱的可能中，伯格曼引用斯特林堡的话结束影片：“梦与现实是同一样东西。一切都会到来，一切梦都是真实。”
爱，或许是现代人用以抵抗自身处境、获得救赎的一条出路。
（本刊发表时有删节）
赵荔红，作家，现居上海。主要著作有《意思》《回声与倒影》等。
